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山村受害老人向人们讲述当年的鼠疫大劫难。新华社发
1943年,侵华日军在鲁西制造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数十万人。在沂蒙革命老区,一个叫崔维志的人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反映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线索。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历时10余年,终于揭开了一个尘封近60年的黑幕。
档案调研:偶然发现尘封记录
现任山东省临沂市党史委主任的崔维志生于1954年,工作后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地方革命战争史。
1993年6月,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各地档案馆查资料。一天,他们来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一部尘封已久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里,他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山东卫河流域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霍乱,国人死亡甚重。”
意识到有隐藏黑幕
对抗日战争历史颇有研究的崔维志看到这简单的记录,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黑幕: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军大量屠杀我抗日军民,1941年和1942年分别在湖南常德和浙江义乌实施了细菌战。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的这场霍乱,是不是日军实施的另一场细菌战呢?
重大发现:各地询查找到史料
此后3年间,崔维志先后到济南、聊城等地的档案馆查档,均没查到有关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
随后,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查阅,崔维志获得重大发现。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这家档案馆的日军战俘1953年至1955年交代材料中,有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这次细菌战的策划、准备、实施情况和战后日军秘密调查统计的中国平民死亡数字全都包括在内。至此,鲁西细菌战的真相浮出水面。
深入受害区取证
崔维志没有就此止步,为验证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数十次深入到鲁西和冀南受害区进行民间调查取证,先后走访了400余名知情者。受害人血泪斑斑的控诉,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确凿。
出书披露屠杀历史
2003年7月,崔维志的《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出版,向世人披露了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42.75万人的历史。这一发现,引起了世人的震惊。中国社科院章伯锋教授说,鲁西细菌战是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崔维志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拓荒者。
细菌战真相:日军战俘交代详情
鲁西细菌战是日军精心准备、周密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了“十八秋鲁西作战”的实施详情。他交代说,此次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12军第59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
石井四郎发布动员令
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
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此份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病菌由河水携带散布
林茂美供述:“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在题为《我参加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的笔供中交代:“我作为第111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40多万平民被害
细菌战实施后的情景也有史料记载。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军民们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鲁西冀南24个县共有42.75万以上的中国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日军制造了人类细菌战历史上最大的惨案。而这仅仅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战后揭秘:用“隐词”严加保密
崔维志说,日军实施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因此,从一开始,日军就千方百计进行掩盖: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细菌战罪证被带回日本
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在日军大本营的关照下,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本土。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苏联伯力审判中,交代了这一罪行。新华社记者董学清
内阁高官否认存在随军“慰安妇”
日本政府忙澄清致歉
内阁高官否认存在随军“慰安妇”的言论一出,日本国内提倡正确历史观的有识之士以及亚洲近邻纷纷谴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13日再次出面,重申“慰安妇”问题的确存在,并就否认“慰安妇”的言论致歉。
11日在静冈县一次会议上谈到历史教科书问题时,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声言:“日本在当时根本就没有‘随军慰安妇’这个词。没有的东西出现在教科书中是错误的。将错误的东西从教科书中删除是件好事,应该给予肯定。”
此言一出,亚洲一些国家政府和舆论纷纷予以谴责。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细田博之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慰安妇’是日本的一种委婉用语,用来形容在二战期间被强迫充当日本军队性奴的人。”
“我们承认这种被称为‘慰安妇’的问题玷污了许多妇女的贞节和尊严,并为此表达过歉意和悔恨,”细田博之说。“我们一再为此表达歉意和悔恨,这一点没有改变。”
“问题不在词语上,而是她们的确存在,”细田博之补充道。“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
历史罪恶:“慰安妇”制度是历史事实
针对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否认“慰安妇”的言论,中国历史学者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日本否认“慰安妇”存在的目的在于为侵略战争翻案,中国和所有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40万妇女被逼为性奴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行为。在这一制度下,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
中国不少于1万个“慰安所”
“在日本侵略战争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受难最深。”苏智良在他的著作《“慰安妇”研究》中,揭露了日本“慰安妇”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至死。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和最大受害地,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现已发现的就超过140个。日军在中国的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新华社记者李宣良
血泪控述:一个“慰安妇”的遭遇
不久前,记者在三亚市保亭县的乡村里寻访到了曾经被日军强掳为“慰安妇”的林亚金。81岁的林亚金无儿无女,寄居在亲戚家里。
被鬼子抓住强奸
林亚金所在的村庄靠近日军的兵工厂,周围有两个日军据点。
老人回忆说:“1943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4个要好的姐妹在田里割稻子,突然来了几个鬼子把我们带到崖县境内一个叫什漏的村子。4个人被分别关在4间茅草屋里。”没想到当天晚上她就被强奸了。
被带到据点做慰安妇
“日本人白天晚上都来,不分昼夜。少则一天三四个,多则一天八九个。他们一般都是先打我一顿耳光,然后开始强奸,就连月经期也不放过。”
一年多后走出魔窟
1945年6月,林亚金全身浮肿,皮肤变黄,下身发出浓烈的臭味。对她失去了兴趣的日本人让她出去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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