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细菌战：日军罪行罄竹难书
来源：中华网   2017-03-04 10:22:05

侵华日军飞行员松本正一，1941年11月4日他驾驶飞机在湖南常德投下细菌弹。这是他提供的资料图片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判决书》中承认：旧日本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的细菌战明显违反了日内瓦协议；本案细菌战确实造成了悲惨的结果及特大的损害，不得不说旧日本军实施的该战争行为是不人道的……

常德即为旧日军细菌战的受害地之一。常德细菌战，给常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常德成为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目标之一

常德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自古就是北通荆襄、西连黔川的军事重镇。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封锁长江三峡水道，将中国的第五战区沿江劈为南北两半。日军的矛头直指重庆，使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面临武汉会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形势。为缓解重庆危机，7月，蒋介石决定调集重兵，新成立一个第六战区，负责防守以宜昌为中心，北起钟祥、南迄常德的数百里弧形战线，对重庆形成拱卫之势。8月，第六战区宣告成立，长官部设在靠近常德的鄂西恩施。从此，处于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结合部上，既是第六战区长官部的屏障，又是第六战区军民的粮仓，而且扼守湘川公路，连通第六、九战区的常德，战略地位变得更为重要。

为加大对常德的破坏力度，1941年8月11日，日军负责协调细菌战联络工作的井本熊男中佐飞抵南京，下达大本营陆军部作战指令（简称“大陆指”），对中国常德实施细菌战。

很显然，日本大本营的指令，战略上是要切断第六、九战区和湖南、四川两省的交通，战术上是要让鼠疫细菌随着常德运往其他地区的粮食而扩大流行区域，削弱中国军民的战斗力，力求达到牵制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策应预定于12月底对第九战区发动的第二次长沙作战的目的。

9月，关东军司令部的一次部处长会议上，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宣布了井本熊男下达的“大陆指”，命令石井四郎大量培养传染媒介物，准备对常德发动细菌战。根据这项命令，731部队第四部一课柄泽班，由班长柄泽十三夫率领约30人加紧赶制细菌。据柄泽班成员田村良雄后来供认，在9月中旬至11月上旬，他们总共制造了约70千克鼠疫菌。
 

　　国民党政府掉以轻心，给常德人民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11月4日，星期二，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5时30分在黎明的薄霭中从南昌机场起飞，6时50分飞抵常德地区上空，在浓雾中盘旋。

一阵尖锐的空袭警报，促使男女老少慌乱地离开房舍，向城外七里桥、船码头等地疏散。

飞机转了一个圈，猛地向下俯冲。当机头抬起时，机长增田美保少佐迅速打开撒布器的开关，沿城中心法院街（今建设西路）、关庙街（今朗州中路）、鸡鹅巷（今和平西路），绕向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今人民东路）等街区，一路投下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烂布条等杂物。空袭警报一直到下午5时才解除。敌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投掷炸弹，令陆续回到城里的人们非常惊异。

谁都想不到这些东西是死神的帖子，但谁都能直觉到这中间包含着危险。

县政府派出军警，在乡镇公所的配合下，组织居民清扫并焚毁空投的垃圾。同时派人将一包垃圾，急速送往广德医院（今常德第一人民医院前身）化验。

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收到敌机空投物，就怀疑是敌人撒布的传染性细菌。他首先“查视谷麦之内并无跳蚤”，然后和检验室主任汪正宇开始对空投物做详细的化验。他们先直接把空投物浸入生理盐水，过滤沉淀后用革兰式染色法制作涂片，最后，在显微镜下发现布满两极受色很深的划形杆菌。随后，他们又对空投物做细菌分离培养，得到的结果仍然一样。

11月5日下午4点，县长郑达召集防空指挥部、警察局、卫生院等单位负责人，听取谭学华的报告。

谭学华在会上介绍说：“昨日敌机空投物，经我院初步检查，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发现。鼠疫是传染最速、死人最快的病疫，常德从未有过。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以防鼠疫流行。”

县政府当机立断，一方面立即向省府拍去急电，要求派遣防疫专家和拨发疫苗；一方面进行紧急防疫动员。

11月8日下午，县政府召开防疫会议。会上决定在全城举行防疫大扫除，同时拟定了防疫宣传、捕鼠竞赛、设置隔离医院等具体措施。

《民报》、《新潮日报》在头版披露了“敌机于本月四日，在本市撒播米、麦、棉质纸等物，经广德医院化验，确含有鼠疫杆菌”的消息，并遵照政府指令，在报端开辟“防疫特刊”专栏，开始连载由广德医院和卫生院提供的宣传鼠疫医防知识的稿件。

常德城过去从未发生鼠疫，一般市民看到报上的消息，不知鼠疫的厉害，大多不以为然。几天过去，市民们反倒安下心来，不再留意敌机空投垃圾的事情。

这时，从省府传来消息。省政府接到常德发去的急电后，立即直陈重庆国民政府：日机在常德投掷的垃圾中，含有类似鼠疫杆菌之物，省卫生处无设备证实空投物品所含细菌性质，特请示处理办法。国民政府的复电却说：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

由于国民政府未加以重视，而且初时尚未发现鼠疫病人，因而各方都忽视了潜在的危险。负责设置隔离医院的警察局和卫生院，也迟迟未见行动。

死神一步步向人们逼近。
 

　　鼠疫暴发，万众合力与死神抗争

11月11日，日机空投鼠疫菌蚤后的第7天，天空格外平静，人们听不到过去不时响起的警报的尖啸，不用躲避空袭。街道上逐渐热闹起来。

12岁蔡桃儿好不容易溜出家门，在门前的街道上玩耍。战争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往常，警报一响，父母拉着她飞跑，她还格格直笑。她还未充分享受到生的欢乐，更不知道死为何物。

晚上9点多钟，已经入睡的蔡桃儿，突然发冷寒战，体温气剧上升，彻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

第二天早晨，广德医院急诊室里，凝聚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蔡桃儿的母亲紧抱着女儿，眼角垂着泪，求助地望着医师。刚给蔡桃儿检查完毕的谭学华医师，急不可待地等待着血液化验的结果，汪正宇推开诊室的门，径直向他走来。他的心跳加剧。化验报告上写着：未见疟原虫，但发现少数两极着色深的杆菌。

“与敌机空投物中发现的完全一样。”汪正宇颤抖的声音，仿佛来自宇宙，在谭学华耳中鸣响。这是常德发现的第一例鼠疫病人。谭学华回过神来，一边指示护士将病人留院隔离抢救，一边急忙叫人向县政府报告。两天后，蔡桃儿死亡。

从11月11日开始，城内每天都发现鼠疫病人，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13日和14日两天内，死于鼠疫的就有4个人。细菌战造成的恐怖，很快笼罩全城，人们谈“鼠”色变。

常德发生鼠疫的告急电报，雪片似地飞向省卫生处及国民党中央卫生署。这时，省卫生处却一直在向省政府各有关部门协商，要求解决防疫经费。各有关部门一会儿推说这是地方性事件，经费应由常德解决，一会儿又说事属战争性质，应由中央政府拨款，说穿了就是谁都不愿拿钱。

时间在拖延中过去，疫区在一天天扩大，疫情在一天天蔓延……

在常德，警察封锁了发现鼠疫病人的街巷，禁止人们出入。卫生院在警察局的协助下，征用东门外徐家大屋，迁走屋内居住的10户农民，仓促改建隔离医院。

11月16日，驻湘西辰溪县的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2大队第14队和驻鄂西的军政部第4防疫大队第1中队到达常德。

11月18日，湖南省医疗防疫队抵达常德，并带来急需的鼠疫疫苗和血清等药品。

11月20日，常德防疫处宣告成立，由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及商会代表组成，负责统一协调防疫工作。常德专署专员欧冠兼处长。另由到达常德的“各方高级卫生技术人员联系组织‘设计委员会’”，负责具体防疫工作。

常德防疫处宣布全城总动员，全面开展防疫工作。防疫经费由商会出面筹措。防疫人员在保甲长的配合下，开始挨户按户口册对全城居民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军警把守住常德城的6个大门，逐一检查过往行人的注射证。发现无证人员，立即由防疫队员补注。警察局开始在西门外千佛寺建造火葬护，准备焚化鼠疫患者的尸体。

远在千里之外的贵阳，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的检验学组主任、细菌学专家陈文贵，奉命组建常德鼠疫调查队。于20日随带应用检验器材、疫苗及治鼠疫特效药品，从贵阳出发，4天后安全到达常德。

常德鼠疫调查队经过三四天的解剖论证，终于做出结论：11月4日敌机投掷的鼠疫菌蚤，导致常德鼠疫流行！陈文贵立即将这一结论电告重庆卫生署及军政部，这才引起重庆国民政府的重视。接着，军政部派出的第4防疫大队第2中队、第9防疫大队第3中队，相继兼程赶到常德。第六、九战区也分别派出防疫大队，协助常德进行防疫工作。中央和省政府拨发的防疫经费和药品，美国红十字会和在华圣公会捐赠的大量药品相继运送到疫区。一时间，常德城区气氛更为紧张，街道两旁的店铺都关上了大门，路上行人稀少，只有不时匆匆而过的穿白大褂的防疫人员正在紧张忙碌着。

　12月9日12时，9架日机对常德进行狂轰滥炸，在城内扔下50多枚炸弹，当场炸死5人，伤4人，烧毁房屋若干。常德城内陷入新的混乱，给防疫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为防止鼠疫大规模流行。12月21日，中央卫生署派来外籍专员伯力士博士到达常德，开展鼠族调查，未发现疫鼠。

1941年的最后几天，凛冽的北风使常德城区更显凄凉，黑棺新坟，历历在目，人们度日如年。在一个长不到3千米、宽不到1千米的小城里，20天（11月11日至30日）时间内，死亡21人。死亡的气息弥漫开来，引起的恐慌是可想而知的。驻防常德的防疫人员，坚持严格检疫和捕杀老鼠，不敢稍有松懈。尽管如此，仍没能挡住疫魔的肆虐，灾难继续蔓延。

　　疫魔肆虐，死亡的阴影向常德城周边蔓延

细菌战完全是一场针对平民的看不见血的大规模屠杀。首先，细菌战的杀伤力是长效而持久的，鼠疫一旦在鼠族中传播，就时刻对人类构成巨大的威胁。施放鼠疫的敌人早就撤回，而受害者却因为忙于防治疫病疲于奔命。生命的损失之外，还伴随着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损失。其次，细菌战的伤害范围不断扩大，不限于一时一地。一旦防疫工作上出现漏洞，细菌战可以在另外的时空中显露出更为可怕的灾难性的后果。

1942年初，中央卫生署派来第一细菌检验队，和先期到达的防疫部队共200多防疫人员，在常德地方政府的配合下，构筑起一道防线，竭尽全力防止鼠疫蔓延。然而，让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1月11日，城内重新发现鼠疫病人，病人13日死于腺鼠疫；2月13日11点，北门的岗警拦住一个被人搀扶的患病男子。在城门口负责检疫的第472防疫中队队员，立刻对他进行询问和检查。原来他家住城内关庙街胡家院子，早在10日就已患病。他因害怕被送往隔离医院，偷偷离城回到新德乡石公桥镇老家。在老家只呆了一天，因病情恶化，家里人迫于无奈，只好把他送回城求医。后男子患腺鼠疫在隔离医院死亡。

同时，平日躲在阴暗角落的老鼠，公然光天化日之下，摇摇晃晃地在地上爬行，人们用火钳可以很轻易地夹起来。伯力博士接报后，再度赶到常德。防疫处随即要求各保甲每天捕捉老鼠，供他剖验。根据伯力博士的报告，2月份检查老鼠168只，发现疫鼠32只，感染率19%。证明鼠疫开始在鼠族间流行。

3月13日傍晚，伯力士博士在防疫会议上报告，鼠族中鼠疫的传播，已由沟鼠传至家鼠及小鼠，鼠类染疫率逐日增长，疫鼠发现地点遍及全城。会上，刚从长沙携带大批药品赶来的湖南省卫生处科长孔麟和卫生稽查梅朝章，传达了湖南省卫生处的防治鼠疫计划。会议还就检疫、防疫注射、疫情报告、病人隔离、病家处理、尸体处置等事项进行了讨论，并形成决议。

会后，水警开始对往来船舶及输往外地的货物实施检疫，并且规定船舶不能靠岸停泊；军警在皇木关、落路口、北门、小西门等4处设置检疫站，由防疫人员对过往旅客和行李检疫，并对无疫苗注射证的旅客强制注射疫苗；防疫人员继续落实城区“除孕妇、婴儿及重病者外，一律予以鼠疫疫苗注射”并发给注射证的政策；防疫处在城区多次组织大规模的防疫宣传活动，接到伯力士报告的中央卫生署指示医疗防疫总队组织第二卫生工程队，携带灭鼠及消毒器材，3月17日启程赶来常德。

4月，鼠疫呈暴发流行趋势，每天染疫者在10人以上。

6日，法院西街34号发现肺鼠疫患者。肺鼠疫是鼠疫病传染最烈和直接通过人传人的鼠疫类型，死亡率高达100%。清朝末叶，东北鼠疫大流行，有5万人死于肺鼠疫。常德城经历了1941年11月4日以来最恐慌的时刻。军警迅速封锁了法院西街。34号院的居民，全部被送往隔离医院。整条街都是身穿防护服的卫生工程队员，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漂白粉及来苏气味。这条街被宣布为特别疫区，一个月内不准人们出入。

鉴于鼠疫呈流行、严重态势，常德防疫处不得不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在车站、码头以及通往长沙、慈利、澧县等地的要道上，设置检疫站，实行交通管制；江中的船舶，一律不准靠岸，必须隔岸10米停泊；将关庙街、鸡鹅巷、法院街、五铺街等划为疫区，重新封锁后由防疫人员用来苏、漂白粉反复消毒；发现可疑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鼠疫死者尸体，强制火化。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闻讯，于4月10日来电指示：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灭鼠，必要时不惜焚烧疫区房屋！

中央卫生署派来的第二卫生工程队，在保甲的协助下开展大规模的灭鼠运动。

常德城能够调派的军警全部被派上防疫第一线，由于人手不够，又从常益师管区和洞庭警备司令部借调200名士兵，交由伯力士博士做短期培训后，充实到城内疫区和各处城门的警戒岗哨上。

4月中旬，城内多处相继出现肺鼠疫患者，常德城的老百姓开始向外逃亡。

为防止肺鼠疫在学校暴发流行，常德防疫处开始动员疫区学校迁移，并命令戏院、电影院、澡堂等公共场所暂停营业。人们在惊恐中被军警绝望地堵在家里。由于防控严密，1942年8月，城区鼠疫基本被控制住。

然而，城区的收敛并不等于疫魔就此停止肆虐，其罪恶的魔爪早已悄悄伸向城外周边县区。

4月，常德城附近的桃源县城，首次发现鼠疫。这以前，桃源县城虽然早就设置了检疫站，但是人们并没有感受到鼠疫的恐怖。

驻常德的援华医疗分队肯德分队长奉命率队前往桃源。他被叫醒时，天还没有亮。接到命令后，他急忙披衣起床，集合队员，火速赶赴桃源。肯德在桃源会同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全城开展灭鼠活动，挨户给居民注射鼠疫疫苗，但一直未查清鼠疫疫源。嗣后的几个月内，防疫人员连续进行鼠族间鼠疫流行情况的监控，并在6月作了一次大规模的鼠族染疫情况调查，发现鼠类染疫率为3.5%。由于防疫人员和县城居民的共同努力，到8月底，桃源县鼠族间鼠疫流行基本被控制住。

然而，距县城几十里之遥的马鬃岭山区，却没有县城那样的幸运。

李佑生，40多岁，家住马鬃岭丘陵地带的莫林乡第10保李家湾。在战争的艰难时日里，他仍在外经商，为一家生计奔波。5月初的一天，李佑生花钱买了张注射证混入常德城，住进一家熟识的旅店，盘算着办点什么货回乡。次日，李佑生在城里采办货物时，忽然觉得有点头痛脑热。他赶紧回到旅店，要了碗姜汤喝下，蒙头睡下。但是，他怎么也睡不着，活怕让人把他当作鼠疫病人。好不容易挨到晚上，他悄悄离开旅店，在昏暗中穿街过巷，避开城门沿城根向西，找到个城墙豁口，翻墙而过，连夜离城而去。李佑生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没有贩回货物，却带回了死神。回家的第二天，李佑生就病倒了。他畏寒发热，腹股沟淋巴结肿胀疼痛，呈明显的腺鼠疫症状，死前又转为更为可怕的肺鼠疫症状。

马鬃岭山区，地广人稀，像李家湾这样的村落，不过10来户人家。虽然保甲人员曾来宣传过政府严防鼠疫的通告，但是谁也没有在意。山里人世世代代守着土地，一辈子也难得进一回城。像李佑生这样的人，就算是见过世面的了。连他都身患鼠疫尚不自知，其他人还有谁会知晓肺鼠疫的厉害呢？肺鼠疫很快在李家湾暴发流行，从5月10日至30日，短短的20天内，接近过李佑生的15人全部相继染疫死去（其中1人为临澧县王化乡道士，因为给李佑生做道场染疫，回家不治身亡）。

李家湾暴发鼠疫的时候，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兼中央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主任容启荣，在湖南省卫生处处长张维的陪同下，正好来常德视察。

容启荣在常德召开防疫工作座谈会，决定将常德防疫处扩充为湘西防疫处，下设桃源分处。李家湾暴发鼠疫的消息传来，湘西防疫处立刻调派24名防疫队员和一排武装士兵，急速赶往疫区。随后，容启荣、张维和第六战区长官部卫生处长陈立楷等人，前往陬市和桃源县城督导防治，并饬令桃源、临澧、石门、慈利4县，实行交通管制。

5月25日，当防疫人员赶到时，鼠疫已夺走李家湾14人的生命，另有6人病危。有的死者发病仅一两天，肺炎症状还未出现就已死亡。幸未染病的人，被凶猛的死神吓得半死，以致再无人敢去收尸。武装士兵迅速封锁疫区，切断了李家湾与外界的一切联系，3个月内不准任何人出入。防疫人员忙着处理尸体、封闭病家、抢救病人，同时将所有幸存者集中检疫。几天以后，防疫人员开始在莫林乡一人不漏地注射鼠疫疫苗。后来又在全县进行了挨户注射。幸亏李家湾地处山区，人口居住分散，又正值夏令，鼠疫杆菌生存不易，防疫管制及时有效，鼠疫才没有蔓延开来。

石公桥镇位于常德城东北30公里。街长千余米，被一座清代建造的石拱桥分为南正街和北横街两段。镇的东边濒临冲天湖。石公桥镇地处湖乡，得水利之便，交通发达，商业繁盛。镇上1500多居民，大多靠经营渔业、花纱业、米业为生。1942年，鼠疫的魔爪伸向石公桥镇。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夺去160多人的生命。据当地幸存者回忆，鼠疫首先在鼠族间流行，最先“在桥北丁长发花纱行和张春国鱼行，发现老鼠在地上缓缓爬行，继而发现不少死鼠”。北横街丁长发花纱行的两名长工贺第卿和魏乐元从10月15日开始相继发病，他们都是30多岁的汉子，身体强壮。一开始人们以为他们只是一般的感冒发烧，拖了几天后，他们病得更加厉害，高烧不退且伴随头痛和四肢剧痛，请郎中看了也不管用。丁家只好把他们送回崇孝乡（今韩公渡乡）各自的家中。这几年，丁家生意兴隆、人丁兴旺，眼看日子越过越红火。谁知厄运降临，全家连两名长工（即贺第卿、魏乐元）共12口人，除在县城读书的大儿子丁旭章逃得性命以外，其他11人都相继进了枉死城。

张春国鱼行的7口人，自女儿张毛芝开始，一个一个地走上黄泉路，不过半个多月，全家死绝，最后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湘西防疫处接到急报时，鼠疫已在整个桥北区蔓延。卫生署医防总队第二大队，在施毅轩大队长和伯力士博士的率领下，奉命赶赴石公桥镇。不久，警备司令部调派的士兵也赶到了。士兵们在施毅轩大队长的指挥下，开始封锁桥北疫区。桥北通往外界的桥头、柳堤、南极宫和傅家拐等处，都被士兵挖了4米宽、3米深的壕沟。士兵们在桥头的壕沟上架起一座木吊桥。吊桥竖起时，桥北疫区就成了孤岛。

伯力士博士带着防疫人员，挨家挨户调查疫情，采取防疫措施。

嗣后的两三天，石公桥鼠疫流行达到高峰，每天都有人死亡。整个北横街，几乎家家都传出痛失亲人的哭声。两家棺材店的棺木，很快就卖完了。棺材店老板眼见得有生意做不成，生怕死神光临，忙吩咐关上大门。

桥北区一时风声鹤唳，活人纷纷通过湖上逃离，死人则被亲属趁夜用船送到离镇不远的湖边荒滩上掩埋。

丁长发花纱行的大少爷丁旭章闻讯匆匆赶回镇上，好心的人劝他不要回家。

丁旭章和他未过门的媳妇李丽枝，冒死冲进家门，只见家中横七竖八地躺着6具尸体。他呆呆地看着一具具满脸青紫的尸体，肝胆俱裂，哭都哭不出来了。那悲惨的情景，真是无法用言语描述。半个世纪以后，李丽枝回忆当时的惨状时说：“面对那悲惨的情景，我的心已经碎了，喉咙哽咽，泪流满面，想哭但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的医生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我看了公公的遗体，只见手脸发乌，两眼半睁，就像望着儿媳妇过门似的。”

由于石公桥镇紧靠湖泊，人们易于通过湖面逃亡，防疫封锁很难奏效。因此，石公桥不可避免地成为周围乡村的疫源地。两个月后，当石公桥镇疫情得到控制时，鼠疫开始向周围乡村蔓延。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底，先后有镇德桥、周家店、韩公渡、大龙站、双桥坪等乡镇暴发鼠疫，死者不计其数。

乡村的鼠疫流行惨剧，暴露出当时防疫工作的弊端，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防疫力量的薄弱。公正地评价，防疫部队在常德城的防疫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桃源县李家湾和常德县石松桥也可以说是创造了成功控制疫情的范例。但是，城市的防疫，实际上是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的。防疫处设置检疫站和实施交通管制，都是在城市之间的陆路交通线上。虽然对停靠常德城河街码头的船舶进行了管制，但对内河湖汊的水路交通未进行管制，不能说不是一个失误。疫情的调查，也只是局限在城市里，很少深入广大的乡村。即使是李家湾和石公桥，都是在接到当地疫情报告后，防疫处才派人事后进行控制和防治。而且事实证明，李家湾和石公桥的预后也是不一样的，山区和湖乡的地理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1943年11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常德会战。疯狂的日军，放火使常德城化为焦土。

常德细菌战，随着常德城的毁灭而结束。但是常德城周围广大的乡村，鼠疫流行的惨剧，仍在一幕幕上演。由于战事紧张，再也无人过问。

常德细菌战第一位受难者蔡桃儿
 

毋忘历史，受害亲属向施暴国提出谢罪赔偿诉讼

1996年至2000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发现，1941年日军731部队实施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以常德城为中心，波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鼠疫大流行，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可怜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军细菌战的牺牲品。

日军发动的细菌战，在常德究竟杀死多少无辜平民，很难做确切的统计。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未真正掌握实际死亡人数。

1996～2000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通过长达近5年的艰苦调查，记录的有名有姓的死者为7643人。

历史是不容被亵渎的。1997年8月，中国108名（湖南常德30名，浙江衢州5名、宁波6名、江山6名、义乌61名）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的代表王选、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起诉状，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对细菌战罪行谢罪并进行赔偿。1999年12月，72名（湖南省常德31名，浙江省义乌18名、衢州9名、宁波3名、江山9名、东阳2名）731部队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的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2000年5月22日，第14次开庭时，法院当庭决定将第一次诉讼与第二次诉讼合并审理。

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自1998年2月第一次开庭，到宣判前的2001年12月最后一次开庭，前后经历了近4年时间，开庭27次之多。在漫长的法庭审理中，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只做了一次答辩，然后在所有的庭审中都保持一种傲慢的沉默。中国的原告代表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以及证人，把法庭当作控诉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的讲台，充分地揭露了日本731细菌部队的暴行。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案进行宣判，驳回中国180名原告的一切请求。但判决书用10多页的篇幅指出日军曾在衢县（衢州）、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宁波、常德、江山等地实施细菌战，造成1万以上的人痛苦死亡。日方第一次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

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中说：历史事实不容抹杀。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一些历史教科书大幅删减甚或否定日本侵略罪行。今天日本法院，首次对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事进行司法认定，无疑在提醒日本政府和国民，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不可否认。人们更呼吁日本政府应当有勇气、有道义承担历史责任，妥善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还战争受害者以尊严与正义。

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通过国家对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所持的态度，再次深深地感到我们日本人必须马上停止无视过去历史事实的行为。”“今后日本政府如何应对，令人关注。”

8月30日晚上9:05，细菌战诉讼原告代表向东京高等法院递交了上诉书，要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进行赔偿。细菌战索赔诉讼的路将会很漫长。但是，原告以及原告的支持者们表示，不获全胜决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