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热闹的常德城区鸡鹅巷迎来了几位日本人,在人们狐疑的目光中寻访记录。这个“日本细菌战受害调查团”的到来,在50多年后揭开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已经结痂的伤疤,也为常德史上最大的一起跨国官司埋下了伏笔。
时间追溯到1941年11月4日,一个异常寒冷的拂晓。寂静的常德城安然静卧,身旁,沅水母亲河蜿蜒东去,在大雾中发出苍凉的白光。突然,一阵尖锐的警报声撕破粘滞的浓雾,将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男女老少慌乱地离开房舍,向城外七里桥、船码头等地疏散。
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带着可怖的呼啸,沿城中心法院街(今建设西路)、关庙街(今朗州中路)、鸡鹅巷(今和平西路),绕向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今人民东路)等街区,一路投下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烂布条等杂物。空袭警报一直到下午5时才解除,没有炸弹、没有伤亡,这次空袭令陆续回到城里的人们非常惊异。
谁都想不到这些东西是死神的帖子,但谁都本能地感觉到这中间包含着危险。时任广德医院院长的谭学华对空投物进行检查后,认为日军撒下的很可能是鼠疫杆菌。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常德发出的急电并未加以重视,且起初未发现鼠疫病人,因而各方都忽视了潜在的危险。
死神一步步向常德人民逼近。
今天,在常德人引以为傲的诗墙上,镌刻着常德本土诗人杨亚杰写于1995年的诗作《蔡桃儿》。蔡桃儿就是在日机空投鼠疫跳蚤后的第7天,第一个被发现病症的人,当时年仅12岁。当亲人的眼泪和呼唤,留不住她年幼的生命时,长不到3000米、宽不到1000米的常德城里也开始大量发现鼠疫病人,接下来,夫埋妻,父葬子,几天内一家家成绝户,几月之中新坟垒旧坟。
1942年常德人民经历的这场细菌战,是针对平民的看不见血的大规模屠杀。残忍的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密切关注着鼠疫细菌的杀戮效果。在常德究竟有多少无辜平民命丧于此,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1996-2000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通过长达近5年的艰苦调查,仅记录的有名有姓的死者为7643人。
50多年后,当获知日本左派人士率先展开细菌战调查,且掌握了大量翔实的资料时,在细菌战梦魇中痛哭的受害者坐不住了,所有具有民族感情的常德人也坐不住了。经过近一年艰苦的受害调查,1997年8月11日,常德市民何英珍和王选等五名原告,在日本律师的陪同下,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起诉状,向世界宣布:我们来讨还50多年前的血债了!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路是漫长的,历时十年,180名原告,数百公斤证据资料,39次开庭,200多人次赴日声援,130万人卷入其中。也许从一开始,这场诉讼就被很多人定义为没有胜利可言,但漫长的过程本身就是其意义所在。每一次庭审,每一次判决,都更多地揭露了中国人受害的事实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事实,从而引起两国人民对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关注。
对常德人而言,对日索赔败诉了,但还原真相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去年11月,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正式挂牌成立,而在这之前,一群花甲老人已经在条件简陋的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处默默地志愿服务十多年。而今,虽然我们不愿意看见,但这群年事已高的对日诉讼原告已不可避免地老去,有的备受疾病折磨,“可我们谁都不愿放弃。现在协会拥有200多名会员,自愿进行受害者补充调查,我们正在抢救常德那段将被带进尘埃的屈辱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72岁的徐万智老人至今仍坚持在协会义务值班。今年4月,他和浙江的几名受害者一起再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向日本国会请愿,宣讲受害者调查以及诉讼情况。
一场战争留下的伤痛,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可铭记、追问、总结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能力之所及。特别是常德人,再次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谁都无法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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