宁波鼠疫灾难陈列馆
日军作恶,空投细菌
1940年盛夏,日本尝试加强封锁闽浙海岸线,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陆战队攻入宁波镇海,国民政府军队积极反攻,不过三五日即驱逐来犯之敌,成功收复失地。暑去凉来,浙东小胜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0月27日,一架日机侵入甬城上空,抛下大量传单:“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下午,日机再次入侵,依然没有轰炸扫射,却投下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繁华市区开明街一带。
人们发现,日机过后,跳蚤骤增,而且这些跳蚤个头比寻常的小,颜色偏红,十分诡异。亲历者钱贵法记忆犹新:“当时只见空中一片黄色云雾,听到‘沙啦啦’的响声,大家很是惊奇,隔了两天,很多居民发生病情,开明街口滋泉豆浆店赖福生夫妇首先暴亡。”
11月1日,患者日益增多,县东镇镇长毛稼生打电话与县城卫生院沟通疫情,最终达成共识:凡染疫者可随时向镇公所索取急诊劵,赶往中心医院急救。院长张方庆颇为重视,亲赴开明街现场调研,发现患者的基本症状都是头痛、高热、昏厥,部分喉间淋巴结肿胀,有的还伴有多处皮下出血,当即选择症状较轻者二人送院细致检查。
防止鼠疫感染的宣传资料
后经中心医院内科主任孙金鉐、医师周尧恒诊断,认为患者具有显著的鼠疫临床症状,建议向政府如实反映。与此同时,华美医院从患者王仁林身上作淋巴腺穿刺液涂片,再由美兰染色镜检,找到了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革兰氏阴性杆菌”。院长丁立成又从另一患者身上抽取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交由化验室注入两只豚鼠的腹股沟皮下,结果豚鼠相继死亡,通过解剖、镜检,证实鼠疫无疑。
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事后到宁波调查鼠疫,他在《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这样写道:“据浙江省卫生处及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报告,鼠疫传染来源,似与敌机在该两地(宁波、金华)低空投掷异物有关。”
1949年底,苏联在伯力军事法庭上审讯战犯,侵华日军人为制造鼠疫证据确凿。原关东军少将军医川岛清坦白招供:“石井中将曾拿一份中国医学杂志给我看,杂志上面记述着1940年间宁波发生鼠疫的原因,他还对我说,七三一部队派出远征队在宁波一带从飞机上撤洒过鼠疫跳蚤。”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官民携手,齐心战疫
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死者以千万计,古今中外,对鼠疫的确诊和宣布,无论医护人员还是政府部门,都是慎之又慎的。由于鄞县县长俞济民和省府派出机构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徐箴都在永康出席会议,县政府秘书章鸿宾毅然担起责任,召集相关人士会商办法,下决心封锁疫区。
11月3日,丁立成站在医学权威角度,向报界发表了疫情“实系鼠疫”的谈话。章鸿宾一边电报省政府,一边采取更为严密的全面防疫措施,最重要者如下:在民光戏院设立扑灭鼠疫临时办事处,凡是发现昏睡高热病人,即送民光戏院就诊;在同顺提庄、开明讲堂设立甲部、乙部隔离医院,分别收容疫区确诊病人和无染疫症状的居民及接触者,此后调整乙部隔离医院至永耀电力公司,开设丙部隔离医院于开明庵内,用于收治疫区内外疑似患者。
隔离医院鸟瞰照片
疫情突如其来,一些市民难免感到恐惧,千方百计逃出疫区,促使县政府加强管控,施工队日以继夜筑起一圈高约3米多的围墙,只留几处必要出口,以备工作人员进出。泥水匠戚信荣先是参加修筑,后来加入埋尸队行列,亲眼目睹了日军制造的人间惨剧:“病人的颜面犹如醉汉,两眼充血发红,表情惊恐痛苦,两手乱抓头发,头向墙壁乱撞,胡言乱语,狂叫一阵之后,昏死过去。”
5日早晨,连夜返甬的俞济民伤重住院,所有重要会议接洽,均在医院举行,王毓榛伤势较轻,负责支持督导。同日,浙东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时事公报》增刊“防疫专辑”,章鸿宾以俞济民的名义发布鄞县县政府第291号布告:“我们宁波不幸发生鼠疫巨祸,此病极易传染,凡疫区内住民及一切物件都要严厉封锁,为此布告全县民众一体遵照,不论亲友一律拒绝收容,如有不知利害暗中收容,准由邻居迳向本府或民光戏院内防疫办事处报告。”
俞济民
6日,鄞县防疫处正式成立,俞济民、章鸿宾分任正副处长,起初下设防治组、工务组、总务组、警备组,后又增设防疫经费筹募会。防治组自然重中之重,甲院针对鼠疫确诊者,配置医生、护士各一人,治疗手段主要是注射福白龙、康复兴、百乃定等退烧针,口服阿司匹林消炎药。至于乙院,一般先经洗浴更衣,每人注射鼠疫菌苗两次,留观相当时日确定无恙者准予出院。
掩埋组处理尸体
壮士断腕,扑灭“巨祸”
宁波发生鼠疫“巨祸”,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高度重视,9日,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中央防疫队第17分队长叶树棠偕队员4人抵甬,带来疫苗2900瓶。消息传到重庆,军政部指定卫生工程师高惠民、技士张学渠,率领第4防疫分队第1队,随身携带疫苗等医疗物品支援宁波。随着人力、物力增多,鄞县防疫处决定扩大预防注射对象,规定疫区外凡与疫区人员有过接触的其他居民,全市中小学生都要接受注射。
经过各方半个多月严格防控,疫情得到有效缓解,外逃病人大部追回,未造成疫区外大规模传染。23日,第十七次防疫会议原则通过“曾经染疫病人居住及死亡之房屋,经叶树棠队长等专门人员商讨结果,认为已经消毒二次,不至再招危险,可准予启封,由各房主自行扫除清洁”。
媒体报道疫情
25日,政策似乎有变,俞济民要求“调查疫区应焚毁之房屋,所有间数、种类等,均应详细造册报处”。毫无疑问,焚毁疫区事关重大,地方官员断不敢轻易做主。28日,俞济民在第十九次防疫会议上指出:“鼠疫封锁区处置问题,几经中央防疫队,省卫生专门人员及地方人士慎重研讨会佥,该处房屋建筑简陋,基地低湿,鼠蚤既经繁殖,虽曾施用硫磺熏蒸,断难肃清,遇机仍有复发之危险,经决议焚毁,以绝后患。”言下之意,焚毁疫区乃集体拍板。
那么究竟是谁最早提议的呢?时任浙省民政厅长阮毅成晚年在台湾撰文道出真相:“陈万里谓要彻底消灭鼠疫,只有将疫区房屋予以焚毁。否则用任何方法,均无法使其断根。我乃长途电话徐箴,有无执行困难,他说困难当然有,但只有省政府有决心,一定可以克服。”
中山东路焚毁情况
30日晚,陈万里、徐箴代表省政府到场监督,疫区11处引火点同时起燃,霎时烈焰腾空,经4小时焚烧,137间房屋尽付一炬,留下满地瓦砾废墟。此举异议颇多,有人质疑“必要性及其取舍标准,其论证未必是充分而严谨的”。毛翼虎当时在县里做文秘,他的看法比较冷静:“主要问题在于善后,政府没有采取积极办法,特别是焚毁疫区后,使得许多人流离失所。”防疫处原本计划通过社会募捐来帮助疫区居民,然而数月后日军攻占宁波,计划也就无从实施了。
不管怎么说,宁波鼠疫迅速扑灭了,这场灾难最终造成至少112人染疫死亡。翌年秋冬,日军又在浙江义乌撒播鼠疫细菌,疫情很快扩散至邻县东阳。黄绍竑强调:“各地行政当局应抱壮士断腕之精神,勇往以赴,庶可期疫势于短时期内予以扑灭,杜绝蔓延,用建事功。鄞县发生鼠疫,县地方行政当局遵照省卫生处指导,严格执行,疫势即告终止,即为明证。”平心而论,宁波精英阶层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的表现,总体上可圈可点。
疫区东后街照片
部分图片翻拍自《宁波鼠疫纪实》,感谢作者水银先生同意使用。
参考文献:
1、水银编著:《宁波鼠疫纪实》,宁波出版社2015年版
2、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主编:《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年版
3、中央档案馆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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