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6-03-02 15:11:07

　　日本对浙江的细菌武器攻击,始于1939年6月,终于1945年夏,历时6年多,地域遍及大半个浙江省,浙江人民受疫菌感染人数达30万以上,死亡超过6万,受害群众的苦难触目惊心。

　　1925年6月17日,世界各国代表在日内瓦签订协议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日本也是签字国,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在我国秘密建立731和1644细菌部队,大规模残害中国军队和平民。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拒不承担应有的国际法义务,公然违反国际法,丧心病狂地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浙江是遭受细菌武器灾难最重的地区之一。

　　细菌战是指日军开发病原体作为武器,在中国军民中进行传播,以达到致人伤亡的目的。为了大量制造感染力强而毒性大的病原体,就必须进行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活体里植入细菌后其毒性更趋强烈。日军731部队给活体植入细菌后,在人死亡前解剖,把带有菌灶的内脏器官取出细菌,再移植到另一活体上。反复这一过程采集毒性强烈的细菌,把它作为菌株,大量进行培养。日军得到细菌武器后,在交战区或非沦陷区从空中撒下,或投入河中,或投入井水中,或在人口集中的场所,以期得到传播。

　　细菌武器不仅对前线的军事人员具有杀伤力,它还能成为制造传染病的策源地,对大量平民造成极大的伤害。日本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其目的是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同时也弥补其国小兵源少,军事物资供应匮乏的劣势。据现有的资料,日军在浙江使用的细菌武器共分6种,即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炭疽。日军在浙江有三次较大规模的细菌战,第一次是1939年、1940年期间,日军对萧山、宁波、衢州、义乌、金华等地的攻击;第二次是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对金华、衢州、丽水、云和等地的攻击;第三次是1944年在丽(水)温(州)战役期间对丽水、衢州、温州等地的攻击。日军的细菌战地域遍及大半个浙江省,致使这些地区许多无辜平民死于非命,造成极大的灾难。

　　一、1939年、1940年间日军对浙江的细菌武器袭击

　　日军于1939年6月在浙江萧山首先使用细菌武器。当时,浙江的局势是中日两军隔钱塘江对峙,地处钱塘江南岸的萧山与已沦陷的杭州隔江相望,因此,萧山成了日军首先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目标。日军在萧山投放的细菌菌种比较多,而且施放的范围广。受到细菌武器攻击后,萧

　　山东部主要流行霍乱,北部流行脑膜炎,南部流行炭疽病、疟疾、疥疮等。1939年6月4日,日机飞到萧山境内,投下有毒食物,如糖果、糕点等。据浙江省第二十九流动学校校长郑来兴称:“本月四日上午九时五十分,有敌机七架过境,当时本校学生疏散在田野间,忽有一机掷下用绿色有光纸包之酥糖一包,学生杨志向拾得,将酥糖喂一老狗,狗食之,顷刻毙命,是以酥糖内含有重大毒素。”[1]为防止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误食,县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各地采取预防措施。萧山许多地方还在香烟内发现有毒物品,有种叫“大英牌”的香烟内,日军派人布放了毒菌针,“该项毒针,长仅四五分,误食之,即中毒致死。据报,一难民在东仰黄栗村公兴祥店内,购得‘大英牌’香烟,当燃着吸食,遽微闻爆炸声,三分钟后,即头腹绞痛,呼吸困难,不能言语,嗣后诊治,呕吐麦色浓沫,次日仍昏迷不醒。”[2]6月7日,日机在萧山的头蓬、南阳、靖江等地投掷白色絮状毒物,有被触及眼珠者,眼球红肿,旋即头部肿胀,神志不清,直至死亡。如有人饮了遭污染的水,即发生上吐下泻,四肢麻木、抽搐。6月8日,日机在龛山等地投下毒气弹,13日在义盛、靖江投下细菌弹,不少乡民感染后,上吐下泻,四肢麻木,惨死在疫病中[3]。同日,日机在绍兴沥海所一带散放大量白色粉末。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对这些白色粉末进行化验,“施行细菌各种分类培养法至二十四时后即起变化,经四十八小时后,第一号管内即呈明显混浊,第二号管内则呈棉花样浮球,第三、四、五号不适培养,不起变化。亦再将该项标本染色用显微镜检验,果见玻璃片标本上有大量之破伤风、白喉等杆菌,及形似肺炎点菌等病,……查破伤风、白喉、肺炎等均为传染最猛烈之症,除已饬属严密防范外,理合备文报请鉴核等情。”[4]除了以上文献记载,近年的实地调查仍能充分证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给萧山、绍兴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据靖江镇伟南村余金木老人回忆,当时村里流行一种“大头病”,日本鬼子把病菌放到水中,有人喝了这种水就染上这种病,发病初期就不会说话,全身发红,上吐下泻,四肢抽搐。一旦染上此病人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余家一户就死了5人,先是两个哥哥,不久妹妹和小叔也死了,后来爹爹也死了[5]。同村的陈宝福也回忆说,得病人先手脚麻木,发寒热,很快就断气了。村里很多人死于这场病。张根一家遭此劫难,无一幸免。由于当时非常流行这个病,极易传染,弄得人心惶惶,很多人家很早就关门了,只能躲在家里发愁,深恐病魔和死神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如果听到哪家有哭声,就说明这户人家死人了[6]。位于萧山西北部的宁围镇宁安村赵木根说,当时流行一种病,称之为“脑膜炎”,是日本鬼子从飞机上放细菌下来感染引起的。得了这种病以后很快就死了,一户人家死三四人是常有的事。邻居来发家死了爷爷和小叔叔,两人中午胃口还很好,吃了两大碗饭,身体很健康,到晚上突然得病死去了。这种病极易传染,死了很多人。萧山南部的楼塔和云石是受日军细菌武器侵害较严重的乡镇,云石乡沈村沈信康老人说那时村里生病的人特别多,有的烂腿,有的是疥疮,有的隔几天就要发高烧,很多患者死了。石牛山村沈友良说,那时村里共有300多人,有200多人均染上了一种叫“疥疮”的皮肤病,病情相当严重。村民因无药救治,死的死,逃的逃,情形相当凄惨[7]。临浦镇的吴云老人回忆说:日寇使用细菌武器,使得霍乱、脑膜炎、炭疽病、疟疾流行,我外婆感染霍乱死去,死时年纪不过50刚出头。我家虽是医生家庭,也全家发疟疾。被日寇细菌武器害死的人,比直接死于枪炮炸弹的人要多好几倍[8]。

　　1940年起,日军加大了对浙江进行细菌战的规模。8月16日,日军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少佐赴杭对奈良部队传达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并派飞机到宁波、衢县、金华搜索细菌战的攻击目标。9月10日,井本熊男根据航空照片确定宁波、衢州、金华三地的目标位置。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机从衢州东北方向的高空飞抵衢城上空,在200至300米的低空沿城西的西安门、上营街、水亭街、下营街、县西街、美俗坊等居民区撒下大批麦粒、黄豆、粟米、麦麸、碎布、棉花、跳蚤、小纸包(每包约有10只跳蚤)及宣传单。日机来回往返撒播两次。上述各街道、里弄的地面上,居民住宅的屋顶瓦片上,以及废墟上,到处可见日机撒下的疫苗。10月10日后,在衢城上营街、下营街等地陆续发现死鼠,并相继有李明江、陈从德、王学恭、徐天明、伍振兴等多人突患急症死亡。据死者家属反映:“死者在患病期间均有高热、畏寒、腋下淋巴结肿痛等症状”。县卫生院医生初步诊断为疑似鼠疫。11月12日,柴家巷3号居民又有多人发病,病人均有头痛、面部发烧、胸闷呕吐、鼠蹊腺肿等症状。经衢县卫生院分别对患者穿刺取淋巴液染色镜检,均发现革兰氏阴性杆菌,初步诊断为鼠疫。同日,衢县卫生院向县政府报告:“城区发现鼠疫疫情”。县政府即日通过电话向第五区专员公署、省卫生处、省政府报告:“衢县城区发现鼠疫疫情”。此后,城区内陆续有染疫者死亡,11月22日,衢县警察局向县政府报告:“衢城罗汉井、水亭街、宁绍巷已有8人先后患鼠疫死亡,要求县府请省民政厅派防疫队,拨药莅衢防治”。同日,《东南日报》报道:“衢发现鼠役,死亡人数已达10余人”。12月2日,驻衢的省卫生处技术人员吴昌丰及福建省防疫专员柯主光对患者作淋巴液检验,检出革兰氏阴性杆菌;同时将淋巴液作细菌培养,嗣后亦见有鼠疫杆菌发育;在实验室中,又经动物接种,亦获阳性,从而进一步确诊为腺鼠疫病人,均发现有鼠疫症状和杆菌。因此,衢州鼠疫得到完全确诊。此次衢县鼠疫发生,其流行期间自10月10日至12月25日,衢城疫势已扩大到8条街巷,确诊鼠疫病人22人,死亡21人。居民中因害怕患鼠疫而被全家隔离,以至有的疫户有意隐匿不报疫情;也有居民迷信,求神拜佛,这样未经治疗而死亡的病人,也为数不少。1941年,日机轰炸衢城,居民被迫疏散农村,许多鼠疫病人逃往农村,造成疫情继续扩散。如天皇巷居民丰炳贤患鼠疫死亡,其父携全家逃避到西郊古铜村郑炳华家,使郑炳华染疫死亡;丰又逃到姜家山村,造成该村鼠疫流行,先后有8人死亡。大西门居民蔡荣章及家母患鼠疫死亡,妻子携两个儿子逃到江山县城,疫情扩散到江山县。至1941年12月底,衢县鼠疫疫情已蔓延至全城58条街巷和花园、柯山等13个乡镇。这一年,经衢城各医疗、防疫单位就诊并确定为鼠疫患者就有281人,死亡274人,而染疫的其他13个乡、22个村的病死者还不在其内。当年,衢城因患鼠疫而全家死绝的有17户,一家死3口以上的有20户,一家死2口的有29户,惨遭鼠疫危害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有54户。根据衢县各乡镇上报县临时防疫处的疫情报告统计,这一年全县城乡患鼠疫死亡人数达2000余人(不包括逃避农村,死亡后隐匿不报或漏报者)[9]。鼠疫流行期间,衢县城乡人心惶惶,社会一片混乱。

　　在宁波地区,1940年10月27日遭到日军细菌武器的空袭。这天早晨,一架日机侵入宁波上空。散下传单,写有“重庆在闹饥荒,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下午2时许,又有一架日机侵入宁波上空,撒下大批面粉、麦粒,开明街上空顿呈一片黄色云雾。日机过后,当地居民立即发觉跳蚤骤增。后来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菌的疫蚤。29日,就有人染疫发病,30日,开明街口的滋泉豆浆店的赖福生夫妻首先暴死,接着,隔壁的开明街王顺兴大饼店和中山东路的元泰酒店、久和祥烟纸店、宝昌祥内衣店等都相继死了人。至11月3日,患者36人中,死亡16人。次日又死7人,一天后再死20人。其中元泰酒店共死36人[10]。时宁波私立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对患者作淋巴结穿刺液的涂片镜检,都找到了典型的鼠疫杆菌,丁还把鼠疫疑似患者的血液和淋巴结穿刺液,注入豚鼠体内作动物实验,2只豚鼠均于24小时内死亡。取其腹股沟淋巴结液作细菌培养和涂片镜检,又找到了鼠疫杆菌。标本送到浙江省卫生试验所,确诊为鼠疫杆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得到报告后,还派省卫生处陈万里等人到宁波调查处理,确认鼠疫系由日机投放疫菌所致。陈万里还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署和浙江省政府专门作了报告。当时美国记者鲍威尔证实:“凑巧我这时去宁波,也在场……由于日军在当地进行了细菌战,中国农民就像毫无用处的小虫子,被杀死不少,这事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怒”[11]。日军731部队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也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是他奉命将杀人细菌装入特殊容器的,由远征队带走。这次在宁波投下的毒物有疫蚤5公斤、伤寒杆菌70公斤和霍乱弧菌50公斤[12]。这次鼠疫给宁波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自10月29日至12月6日,在隔离病院诊治的61人中仅2人幸免于难。另有未隔离前就外逃的38人均先后死去,内有9户全家死绝,据后来的调查证实,此次因染疫而死的平民共有117人[13]。

　　日军在宁波使用细菌武器,在肇事者的供认中也得到印证。日军731部队生产部柄泽供认:1940年,我的上司铃木吩咐我制造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我知道还带去5公斤鼠疫蚤,由石井率领的远征队运到华中宁波一带去,在那里实际使用过,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为搜集这次细菌攻击效果,特留下野崎带领的小分队,结果弄到了几份记载有关宁波一带瘟疫流行的报纸。731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教育部长西俊英都供认日军细菌部队在宁波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1940年11月27、28日,数架日机在金华城区上空盘旋低飞,机尾上喷散类似烟雾的东西,在金华的通济桥、马门头、乡间五里牌、秋都乡一带最多,经当地医院作菌液染色镜检,发现有颜色、形状都与鼠疫杆菌一样的细菌。经浙江省卫生处检验,证明确系鼠疫杆菌[14]。此后,在金华城法院街捕杀沟鼠检验,发现沟鼠身上有鼠疫杆菌。12月5日,黄绍急密电重庆蒋介石:上月28日敌机在金华散布之白色颗粒,经省卫生处陈万里等5员严密检验,辨明确系鼠疫杆菌[15]。据载该县有167人染鼠疫病死[16]。另据《东南日报》1940年9月30日报道:从6月下旬起,日军细菌部队还在诸暨、东阳、义乌、兰溪、永康等县实施细菌战,引起霍乱等疫病的流行,民众罹难病死为近十年来所罕见。仅据当时东阳、义乌、兰溪3县的初步合计,被传染的有438人,死亡361人。

　　二、浙赣战役期间日军细菌武器的攻击

　　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再次对浙赣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实施更大规模的细菌武器袭击,给浙江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在浙赣战役全面爆发前的1941年10月,义乌等地已经再次受到细菌武器的袭击。10月2日,义乌县城北门发现死鼠,8日就发生2个居民暴死。经卫生院检验“有鼠疫嫌疑”。继而疫病蔓延到寺前乡、苏溪镇一带。据1942年12月12日《浙江日报》的专文揭露:义乌城北上年发生的鼠疫,至1942年浙赣战役事变起止,共计染疫173人,死亡138人,苏溪镇等疫区有20多间房全部焚毁。后又有目击者证实:义乌这次染鼠疫病者308人,死257人[17]。整个县城成了恐怖世界,浙赣铁路客车也不在义乌车站停靠,许多人把自己的家属埋葬后接着自己也病了,很快地死去。许多人家死了人,没有人料理丧葬,邻居害怕传染,早已远避。到后来,疫区里的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只好活生生地在家等死。东阳的鼠疫有两个传播途径,一是从义乌传入的,东阳的东白乡人蒋顺高,途经义乌回东阳,染上鼠疫,妻子弟弟弟媳相继死亡,并迅速向四周蔓延,同村人受到感染,接二连三地罹疾而死。巍山镇一中医应邀去东白乡治病,病没治好,他自己却染上鼠疫,牵连到一家四口全部死亡。红旗乡一个在义乌做泥工的染疫身亡,家人在处理丧事中也受感染,一家6口全部死亡。第二个传染源是日机在东阳县歌山乡歌山村空投鼠疫,引起鼠疫流行,并向周围村庄传播。从1941年11月25日至翌年5月,染疫者95人,死92人,有一家9个亲人被毒杀[18]。有全家惨死的,有自掘坟墓,坐以待毙的,甚至未死先埋,棺材内还传来病者呻吟与惨叫,真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从1941年8月至10月,兰溪发生真性霍乱,染鼠疫者36人,死亡12人。

　　为了在浙赣战役期间使用细菌武器,日军731部队作了精心的准备。1942年4月,日军细菌部队生产鼠疫、炭疽菌24公斤,6月至7月又生产炭疽菌140公斤[19]。据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材料,731部队生产细菌的第四部部长岛清和分部长柄泽十三夫的供词:1942年,731部队派出约100人的远征队到浙赣地区,生产部派8人,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菌供远征队之用[20]。据参加过此次细菌战的古都良雄供认,他参加过把盛有细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泽和居民区去的工作。其他的日本战犯也都有供认:日军731部队上田弥太郎称,他们一个班在1942年4月前后,用了两个月就生产了抗热性干燥鼠疫菌40公斤,当时就装入细菌弹,由731部队运到南京,投到浙江的玉山地区(原文如此)。另据731部队的川岛供认,1942年6月间,石井根据大本营的命令,两次召开全部队指挥员会议,宣布要带远征队到华中去,研究地面传染方法。7月,石井率远征队从哈尔滨出发到浙赣线上的衢州等地再次用鼠疫、伤寒、霍乱和炭疽等细菌武器残杀中国军民。7月初,远征队约120多人乘飞机和火车抵达南京后即赴衢州一带实施细菌战。当时在金华设有中国战俘营两处,被囚人数共约3000人,日军预备了3000个特制烧饼,做好之后经过相当时间,再用药针把细菌注射到烧饼里去,将其送到集中营去,分发给中国战俘食用,然后把他们从集中营中放走,目的是要引起伤寒和副伤寒流行[21]。日军还特制成三、四百块细菌饼干,交给日军士兵掷到中国居民院墙下面、树木下面及行人休息地点,仿佛是日军士兵忘掉的,使中国人吃了后染上细菌病。

　　1942年,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在南京“荣”字1644部队掩护下,两次用飞机将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菌苗投撒在汤溪等地。经调查取证统计,当年700人左右的汤溪镇下伊村,遭细菌战死亡的就有254人,其中因鼠疫死亡132人,因伤寒死亡99人,因炭疽死亡15人。炭疽疫菌是当时日军在浙赣沿线使用的重要细菌武器,主要症状是全身皮肤溃烂,尤其以腿部的症状最为严重,俗称“烂脚病”。它会通过坏死的皮肤和肌肉组织渗入血液循环系统,患者会出现浑身乏力、出虚汗、发烧、打冷颤、面色苍白、头痛、虚脱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皮肤性炭疽会导致死亡。金华汤溪镇是受炭疽菌伤害较重的地方,该镇陈彩富的两个弟弟都是因炭疽菌感染烂脚而死的,他的父亲也是烂脚,终身未愈。该镇的伊文秀回忆说,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七八月,他的父母和弟妹都因感染鼠疫、炭疽而亡,至今他的背部还留着10个铜钱大小的炭疽疤痕[22]。当时汤溪还流行脑膜炎,洪宝善的叔伯、邻居都死于脑膜炎,他回忆说,当时汤溪是烂脚多、死人多、狼也多,狼衔着死人的腐肉嚎嚎叫着满野乱窜。此外,金华城内、白龙桥、乾西乡、东孝乡、雅畈镇等,炭疽感染受害情况都十分严重,如乾西乡上天师村300多人,近三分之二感染皮肤炭疽;雅宅村600多人,感染者有200多人,上百人死亡。据1999年10月的汇总材料,仅金华县和婺城区因皮肤炭疽死亡者653人[23]。幸存者则多烂手烂脚,痛苦一生。江山县的大陈、淤头、广渡、上余等许多乡镇,都有“烂脚病”,其中大陈乡全乡发病2130人[24]。江山县峡口镇王村乡溪上村郑发明,1943年5月受到炭疽感染,当时骨头都烂出来,如此烂了5年,后来会走路了,但双脚成了黑脚,黑脚年年发痒,到1977年时又烂了,四处求医,没有治愈,痛苦不堪。富阳县常绿镇双溪村杨关海,1942年7月受感染,右腿溃烂,1976年因烂脚发展到骨髓癌而截肢。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日军不但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而且在这期间还对其实施细菌战的部分地区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活体解剖,以验证其细菌战的效果。义乌县的崇山村就是遭此劫难的一个地方。1942年9月,日机先在崇山村上空投下了鼠疫菌,一个星期后,当地居民染病后陆续死亡,先是有个外号叫“老虎”的壮汉,突然发高烧,抬到中医王道生家求治,但毫无结果,并于当日暴死。次日,发现王医生夫妇也口吐白沫咯血死亡。接着发病致死者与日俱增,崇山顿成人间地狱。此次鼠疫流行达两个月之久,全村发病391人,死亡386人,有19户人家灭绝。1942年11月18日,身穿防护服的日军侵入崇山村,用枪刺刀把村民用绳索拴在一起,检查身体、吃药、喷药水,然后把村民拉到山林寺,对平民百姓开膛挖心进行活体解剖。幸存者吴老太说她亲眼看到鬼子把王关夫的未过门媳妇吴小奶缚在木椅上,剥光衣服,鬼子用刺刀剖开吴的胸膛,取出她的心肺,而吴小奶临死前的双脚还不住地乱蹬。事后日军又在崇山纵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崇山村成了一片火海,400余间房屋被焚。

　　丽水因为是浙江抗战的后方基地,又有一个军用机场,因此也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点地区。1942年8月下旬,日军准备撤离丽水之前,有组织地在丽水各地散播细菌武器。日军在丽水主要是通过空投、在饮用水和食物中散播疫菌的。为了彻底破坏机场,日军在机场附近进行大规模疫菌撒播,使其成为传染病流行区。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员、支那派遣军参谋的井本雄男在其《井本日记》中记载,8月28日,日军通过地面撒播的办法,在紧靠机场的天宁寺后、官屋基、和尚岗、上岗背、关后、望城岭、长坑以及城南和碧湖镇一带撒播鼠疫跳蚤,一个月后,这些地方几乎同时出现老鼠大量死亡和逃亡的奇怪现象,继而在人群中发生高热、畏寒、头痛,鼠蹊、股、腋、颈淋巴结肿痛,死亡率极高。并向周围地区扩散,碧湖镇的鼠疫传染到36个村,有姓名可查的死亡人数就达870人[25]。日军还在流经丽水的重要河流好溪以及丽水城内的饮用井水中投放疫菌。座落机场东边的青林村,世代饮用好溪的水,据陈朝昌老人回忆,1942年8月23日下午3时许,一队穿白衣的日军在青林村北2里处,向好溪扔了一个球形的东西,此后,伤寒便在该村传染开来,有52人死亡。位于好溪下游的芦埠村民,因饮用被污染的水,有25人患毒血症死去。丽水城边的水东村,村民由于饮用了有疫菌的水,导致霍乱流行,共有61人死亡。这样的传染病还在其它许多村庄发生,并出现大量人员死亡,郎奇村死亡58人,魏村死亡39人,苏埠村死亡43人。日军还置放带疫菌的食物诱人食用,据《丽水县政治志》(未刊)记载,日军在撤离丽水时,在九里至天宁寺一带丢弃许多大饼,居在城郊黄泥山的翁康宝,把拾到的饼给妻子和儿子吃,结果妻子和两个儿子患霍乱死亡。类似的事例在其它村也经常出现。机场附近的村民因吃了日军遗下的酱油精,患上烂足或周身溃烂的病,有的死亡,有的终身不治。

　　云和县是当时浙江省国民政府的流亡地,日军在地面上使用陆军对云和攻击失败后,于1942年8月26、27日在云和空投细菌弹,引起云和县鼠疫的流行。首先出现鼠疫病症的是离县城3里地妙严寺里的浙江省儿童保育院,那些被日军杀死父母亲,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儿童,接二连三地发病死亡,并迅速蔓延。浙江省政府临时组成防疫委员会,立即实行封锁疫区,保育院难童全体消毒,然后,一把火将数千平方米的唐代古寺烧成灰烬。然而疫菌并没有被消除,9月,云和城乡除普遍发生烂脚、烂疮外,还出现痢疾、脑膜炎等传染病。沙溪乡高胥村痢疾流行最为严重,上村林家大院就死了30多人,林大旺一家就死了10多人。中正街街头裁缝铺一个叫陈云香的妇女,早上起来刷牙,看到天井里有只死老鼠,忽然觉得小腿有跳蚤爬动,忙卷起裤管一看,发现有颗小红点,当时并不在意,中饭后,发现大腿叉(鼠蹊部)有一肿块,继而畏寒发热起来,忙请医生诊治,才知已患上鼠疫。县城西街赵庆邦的父母同时染上鼠疫,外嫁在乡下贵溪睦路村的女儿回来探望,也被感染,且把疫情带到夫家,甚至引起丈夫一家全部死亡。更为严重的是睦路村许多人也感染上了鼠疫。这里发生的“腺鼠疫”,死亡率高达81%以上,这时全城震动,合县惊惶。

　　日军打通了浙赣铁路后不久,就从衢州撤退,停留在金华。1942年8月25日,日军细菌部队司令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秘密布置。自26日至31日,石井一方面派飞机在中国军队阵地及防区空投带鼠疫菌的跳蚤,另一方面,派细菌战部队随同地面部队撒播细菌,从玉山经开化华埠至常山,经球川、白石至常山;从广丰经新塘边、清湖至江山;从常山经衢州至龙游;从江山经后溪至衢县,在沿途各城乡居民区的井水、水塘、食品中投放霍乱、伤寒、炭疽菌、鼠疫等病菌。8月31日,日军全部撤离衢州,此后,衢州沿浙赣线的各县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了鼠疫、痢疾、伤寒、副伤寒、霍乱、炭疽等传染病。江山县的清湖镇七里桥村农妇薛泉妹的3个子女最大的不到10岁,均因吃了日军放在竹棚下的带霍乱菌麦饼,上吐下泻先后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湖镇附近6个自然村中被日军细菌武器杀害的就有100余人。江山、常山两县沿浙赣线有120多个自然村,被日军细菌武器杀害的就有4500余人。据《常山县志》记载:1942年仅宣风、声教两个乡就有2000余人患疫死亡。又据1942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9至12月,全县患疫总人数达2万余人,死亡3000余人。1943年5月,衢州各县鼠疫、霍乱等疫病继续大流行。常山县所属的浙赣沿线各乡镇就发病10241人,死亡1506人。江山县的溪上村有300余人,感染炭疽病致残致死者就有100人以上。据《开化县志》记载:1943年该县仅梅岭、西山、下坞、东坞、姜坞5个村统计,死于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等传染病的就有300多人。据衢州市区马站底居民邱大星回忆:1943年他曾担任衢县防疫委员会宣传股干事,那时衢县确实因受细菌战死了许多人,他的亲妹妹年仅12岁,染上日军撒下的炭疽菌,颈、背、肩部溃疡,患了炭疽痈活活痛死,临死前还哭着说,爸爸妈妈想想办法救救我啊,给我求求上帝啊,这样烂下去,我会烂死的啊。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1943年,衢州各县患霍乱、伤寒、炭疽等传染病者共45000余人,死亡7600余人。

　　三、1944年龙(游)衢(州)、丽(水)温(州)战役期间的细菌战

　　1944年6月26日,日军第二次侵占衢县,于同月29日撤离,此后衢县又发生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疥疮等传染病大流行,仅疟、痢为例,衢州所属的衢县、龙游、江山、常山、开化5县,年发病人数均在10万人以上。据《龙游县志》记载:1944年龙游县18个乡镇统计,年发病25000人,死亡2948人。衢县32个乡镇统计,当年发病10608人,死亡1254人。同年,江山县城区发生鼠疫流行,发病49人,死亡44人。常山县声教、宣风两乡又发生霍乱、伤寒、副伤寒、疟疾、痢疾等传染病,发病4065人,死亡958人。仅1945年常山县21个乡镇统计,累计发病50000余人,死亡10000余人。1946年5月,衢州各县仍继续发生鼠疫、霍乱、伤寒等疫情,衢县东南部的9个乡镇,就发病12916人,死亡584人。常山县12个乡镇,发病47000人,死亡4000余人。9月7日,衢州《大明报》报道:“常山县入夏以来,恶性疟疾流行猖獗,无奈医药两缺,又无适当降疫措施,疫势有如无羁之马,如今二十一乡镇已无一片净土,死亡累累,厥状甚惨,兹据非正式统计,全县死亡数已达四千余人,禾弃于田乏人收割,全家灭口者亦时有所闻”。10月17日衢州《大明报》题为“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开化境内恶性疟疾依然猖獗”的报道,称“开化县一个月患疫死亡一千余人,疫势蔓延无止境,自灰埠至开化,病者十分之五,儒廉、士贤、集宁乡尤为严重,每乡死一千数百人不等,身历其境,男女老少面带病容。”由于日军的细菌战,致使衢州地区从此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疫情复发,到1948年,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人数5万余人[26]。1947、1948年国民政府卫生署为帮助衢县的鼠疫预防活动,几次派遣医疗防疫队赴衢县。中央和地方各行政机关合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联合国救济总署、国际红十字会等的保健、救济组织的援助在内,300余名医疗防疫工作者的长期努力,到1948年,衢县的细菌病源终于得到控制。

　　在丽水地区,日军于1944年8月25日侵占到9月16日撤离。在此前后,日军通过飞机或实地播撒,在丽水许多地方实施细菌武器攻击。1944年6月17日,9架日机空袭丽水,投下30余枚炸弹,其中1枚落在城里李常春家门口,李因此感染鼠疫,于20日死亡。随后,李的妹妹、幼子、侄儿、邻居共7人先后死去,7月2日的《东南日报》作了报道,称经镜检确诊为鼠疫。日军占领丽水城后,继续在乡村播散疫菌。据1944年9月3日丽水县长朱毅生致浙江省主席黄绍密电称:“未陷(8月30日)敌机一架在石牛水阁一带掷下形似炸弹并未爆炸不明何物”。目击者林文贤、王学文、王松祥回忆,他们到现场去看,只见三颗象酒坛大小的弹壳,对半剖开倒在地上,旁边有只半死半活的老鼠,林文贤用火钳把它夹起来看,身上有数不清的跳蚤,他连忙把它丢掉逃回家去,3天后住在附近的王大仁首先感染鼠疫,然后蔓延全村。根据初步调查统计该村死于此次鼠疫的共计43人。日军还在撤离丽水的途中播散疫菌。远离丽水城区的山区小村黄村,有个日军小分队途经该村,既不骚扰,又不淫掠,只在村里小店稍事休息便离开,就在这时他们便偷偷投放了疫菌,没过几天,这小店附近发生鼠疫,有11人死亡。日军在撤离后,还对丽水实施空投疫菌。下张村出现的鼠疫造成15人死亡,就是日军空投鼠疫造成的。日军在丽水还使用了炭疽疫菌,丽水的青林村、郎奇、双溪等村许多人被感染炭疽菌,感染者下肢细胞坏死,奇臭冲天令人痛不欲生,至于因炭疽病菌死亡多少人,因没有具体的调查,很难统计。松阳县也受到该病菌的攻击,已知的西屏镇一村患炭疽病死亡的就有100多人。

　　云和再次遭受日军鼠疫攻击是在1945年夏,日机在云和空投带鼠疫细菌的棉花、糖果、饼干、玩具等物,波及重河、贵溪、局村、石浦等数十个村。尤其可怕的是这时的疫菌为肺鼠疫,由跳蚤传染变成空气传染,死亡率高达95·24%。城区县前街有一大老板廖根昌,第一个患肺鼠疫,不到两天就死亡,很快波及全家,当月死去9人;为廖看病的中医师徐烈宗受传染,第三天去世;为病人求神去病的道士梅宗仁,也不治身亡。总之,凡与病人接触,为死者奔丧者,无不立刻传染丧命。还有不少人死于肺鼠疫,云和镇勤俭村就死亡30多人;贵溪村死亡22人;东坑是个很小的村庄,死亡15人。云和城内有位林三培的老人,他一人经手埋葬因疫病死亡的就达100多人。据当年浙江省防疫站统计:1940—1945年,云和县发生鼠疫的疫点183处,患传染病者2740人,死亡1045人[27]。日军不见刀光血影,却残害了这么多无辜的浙江平民百姓。

　　日军还在温州乐清进行了鼠疫病菌的试验。1944年10月21日,日军封锁乐清九房村,对村民试验鼠疫疫菌,强行给村民打“预防针”。不久,封锁区内注射过“预防针”的人,有的果然患了鼠疫,染疫者腋下、腿上都生起如丸子一样的肿块,且在多处屋外发现有灰黑色死鼠,故村民都称之为“鼠丸病”或“老鼠丸”。日军一旦得知谁患了淋巴结肿大,就强令到设在村里的“试验所”检查。封锁区内的疫病蔓延很快,近百人遭感染。日军军医对感染者进行开刀,把肿块切除带走化验,有的患者,开刀切片反复数次,最后均死在“试验所”里。这样被当作试验死亡的有5人,遭感染死亡的还有15人。尽管日军在温州的细菌战受害面不广,人数不多,但他们犯下的将活体当鼠疫疫菌试验品的凶残行径,以及导致试验结果在广大的地区为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是侵华日军永远的耻辱。

　　日军对浙江的细菌武器攻击,始于1939年6月,终于1945年夏,历时6年多,地域涉及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温州、丽水7个市,十几个县。时间之久,地域之广,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据现有的资料,浙江人民受疫菌感染的人数在30万人以上,死亡超过6万,由于没有作全面的统计,这一数字是不完整的。日军的细菌武器给浙江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受害群众的苦难触目惊心。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本性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注释

　　[1][2]《萧山日报》1939年6月19日、7月27日。

　　[3]《萧山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2页。

　　[4]《绍兴新闻》1939年7月29日。

　　[5][6]孙娟2000年7月调查,载《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08页。

　　[7]1999年7月,吴新东、陈锋调查,载《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第212页。

　　[8]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抗日战争在萧山》,1995年8月,第175页。

　　[9][26]邱明轩:《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10]《人民日报》1950年2月21日。

　　[11]日本森村诚一:《魔鬼的乐园》第二部,载《浙江党史通讯》1985年第7期。

　　[12]常石敬一:《罪证———七三一部队对美军谍报活动》,东京大月书店1984年版,第17页。

　　[13][14]《当代日报》1950年2月21日、2月13日。

　　[15]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日军侵略浙江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

　　[16]《浙江日报》1951年4月21日。

　　[17]《新华社杭州1950年2月8日电》。

　　[18]《当代日报》1951年3月12日、《浙江日报》1942年12月12日。

　　[19]种村文三口供,《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9页。

　　[20]《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81页。

　　[21]徐绍全:《日本侵略军在浙江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载《浙江八年全面抗战》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22]《钱江晚报》2004年9月16日。

　　[23]《侵华日军细菌战中患疫死亡调查登记汇总表》,1999年10月12日。

　　[24]《江山市各乡镇战时损失情形调查统计表》。

　　[25]陈史英:《侵华日军在丽进行细菌战罪行昭彰》,载《丽水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27]《铁证———侵华日军在浙江暴行纪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