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用武力占领了我国大片的江山领土,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伦陷区的中国人过着被压迫与奴役的生活,“良民证”就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强加给中国公民的一种带有耻辱色彩的证件,这一种证件是伦陷区国民即痛恶却又无法舍弃的尤物,因为没有“良民证”,在当年日伪军警层层设卡的生活境地之中,几乎是寸步难行。
1992年,我在上海参观“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0周年”的资料陈列中第一次触心地看到了这一种国人曾经身携过的耻辱,这是一种中国人永世不能忘却的旧痛。十多年来,我陆续收集到了十多种全国各地沦陷区所使用过的“良民证”,在我的这些收藏之中,有一张十分特殊的“良民证”,说它特殊,是因为这张“良民证”与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浙东实施的细菌战有关,是揭露当年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一件铁证!
这是一张略显陈旧却保存完好的证件,签发于“昭和十六年”,证件正面注有:氏名:陈河香;年龄:四十六岁;职业:捕鱼;住所:双山;性别:男;“右之者认良民许可通行;但里面注意事项必须遵守;昭和十六年七月四日”字样;证件右侧贴着盖有钢戳的证件持有人的相片,下部加盖有一枚蓝色圆章; 印文为“虎疫注射济; 十六年七月四日; 定海舟山岛基地队”,蓝色边缘盖有一“丘川” 字样的小红章。“良民证”内芯标有:“本证必须本人提带”;决不能贷于他人或不能做买卖;“大日本帝国海军命令确实要遵守;右之命令故意违反者以军法从事”。
这张 “良民证”与其它日占地区的“良民证”有二个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此证为“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签发,而一般所见的“良民证”均由日伪特务机关、警察所等机构签发;第二,这张“良民证”上盖有一枚兰色的“虎疫注射济”验疫章,这是目前国内仅见的一张盖有“虎疫注射济”验疫章的“良民证”,其特殊性应引起世人的警觉。据民国《医药常识》记载:“虎疫”之称谓源于一种叫“虎列拉”的急性传染病。民国时期,经常把霍乱及鼠疫等瘟疫恐称为“虎疫”,由此可知“虎疫注射济”是一种针对瘟疫的免疫剂。那么残暴的日本兵怎么会想到给一个普通的中国渔民注射这种免疫的针剂呢?这枚奇怪的验疫章,又隐藏着一个怎么样的惊天秘密呢?这一切,还得从日军在浙东所实施的细菌战说起。
从1940年至1941年间; 日军飞机多次在浙东城乡投撒了大批带有传染病菌的农作物,据《宁波市志》记载: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20分;一架日机侵入宁波城区;在开明街一带撒下了夹杂有大量跳蚤的麦粉及谷类,二天后,该地区就开始有人出现感染疫病的症状,30日; 在开明街开豆浆店的赖福生夫妻首先暴死,31日又有数人死去,开明街一下子笼罩在死亡的恐怖之中,当天,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从患者王仁林的淋巴中找到了典型的鼠疫病菌,经浙江省卫生处复查后确诊为鼠疫病。11月30日晚,鄞县政府为防疫情蔓延,下令将隔离区内115户的137间民房店铺全部焚毁,直至12月2日,染鼠疫死亡者已达106人,其中全家灭门达12户。当时之惨状,可称人间炼狱!这就是目前关于日军浙东细菌战罪行调查得最确凿的一个事件。
张舟山岛 “良民证”上所标示的昭和十六年七月正是1941年7月; 当时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日军在舟山群岛聚集了大批的海军陆战队 ,为了避免经常到宁波一带卖鱼的渔民染上细菌战遗留病菌带回海岛而导致驻军内爆发瘟疫,侵华日军“防疫部”在全岛实施了强制注射免疫药剂的手段。从侵华日军在浙江实施的细菌战罪行及屯兵舟山岛准备太平洋战役等史实证明:给岛上的渔民注射“虎疫注射济”,实际上是侵华日军在实施细菌战之后的一种军事保护手段,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以此维护日本军队的战斗力。
1940年前后; 日军飞机还在余姚县境上空进行了无数次的盘旋侵扰,特别是1940年3月27日,共有十三架日机在姚北一带进行了疯狂轰炸,这是史料记录中日军飞机对姚北破坏最惨重的一次。这一年,姚北地区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 “东洋人的飞机三天、二天地在屋顶上转,我们在八仙桌上盖上棉被,让妇女、小人都躲在八仙桌下头,整天都是这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一年,死了很多体壮的后生,临死前都痛得在床上打滚,二只眼珠弹出,浑身抽筋,真是罪过啊!” 说起当年之惨状,大庙周村一带的年迈老人还依稀记得。这一年,在该村及邻近村落接连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村民在一月之内突染恶疾,神秘地死去,这是一场奇怪的瘟疫,在这场灾难之中,姚北一带的罹难者不下百人。当时国民党余姚县政府正处于流亡前夜,根本无心调查这一场极其不正常的瘟疫,致使目前关于1940年姚北突发瘟疫事件已无详细资料图片可追证。冤魂无言,历史应还之以公正。这场瘟疫的发生与日军细菌战所实施的时间、地域、疫情状况都是相吻合的,当时的姚北乡村,正处于日军荣1644部队所实施的细菌战军事范围之内,这场瘟疫的爆发,绝非仅是偶然! 2005年7月30日,我在杭州参加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历史需要真实的回忆”王选报告会期间,就1940年的姚北瘟疫事件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团”团长王选女士进行了请教与交流,并向她提交了本人收集的一些有关浙东细菌战的证据资料。
1949年12月,在苏联伯力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原日军731部队总务部长川岛供认:“第731部队派出的远征军,在宁波一带从飞机上撒布过鼠疫跳蚤”;另原日军关东军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招供:“我曾经看到过731部队的派遣队到中国中部活动的秘密画面,飞机把内盛染菌蚤的特殊容器放入播撒器中,然后飞机升空向目标飞去,接着就出现了中国军队在移动和中国农村的画面,从机翼下冒出烟雾来,就表明已经播撒了鼠蚤。”731部队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供认:“奉命选择南京荣1644部队作为出击基地,细菌在那里培育,投菌飞机也从南京出发,这次在宁波投下的毒物有疫蚤5公斤-------。”这些战犯的招供,更证实了日军空投染疫谷蚤就是1940年浙东地区瘟疫大蔓延的罪魁祸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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