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
来源：论文网　作者：李林达   2018-04-28 15:57:06

　　1939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罔顾国际公约，派遣驻哈尔滨“731部队”与驻南京“1644部队”，携带十余种细菌，远程奔袭，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对浙江30多个市县的广大地区，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武器攻击。

　　日军对衢州撒播鼠疫细菌，衢州城乡疫情蔓延

　　衢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1940年盟军在衢州扩建空军基地，以便轰炸日本本土。日军参谋本部为阻止盟军的战略意图，命令日军第13军团对浙江衢州等地发起攻击，驻哈尔滨“731部队”远征队协同作战，以空中投撒方式实施大规模无差别的鼠疫细菌攻击，开始了日军对浙江境内大范围实施细菌战的罪恶行动。

　　日军驻哈尔滨“731部队”和驻南京“1644部队”是两支特殊的日军细菌战部队，主要执行防疫给水和细菌武器研制任务，包括研制和生产鼠疫、炭疽、霍乱、伤寒、白喉、痢疾、结核、梅毒等生物菌和原虫以及瓦斯、芥子气等毒气。

　　1940年10月4日，“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下达细菌攻击命令：“731部队按计划派飞机一架，携带鼠疫疫菌、霍乱干燥菌对衢县进行攻击。”上午9时，日军“731部队”航空班班长增田美保和松本正一驾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到衢州上空，在200米至300米低空，从衢州城西安门向上营街、水亭街、紫家巷一带居民区，撒下许多大麦、荞麦、粟米及跳蚤等物。敌机往复两次后飞离衢州。

　　10月10日，老鼠开始频繁出现在衢州上营街、下营街、县西街上，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几天后，衢州城发生鼠疫。先是城区罗汉井5号人家的黄廖氏、黄氏、冯妹等人感染，患者头痛、畏寒、发热、呕吐，三五天后死亡。接着，水亭街50号江氏、春江美，宁绍巷14号陈芳心林等数十人相继死亡。

　　11月12日，衢州柴家巷3号八岁女孩吴士英和罗汉井巷两位居民相继发病，其症状发热、淋巴结肿大、呕吐、出血等，15日死亡。11月22日，上营街、水亭街等居民区又有八人死于鼠疫。

　　国民政府各级卫生机构很快有了行动。衢州卫生院长和专家从死者身体采集的淋巴液中检验出腺型鼠疫病菌。空投的跳蚤，经浙江省卫生实验室鉴定为鼠疫蚤。后国联防疫医官、细菌学专家叶墨博士检验：证实日机撒播下的麦粒、粟粒等物，均染上鼠疫杆菌。

　　鼠疫中的腺型鼠疫通过空气和飞沫传染、扩散，继发肺炎或败血症，发展迅猛，死亡极快。由于恐惧，人们设法逃离疫区。结果，衢州疫情失控，迅速在全城18条街道，13个近郊乡村蔓延和流行起来。

　　为了应对疫情，国民政府成立鼠疫防治委员会，下拨防治药品，建起隔离医院，并邀请国联防疫专家参与防治。

　　1941年2月至11月，衢县城区鼠疫发病者有281人，死亡274人。其中死绝的有17户，一家死三口的有20户。

　　战后，日军细菌武器的始作俑者“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法庭的《审问记录》中供认：1940年已完成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十余种发病菌的实验，传染方法有地面人工撒播，从飞机上进行雾化传播，投陶土细菌弹等。1940年到1942年进行了“内容极其广泛的实验”。

　　1949年12月25日，苏联军事法庭对细菌战战犯审讯时，“731部队”少年班的筱冢良雄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1940年5月，‘731部队’少年班18人用一个月培养了900cc跳蚤，2000只老鼠，都送到南京地区，用以杀害中国人民。”他说：“在7月至11月中旬，‘731部队’又编制两个临时细菌生产工厂，制造了270公斤伤寒、霍乱、副伤寒、鼠疫、炭疽菌，由航空班送往南京，由‘731部队’远征队在华中地区使用，毒杀中国人民。”

　　据调查，日军第一次对衢州实施细菌武器攻击，造成了衢州2125人死亡，数以万计的人染病。

　　日军在宁波施放鼠疫杆菌，进行人体活体解剖

　　由于宁波独特的地理位置，日军把它列入首批细菌武器攻击的重要目标，处心积虑地做了充分准备，企图通过撒播鼠疫细菌，使其发生大范围的传染疫病流行，以瘫痪或摧毁这个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

　　1940年10月27日上午7时，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抛下大量传单，上面写着：“重庆在闹饥荒，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因此有余粮接济你们……”下午2时，日机再次入侵宁波，在东大路、开明街一带投下大量夹杂着麦粒和面粉的鼠疫杆菌的疫蚤。仅隔两日，就有人感染生病。

　　据历史档案记载：“1940年7月至12月，由日军‘731部队’远征队太田澄大佐、山本吉郎中佐指挥，出动100余人，携带125公斤鼠疫、霍乱、伤寒细菌，从杭州到宁波等地实施细菌攻击。”

　　鼠疫流传很快，宁波开明街胜利昶西服店死了四人，元泰酒店死了四人，上海书店死了两人，宝昌祥内衣店死了14人。疫情迅速蔓延扩大至太平巷、开明街、东大路一带，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居民惊慌失措，人心惶惶，有的逃往别处或外地，全城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里。

　　10月31日，宁波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从开明街患者俞元德、东后街136号患者王仁林的淋巴腺穿刺液染色涂片镜检中，找到典型的鼠疫杆菌。在鄞县中心医院任职的孙金拓医师通过对鼠疫的临床诊断也得出鼠疫杆菌的相同结论。

　　疫情发生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f闻讯，即派出省卫生处长陈万里、王毓榛等人赶赴宁波督查处理。陈万里经过详细调查考证，指出：“经科学检验完全确证，宁波鼠疫流行，是敌机在宁波撒播的鼠疫杆菌直接引起的。”并向重庆国民党政府做了报告，提请中央防疫处“赶制鼠疫菌苗及血清，以应急需”。 　　为阻断传染源，防止扩散，国民政府组织力量，采取措施，医治患者，封锁疫区，进行消毒，杜绝蔓延。在东大路、开明巷、开明街、北太平巷划出5000平方米的疫区。并在疫区四周筑起一堵四米高的隔离墙，并焚毁疫区房屋。据统计，共焚毁房屋200余间，155家住户无家可归，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宁波海曙区板桥街的崔昌华回忆说：“1940年10月，日军扔鼠疫菌在开明街口，发生鼠疫。当时我母亲、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舅舅都染上了鼠疫而死亡……”

　　石桥直方是日军“731部队”特别班成员。他在受审时对自己所犯罪行作了如下交代：“我参加过宁波的鼠疫战。1940年8月，西郡班一些人到达杭州，在国民党航空学校的飞机场乘轻型战斗机飞往宁波。后来，增田美保药剂师大尉驾驶这架飞机把‘731部队’‘1644部队’培植的鼠疫跳蚤连同高粱、麦粒一起，投撒到宁波城。”

　　石桥直方说：“其实，在我们到达杭州之前，‘731部队’的第一批远征队，早于7月16日从哈尔滨乘火车抵达杭州了。部队长石井带领40名军医、卫生下士官，坐火车去大连换乘轮船，经由上海，直达宁波港。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抽调50名专业人员配合‘731部队’行动，侵驻杭州的日军华中派遣军第22师团也参加了宁波鼠疫作战。”

　　关于人体活体解剖实验，石桥直方回忆说：“投撒细菌后，日本宪兵和便衣秘侦抓来两名男性中年人，我亲眼看到由‘731部队’的军医当场给解剖了。”

　　除了石桥直方，“731部队”生产分部长柄泽十三夫受审时说：“1940年，我的上司铃木吩咐我制造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我知道还带去五公斤鼠疫蚤，由石井部队长率领的远征队运到华中宁波一带去，在那里实际使用过，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

　　为了记录细菌战的“辉煌”战果，“731部队”对实施细菌撒播和投放过程做了文字和影像记录。“1940年间，我看到由南京‘1644部队’发的文件，又看过一部‘731部队’在宁波一带动作的纪实影片，记述了在宁波一带使用细菌的消息，爆发了强烈的鼠疫流行病。”日军“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受审时回忆了当时的所见所闻。

　　疫情发生后，正在宁波采访的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鲍威尔目睹了当时的情况，他载文指出：“日军在中国的城市宁波进行了细菌战，出动了‘731部队’，在空中撒下了大量鼠疫病菌，造成鼠疫流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有很多人因染上鼠疫而死亡。当时我正好住在宁波，日军在此地进行细菌战的直接后果是，使无数的中国人如蝼蚁般惨遭杀害。”

　　关于细菌受害者确切人数，1943年12月，“731部队”的军医少佐金子顺在《PX(鼠疫跳蚤)效果略算法》论文中提供了宁波细菌武器攻击伤亡数据链：“1940年10月27日，在浙江宁波上空利用日本空军飞机撒播两公斤鼠疫杆菌，第一、二次感染共计1554人。其中第一次感染死亡104人，第二次感染死亡1450人。”

　　这一例例数据和供述的背后，是无数人的惨痛记忆和血泪控诉。无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浙江人民欠下的一笔永远难以偿清的血债。

　　日军在松阳投放霍乱、伤寒、炭疽菌和鼠疫细菌

　　1942年4月18日，从美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的16架轰炸机，出其不意地对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十多个城市实施空袭，引起日本举国恐慌。由于美军把衢州机场作为轰炸日本的基地，为解除日本的空中威胁，5月，日军参谋本部为打通浙赣铁路，夺取衢州、丽水、玉山等战略要地，摧毁机场，并掠夺浙江中部地区的砩石矿产资源，调动14万兵力，发动浙赣战役。守卫浙赣线一带的30多万国民党军队，经过阻击后，连续丢失金华、义乌、兰溪、衢州、江山、丽水等20多座县城。

　　浙赣战役期间，穷凶极恶的日军所到之处，惨无人道地推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甚至在金华、建德、兰溪等地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致使大量中国军人中毒或死亡。

　　6月7日，日军第22师团、第32师团占领衢州。6月16日，奉日军参谋本部命令，“731部队”远征队随原田旅团侵占龙游、丽水、遂昌等地，对这一带手无寸铁的居民进行细菌武器攻击。

　　7月31日，“731部队”远征队配合原田旅团实施松阳作战计划。8月10日，日军原田旅团侵占松阳古市镇，随旅团行动的“731部队”即在下街设立日军“医务所”，开始秘密进行惨绝人寰的人体细菌武器试验。

　　历史资料记载，古市镇下街徐友生，16岁，为商人徐关荣担货到山区，返回途中被日军抓住，押至“医务所”。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将他按倒在床，强行脱下他的裤子，用注射器针头扎进他的阴囊，注射“药物”。第二天，他的阴囊开始萎缩，日军将他释放。不几日，他精力衰竭而死。

　　万寿乡黄坑口村刘关琪，39岁，被日军抓去后，在他双腿上注射药剂。待大腿开始糜烂后，日军将他释放。两个月后，痛苦地死去。

　　西屏镇太平坊蔡兰坤，55岁，被日军抓去打针后，皮肤起斑点，不久全身糜烂而死。

　　还有项群球、吴凤英、许关贵、程关云等20余人因脚筋、手指烂断而残废。张碧坤、王顺发等十余人因难耐疾痛而截肢成独腿人……

　　经过一次次人体注射试验，“731部队”见各种细菌试验都达到预期效果，就派出士兵，暗地里向居民区的河沟、水井、池塘播撒炭疽、伤寒、鼠疫等各种细菌。日军还派出飞机向松阳及周边地区投放带各种疫菌的老鼠、苍蝇、跳蚤等。

　　8月17日，日军“731部队”撤回丽水城，松阳鼠疫伤寒病泛滥成灾。自8月下旬至年底，先后有17个村庄爆发鼠疫，死亡120多人。在此后四年里，先后有11个村庄爆发或复发鼠疫病，死亡230余人。

　　与此同时，炭疽疫病也迅速传染开来。全县波及25个乡镇的199个村庄，9000多患者手脚溃烂。以后蔓延到浙中广大地区，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烂腿村”，许多人在患病之初惨然病逝，有的受不住折磨选择自杀，有些迫于无奈只能截肢等，危害惨烈。

　　炭疽的炭疽杆菌的芽孢在自然环境中可生存40至60年，而且，炭疽病人的分泌物和排泄物依然有传染性。据史料记载，直到1963年，衢州城区(衢县)还发现四例炭疽病人。

　　日军细菌武器攻击，给浙江留下了根深蒂固的隐患，随时威胁着浙江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日军对衢州地区实施伤寒、霍乱、炭疽热菌、鼠疫菌等细菌攻击

　　1942年8月，日军达到打通浙赣交通线，摧毁衢州、玉山、丽水等机场的战役目标后，开始撤退。为巩固战役成果，日军参谋本部命令“731部队”在作战部队开始撤退的同时，对撤离地区实施大范围的细菌攻击，以破坏和摧毁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制造“无人区”。

　　8月21日，日军第13军团沿着浙赣线撤退。8月25日，第13军团司令部在衢州召集石井四郎、第13军团长、参谋长、作战科长和军医官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部署“谋略细菌战”攻击计划，要求“以返回居民为目标，造成无人地带”。

　　“731部队”随即编成156人组成的远征队，兵分两路，在沿途城乡居民区的河沟、水塘、水井和食品中投放、撒播鼠疫、炭疽、伤寒、霍乱等疫菌。

　　从广丰、江山到衢县一带的日军“731部队”远征队，阴险狡诈，他们穿着中式便衣，伪装成中国的医生、商人、僧侣、农民等，在日军翻译带领下，挑着夹有霍乱菌的米稞、麦饼，混入村落，分发给在家的老人和小孩子吃;或故意分放在居民家中的餐桌上、村舍的房前屋后，装成是日军撤退时落下的食品，引诱当地居民取食。

　　由玉山经开化、常山至龙游一带的日军“731部队”远征小分队，毫无忌惮地直接在居民饮用的水井、水塘里和居民家中的蔬菜、瓜果上投放霍乱、伤寒细菌。

　　8月31日，日军撤退后，衢县、江山、常山、开化、龙游等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鼠疫、伤寒与副伤寒、霍乱、痢疾、疟疾与恶性疟疾、炭疽等各种传染病的混合大爆发大流行。

　　江山县清湖镇一带村民吃了日军“731部队”远征队分发的带有霍乱菌的米稞、麦饼后，染上了霍乱病，两天内即死亡80多人。溪上村是个有300多人的村子，其中100多人感染炭疽病而致死致残。

　　常山县二都桥乡村民喝了日军“731部队”远征队投放过细菌的井水和有意丢弃在家中的食品后，先后57人染上霍乱病死亡。宣凤乡村民喝了日军投放过伤寒菌的井水得了病，造成了伤寒病的爆发流行，全乡有246人患伤寒病死亡。据统计，常山宣凤乡、声教乡染疫而死亡的人数达2000多人，出现“田地稻谷无人收，家里死人无人埋”的悲怆情景。

　　衢县城区伤寒、副伤寒爆发，病死93人。廿里镇杨家突村157人患鼠疫死亡。马仆吴村34人患伤寒病死亡。戚家、下张、童村、戴家等村痢疾、炭疽病爆发，55人因喝了日军投放过细菌的井水或吃了日军投放过痢疾菌的食品而患痢疾致死。

　　据1942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9月至12月，衢县19个乡镇发生疫情，染上疫病的人数达两万多人，死亡3000余人。

　　最为残忍的是，日军还在城区开设“医院”，以帮助治疗为名，把十余名已感染鼠疫、伤寒的病人强行抓去，极端野蛮地进行人体活体解剖，用以检验细菌武器的实战效果。

　　战后，日军“731部队”上田弥太郎受审时供述了自己参加细菌战的罪恶行径，他说：“1942年4月至6月，我们全班生产抗热性干燥鼠疫菌40公斤，装入细菌弹。在石井四郎指挥下，由‘731部队’远征队运到南京，用飞机载到浙江的衢州、金华等地喷洒菌液和投放鼠蚤，使该地区爆发鼠疫，大批人员死亡。”

　　参加浙赣战役的日军第13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三品也供述了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犯罪事实。他说：“8月20日，日军第13军、11军遂从衢州撤退。25日，石井太郎由‘731部队’军医官陪同到衢州，当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部署‘731部队’远征队与先头部队的防疫队一起，在第13军撤退后撒播鼠疫细菌。”

　　三品在证言中指出：“我有根据作出结论，这次衢州一带的细菌战，是由‘731部队’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在石井指挥下进行的。”

　　筱冢良雄，1939年应征加入日军“731部队”。他更是详细供述了参加细菌武器研制、投放的经过：“1942年8月，生产伤寒、霍乱、斑疹菌140多公斤，副伤寒、炭疽热菌130公斤，运到南京‘1644部队’。20日，日军‘731部队’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共156人组成细菌战远征军到达衢州。25日，由石井四郎率领到衢州实施细菌战。26日至31日，石井四郎一面派飞机在中国军队阵地撒播鼠疫蚤，一面派细菌战部队和地面部队边撤退边撒下细菌。向江西到衢州一带城乡居民区的水井、水塘、农田投放霍乱、伤寒、炭疽菌和跳蚤细菌。”

　　还有一个参与浙赣战役细菌投放的古征，他在接受审判时也指出：“1942年8月，‘731部队’远征队由120名官兵编成，乘火车抵南京，‘1644部队’有部分官兵加入，结果远征队增加到一百五六十人。我参加过把盛有细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泽及和平住房里的工作。”

　　古征回忆说：“当时该地有两个中国战俘集中营，被囚约3000人，远征队特制了3000个细菌烧饼送到集中营，分发给饥饿的战俘吃，当他们吃了后，就把他们放走，目的是要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病。俘虏有所警觉，拒绝饮食。军医官就给俘虏注射细菌，而后对俘虏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同时，我们还特制了三四百块细菌饼干，交给日军士兵掷到中国居民院墙下面、树木下面及行人休息地点，仿佛是日军士兵忘掉的，使中国人吃了后染上细菌病。”

　　立泽忠夫，日军“1644部队”卫生兵长。他在犯罪证言中说：“在浙赣战役中，我曾乘飞机到前线去撒布病原菌。”

　　据调查考证，日军“731部队”“1644部队”对衢州大规模投放鼠疫、炭疽、霍乱等细菌。疫情开始仅限于衢州城区，后很快传播至乡村，引起大范围疫病蔓延，造成39938人死亡，数以十万计的人员染病。 　　衢州是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摧残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日军窜至义乌施放细菌，制造崇山惨案

　　1942年9月2日，日军13军22师团86联队占领义乌县城，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21日，奉命随联队行动的“731部队”“1644部队”远征队的飞机窜到崇山村上空，投掷下一颗声音不大的炸弹，冒出大批烟雾状白色粉末。一星期后，村路上和农舍里出现了老鼠并无故地死了。紧接着，村中就发生很多人发病暴死的灾难。

　　据《崇山村鼠疫大流行》一文揭示：1942年10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村里有个身强力壮的村民王焕章，他上山砍柴回来，到池塘里洗澡，突然感到胸闷难受，于是立即上岸。他回到家后就瘫倒在床上，很快脸色通红，口干渴，全身滚烫，发高烧，接着舌根发硬，颌下、腋下、腹股沟淋巴肿大，三天后，吐血而死。接着，王焕章的儿子王基法、儿媳李宝凤、孙女王妹相继死去。

　　王焕章发病时，中医王道生曾到家救治，次日，发现王道生夫妇也口吐白沫咯血而死。以后，王道生家多人接连染病，共有九人死亡。

　　王焕章死后，王凤林一家前去帮丧，结果全家13人竟有八人染上鼠疫，很快发病，不几日相继去世。

　　此后，村上鼠疫蔓延，每天死亡五至八人，最多一天死20多人。不到三个月，这个380多户人家的村子因染上鼠疫病死的就有320多人，全家死光的有30户左右。

　　鼠疫发生后，义乌县佛堂区区长周树向义乌县县长章均报告：“崇山江湾一带本年9月29日起发生鼠疫，蔓延甚剧，现在……总计死亡不下300余人，较诸去年城区尤为严重……”

　　由于人员流动，疫情迅速扩散开来，周围的江湾、新园、井头山、江南、官塘下、下店、后山坞、王明堂、高庚、梅林、鲍宅、一柳、稠密关、东河、张村等23个村都爆发了鼠疫，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令人发指的是，鼠疫发生后，为了研究检验细菌效果，罪恶昭彰的日军“731部队”“1644部队”在崇山村的林山寺设立了人体活体解剖试验所，诱骗患病村民去就医，实则进去后被关押隔离，极端残忍地进行人体活体解剖，或采集鼠疫病菌和病体器官标本，提高细菌战的杀伤力而进一步试验，为实施更大规模的细菌战作准备。

　　崇山村村民赵六妹被送进林山寺后，越治越重，最后在日军军医的试验折磨中死去。赵六妹死后，日军把她开膛剖肚，取走她的内脏、子宫等器官，做成检验细菌实验效果的标本，命名为“松山株”。

　　崇山村村民李彩凤回忆说：村里有个叫吴少奶的姑娘，18岁，在众多村民面前，被日本鬼子剥光衣服，捆绑在椅子上，不顾她的苦苦哀求，活生生地将她的胸膛剖开，挖出心脏、肝脏等器官做实验。而吴少奶临死前双脚不住地乱蹬……村民知道后，拒绝就医，日军便出动士兵抓人。

　　在近两个月时间里，先后被诱骗、抓捕进林山寺的有40多人，只有几个人逃了出来，其余或被解剖，或死后被采集成细菌试验标本。崇山村成了日军细菌部队实施人体活体解剖、进行细菌武器野外试验的“野战实验地”。

　　为了掩盖、毁灭实施细菌武器的罪证和避免危及自身安全，11月18日，日军“1644部队”100多人突然包围了崇山村，架起机枪，把群众从家里赶出来后，便开始点火，还用硫磺弹打，火势很快蔓延开来，崇山成了一片火海，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大火过后，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给义乌县县长发电：“昨日上午10时，日军突然将崇山村包围，焚毁200余户，计房屋400余间，灾民700余人……为义乌空前浩劫。”

　　战后，曾经参加1942年对浙江金华、丽水等地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日军“731部队”“1644部队”官兵在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均供认不讳。筱冢良雄说：“1942年4月，柄泽班就生产鼠疫和炭疽菌24公斤，研制成了抗热性燥菌，运到华中去使用。6月，石井召开第二次对中国南方细菌战的会议，要求生产分部长柄泽班加紧生产细菌。结果用了两三个月，就生产了伤寒、霍乱和斑疹伤寒菌140多公斤。”

　　而“731部队”生产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也供认：“为1942年这次远征，铃木又吩咐我备制总共130公斤的副伤寒和炭疽热菌，分批运南京使用。”

　　佐藤是日军“1644部队”原部队长。在接受法官就细菌武器质询时，他回答道：“1942年在浙赣一带动作，荣字部队供给石井远征队相当数量的跳蚤，均使用飞机撒播过鼠疫蚤。”

　　1945年1月8日，曾在日军“1644部队”九江支部工作的榛叶修在《日军罪行证明书》中写道：“1942年6月至8月底，‘1644部队’用飞机装载霍乱、赤痢、鼠疫等细菌，撒布在金华、兰溪一带的中国军驻地及其后方，致使无数中国军民染恶疫而死。”

　　骇人听闻的义乌崇山惨案，是十恶不赦的日军“731部队”“1644部队”在浙江实施细菌攻击，残害中国人民的又一起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

　　日军在云和采取空中撒播和地面投放鼠疫、伤寒等细菌物

　　1942年5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迁移到丽水云和县。云和成了战时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和抗日救亡中心，也成了日军进攻的重点地区，更是日军细菌武器攻击的重要目标。

　　1943年8月的一天，日军“731部队”飞机飞临云和上空，撒播鼠疫、伤寒等多种病菌。同时，派出特务、汉奸潜入云和境内的河滩、水井、树林和住房周围，投放鼠疫、伤寒等细菌物，制造染疫源，使云和城乡疫病蔓延，许多人染病死去。

　　据《日军侵略浙江罪行惨案集》记载，疫病发生后，云和镇每日死亡者必有十四五人，在建国路14号至34号一带几乎是“无屋不死人，无人不染疫”。中街铺商号“廖和丰”老板廖根昌得了鼠疫病后，殃及全家，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哥哥、弟弟、弟媳和佣人一共十人，在短短十天内全部死亡。接着，许多与廖根昌接触过的人都染上了疫病，丧失了生命……疫情蔓延很快，难以控制。河上村妙严寺的浙江第二儿童保育院的九名难童来不及治疗，在高烧中死去。

　　据统计，9月15日至11月5日，云和城乡染上鼠疫病的有577人，其中死亡404人。

　　云和《细菌战调查纪实》记载：抗战时期，作为临时浙江省政府所在地云和地区，鼠疫肆虐，传染迅速，无论大人、小孩一经染上，极少生还。

　　据2008年调查资料显示：1943年日军对云和的细菌武器攻击使全县1237人染病，1007人不治身亡。

　　据抗战损失调查：1939年至1945年，日军对浙江境内实施20多次大规模细菌武器攻击。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造成浙江人民六万多人死亡，30多万人染病，严重摧毁了浙江自然生存环境，破坏了浙江的经济社会秩序，给浙江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作者是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