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十八秋”细菌战
来源：《文史春秋》   2016-03-03 14:22:39

　　1943年秋，在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交界处的卫河两岸，发生了一场来势突然、迅猛的霍乱病疫，在极短的时间内，横扫了几十个县域，造成了“千村薛荔，万户萧疏”的人间惨剧，仅在8月至10月的两个多月里，因霍乱病致死的人数就达几十万人之多。

　　穿透层层历史迷雾，这段被掩盖了半个多世纪的悲惨史实，终于随着侵华日军机密文件的披露而大白于天下，这就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实施的“十八秋”细菌战。

　　为挽败局，日军策划“细菌战”

　　1940年以来，随着侵华日军的不断深入和战线拉长，兵力严重不足，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在华作战的日军既受国内资源短缺的制约，又受到了中国人民英勇的抵抗，处处受挫，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华北平原，抗日烽火已成燎原之势。

　　冀南、鲁西所在的华北地区，处于中原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抗日战争的高潮不断掀起，国共联合抗日声势不断壮大。国民党第六战区（聊城）行政督察专员、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响应中共抗战号召：“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他和中共鲁西、冀南地方党组织合作，创建了横跨卫河的鲁西、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政令通达30多个县，部队号称“十万铁军”。陈赓将军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东出太行，组成先遣纵队，和在原地坚持斗争的筑先纵队一起举起鲁西、冀南抗战的大旗，沉重打击了日寇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对华北平原的抗日烽火和国际上英、美的进攻之势，丧心病狂的侵华日军深感战争形势正在逆转，为了大量屠杀中国人民，残杀抗日力量，确保自身利益，也为了锻炼日军自身对细菌的抵抗能力，做好向前苏联实施细菌战的准备，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举起了细菌战这杆“魔旗”，秘密谋划实施了冀南、鲁西细菌战。侵华日军秘密谋划的这次细菌战，是以沿卫河馆陶（原属山东省，1965年卫河以西划归河北省，即现在的馆陶县）、临清为中心，作战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为日本昭和十八年，这次细菌战又是在秋季实施的，故又简称“十八秋”细菌战。

　　整个细菌作战计划由日军五十九师团参谋制定，经驻山东济南的十二军和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审定，报请侵华军总司令部和日军大本营批准，五十九师团为战役具体指挥机关。为掩人耳目，侵华日军将“十八秋”细菌战对外宣称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按照日军大本营的密令，销毁了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整个细菌战役的罪恶事实被隐瞒了几十年之久。

　　这次细菌战计划规模浩大、部署精密、准备充分，参战的日军有两大类：一类是近万人的细菌战部队，主要任务是散发细菌；另一类是3万多人的扫荡部队，主要是残杀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人员，驱逐细菌疫区的人员为躲兵乱而外逃，以迅速扩大疫区，检验细菌战效果。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731部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中将，华北方面军一八五五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少将和驻济南的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都亲自参与了指挥部署，整个战役动用了日伪军、空军部队近4万人。

　　连年灾荒，日寇趁灾放细菌

　　从1940年秋天起，华北敌后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年代。日军在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扶持伪敌政权，抓夫修路、修碉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使抗日军民受到巨大损失。特别是1942年麦苗返青季节，由冈村宁次指挥的“四·二九”大扫荡，铁壁合围，在平原村庄间“拉大网”，实施“三光政策”，给平原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人民群众信任爱护抗日子弟兵八路军，把仅有的粮秣支援抗战。而敌人实施“三光政策”和拉夫、抢粮，造成了农村经济日益萧条，人民缺衣少食，生活艰难。特别是从1941年起，持续荒旱，再加上敌伪抢粮，灾荒年景象愈演愈烈。

　　到了1943年夏天，又闹起了蝗灾，蝗虫飞起处遮天蔽日，过处一片“沙沙沙”咀嚼声，野草、庄稼一扫而光，麦叶全都被吃掉，只剩下光杆和瘪瘪的麦穗头。更绝的是，蝗虫能抱成一团，顺流滚过宽广的卫河，到河东继续为害，人们把它们称为“神虫”。虽然抗日政府组织人力挖坑打蝗，但蝗虫对庄稼造成的危害已不可挽回，几近绝产。到了农历七月，已连续8个多月滴雨未下，绝望的穷苦百姓只好卖儿卖女，远走他乡。

　　据相关人士回忆和记载，到了1943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才见到一丝云彩，过了两天，大雨就下起来了，一连下了7天7夜。8月下旬，连绵不断的大雨使卫河水位急剧上涨。堤内浑浊的河水咆哮，堤外连绵不断的雨水形成沥涝，天水相连，白茫茫一片。连绵不断的大雨，给妄图消灭敌后抗战根据地、实施蓄谋已久的细菌战的敌寇提供了机会。日酋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乘机发布、实施“十八秋”细菌战的命令。接到命令的日军五十九师团所属五十三旅团四十四大队，立即开始施放细菌的行动。

　　“霍乱”四起，数十万生灵涂炭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被感染者的主要症状是吐泻不止、肠胃痛疼、抽搐不停、失水虚脱、脸颊塌陷、皮肤变色、身体蜷曲，感染严重的病人三五天即死，死亡率相当高。

　　1943年初夏，驻济南日军第十二军军医部部长川岛清、五十九师团军医部部长铃木敏夫，按照长官命令，就实施细菌战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将驻济南经六路、纬九路的875部队，即后来被称为“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制造的霍乱、鼠疫、伤寒、赤痢等细菌，绝密地派专人送到日军部队和空军部队，要他们按命令去实施散发。

　　连日大雨，使卫河水位急剧上涨。因处下游，且河床高于堤外以西地面，卫河河水很快溢出河道。1943年8月27日，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团第四十四大队队长广濑利善亲率60人，将临清县（现为临清市）附近的小焦庄卫河西岸决开，致使临清西部成为一片汪洋，遭灾面积仅凭日军自述就达960平方公里，有40万吨农作物被淹毁，6000户房屋被冲倒，死亡32300人。

　　不久，驻馆陶（划归河北前，馆陶县政府驻地为现在的山东冠县北馆陶镇）的第四十四大队第三中队，由中队长蓬尾又一率部，从馆陶城（现山东冠县北馆陶镇）里出发，将馆陶县城下游15公里的尖冢镇（今属临西县）东南卫河拐弯处的北堤决开，致使临清县河西地区约900平方公里的地域被淹没，受灾群众45万人，死亡22500人。大水袭击了馆陶、临清等7个县，有100万无辜的平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43年8月29日（农历七月二十九）驻馆陶县南馆陶镇（今河北馆陶县城所在地）的日军第四十四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福田武志率小队长岩田和夫等30人，将南馆陶以北5公里拐弯处社里卜村南的北堤决开，洪水淹没了南馆陶以北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区域，有48800多名老百姓罹病，4500多人死亡。

　　1943年8月，日军四十四大队还将临清大桥附近的河堤决溃。此次决堤受害面积约达960平方公里，受害约70万人，死亡约3万人。在这几次决堤放水过程中，侵华日军乘机把霍乱菌撒进卫河。决堤后，带有大量霍乱菌的河水顺流直下，流到哪里，哪里就成了疫区；在河水没有淹没的地方，日军就用飞机投放罐头炸弹，罐头里装的就是霍乱菌；特别是带有霍乱菌的卫河水，淹没群众的吃水井，危害极大。霍乱菌在日军罪恶之手的撒放中，带着死亡和血腥，把所到之处制造成了人间地狱。

　　除此之外，另一股参加作战大扫荡的日军，凶恶地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扑来，在抢粮和杀伤抗日军民的同时驱赶疫区人民，以扩散霍乱菌的传播。据日俘交代，先期进行细菌战的日军，先后在疫区内进行了3期“讨伐”。人们为躲日寇四处逃散，致使霍乱菌迅速、猛烈地向未受水灾的地区蔓延，使更多无辜的中国人民染上霍乱病死亡，有的村庄，一天死数十、上百人，尸横遍野，无人收殓。据相关史志记载：“10月，大名霍乱病流行，人多相继病死”“10月上旬，霍乱病流行，全县死数百人。”

　　另外，在1943年8月至9月，日军还将离卫河不远的滏阳河和漳河大堤决开，其阴谋是使卫河、漳河、滏阳河河水交织，扩大疫区。

　　史留明鉴，毋忘魔鬼“十八秋”

　　侵华日军实施的“十八秋”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劫难，富饶美丽的华北平原南部成了一片汪洋，人民群众大批死去，有些村庄永远消失，造成了大片的无人区。

　　相关史书典籍有关1943年秋的霍乱瘟疫的记载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因不明真相，大都只是记述了表象：“霍乱肆虐，死人其众；霍乱流行，无医无药，死了X万人；先死有人抬，后死随地埋；‘无人区’里兔子、狐狸满街跑，一片凄惨景象。”当时的民谣形象地记载了那时的惨状：“……民国三十二年，灾荒真可怜……河里发大水，把俺庄稼淹……人人得了潮湿病，家家闹霍乱……”

　　山东战争史作家崔维志、唐秀娥夫妇所著《鲁西细菌战大揭秘———日军十八秋霍乱作战、屠杀中国人民廿万》一书，记载了1954年日军战俘有感于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主动交代了1943年秋实施的细菌战，杀害中国居民20万的材料：“霍乱菌在鲁西一带蔓延。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期间，有20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和无辜农民被霍乱病菌所杀害。我直接指挥部下实施了这一杀人阴谋。”这是日军步兵第五十三旅团值班士官崎贤三的供述。

　　这些数字是总结和验证细菌战的威力，为以后日军对苏、美、英作战做准备的，是日军当时在所能到达的疫区18个县统计的数字。数字虽然来自当时，但细菌战正在进行，有些地区日军是调查不到的。根据崔维志所掌握的资料，“受霍乱疫病肯定不是18个县，而是近50个县域，死亡人数也不仅是18个县的20万无辜居民，而是50—60万人；这还不包括因逃难染病后死在外地的人员。”

　　在《大揭秘》一书中，日本兵柿添忍供述：自9月25日至10月7日，在疫区两个县就发现1703名霍乱病患者。他在一个镇检查的100名中国人全部患上了霍乱，并说：“这一带地区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在流行霍乱，都有霍乱患者和死者，就连宿营的地方也找不到。”“尖冢决堤使临清河西地区4个县约900多平方公里地域被淹没，受灾群众45万人。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22500人。”“大水袭击了馆陶等7个县，使100多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经日军陆地撒放和卫河决堤放水扩散，霍乱菌在10多个县猛烈地蔓延开来。“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美丽、富饶的卫河两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卫河决口的中心区馆陶县，被水淹的面积占县域的64%，全县普遍发生霍乱病。有一个村400户人家病饿而死400人；还有几个村，10天内就病死370人，有的户几天内死绝。先死的有人埋葬，后死者陈尸家里、户外，任其腐烂。

　　在霍乱病疫盛发的9月中旬，日伪军按照作战计划，运用兵员3万多人、汽车800多辆、坦克100多辆，并配以空军，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扑来，其掠夺之残酷，为过去所未有。他们“扫荡”八路军和少量抗日国民党地方武装，攻击村庄，迫使霍乱病人四处逃散，进一步扩大了疫区，并随机调查中国人被霍乱菌杀害情况，还进行了“自身”抵制实验，抢夺战略物资。在日军精心策划的“扫荡”中，敌后抗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损失，众多抗日军政领导牺牲。除此之外，日军在实施细菌战的同时，还掠夺了小麦、棉花、牛等大批军需物资。

　　面对强敌和病疫，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尽力抗灾，党政军民紧急动员，部队用土法清毒，防止蔓延；拨出专款救灾，组织医务人员到各地防治，后方医院人员全力以赴，将15万元的药品支援到有关灾区，霍乱逐渐得到控制。

　　1907年《海牙公约》和1925年日内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就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但没有制止住侵华日军的罪恶行径。据档案部门和相关资料记载，日军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即1939年中苏蒙边界诺门坎细菌战，1940年浙江鄞县、衢县、金华鼠疫，1941年湖南常德鼠疫战和1942年内蒙临河、五原鼠疫战；1943年的“十八秋”细菌战，无论是规模还是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前4次的总和。

　　侵华日军把“十八秋”细菌战做为最高机密，完全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一切行动均使用代号“隐语”，甚至具体撒放细菌也被说成是为“支那人防疫和消毒”。战后，日军又严密封锁消息，散布谣言，说霍乱是从香港、厦门传来的病菌，致使疫区的人们以为是天灾，不少人烧香磕头，乞求上苍。

　　但很多国内有识之士、新闻记者、亲历者、幸存者和日寇战俘，均出面证实了是日军所为。早在1943年11月15日，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秦庭泪痕》一书就记载了有关内容。这本书的作者是稷门弧愤楼主，从其亲临现场披露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和写作笔法来看，应是一个关心民生、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感的左派新闻记者。此书专门辟出章节，并附有“冀南全区水灾图”。文内列有：一、百年来未有的奇灾。详细列举了冀南（部分涉及到鲁西）所受霍乱灾害的大量事实；二、谁制造了灾荒；三、谁是人民救星。在第二部分中就提出了疑问：“我们再以今天病（疫）灾而论，其中是否敌人利用冀南严重灾荒之际，企图一举而毁灭我抗日人民，故意散发毒菌。此虽无确实情报，然亦属可能之事。”

　　一些细菌战的幸存亲历者，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老同志也都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一位叫宋复光的老同志，当时在《人山报》（1941年3月创刊，为中共冀南区三分区党委机关报，是冀南机关报的模范报纸之一，1945年9月11日停刊）工作。1943年秋，奉命到馆陶五区搞秋征，正赶上下大雨闹霍乱。她住在房东前院，中午有个女人因霍乱死了，她和房东去看，可到了下午，女人的丈夫也因霍乱死了。“我总认为霍乱是日寇细菌所致。”一些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史志工作者，都持有和支持这一观点。

　　早在日本战败后不久，曾任日军第十二军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苏联在押期间，就供述了1943年在华北搞细菌战的事实。1954年5月至12月，日军（大部为四十四大队战俘）战俘在押期间，有感于我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很多日俘良心发现，以谢罪的口吻供述了他们在“十八秋”细菌战中的罪行，其中有盘踞在馆陶县南馆陶镇的四十四大队二中队队长福田武志、小队长岩田和夫、一等兵大石熊二郎到离镇5公里的社里卜村南决堤；四十四大队三中队队长蓬尾又一率部将馆陶县尖冢镇东南北堤决开；四十四大队队长广濑利善主率60人将临清县河西小焦庄大堤决开等事实。

　　1993年，山东战争史作家、临沂市政协文史处崔维志同志，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十八秋”细菌战的线索，然后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查到当年日本细菌战战犯的口供、笔供材料，彻底查清了这一特大惨案，写成了《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为该书作了序。

　　历史，不仅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警示。侵华日军实施的“十八秋”细菌战，以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恶行，罄竹难书。作为后人，也只有牢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拓未来，走好伟大的复兴之路，避免让历史的惨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