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中国浙江和湖南实施的大规模细菌战
来源：新浪博客   2019-07-21 15:35:51

　　侵华日军主要有四支细菌战部队，分别是在驻扎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驻扎在北京的"甲1855部队"，驻扎在南京的"荣1644"部队"和驻扎在广州的"波8604部队"。这四支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对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军频繁实施以炭疽、霍乱等病源菌为主的细菌战，而在日军极想全面占领又始终未能全面占领的浙江和湖南两省，对平民百姓实施以肺鼠疫、腺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等病源菌为主的大规模的细菌战，大量杀害国统区的平民百姓，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1年至1944年，侵华日军先后四次对浙江和湖南两省的平民百姓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规模最大的发生在浙江衢州地区。1944年6月26日，日军第二次攻占衢县，3天后撤离，撤离时"731部队"和"荣1644"部队"成员撒下大量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病源菌，引起浙江衢州地区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大流行，衢州所属的衢县、龙游、江山、常山、开化5县发病人数在10万人以上。据《龙游县志》记载：1944年龙游县18个乡镇统计，年发病25000人，死亡2948人。衢县32个乡镇统计，死亡1254人。江山县城区发生鼠疫，死亡44人。常山县声教、宣风两乡发生霍乱、伤寒、疟疾、痢疾等传染病，死亡958人。常山县21个乡镇统计，累计发病50000余人,死亡10000余人。此后两年，衢州各县仍继续发生鼠疫、霍乱、伤寒等疫情，衢县东南部的9个乡镇，就发病12916人，死亡584人。常山县12个乡镇，发病47000人,死亡4000余人。1946年9月7日，衢州《大明报》报道:“常山县入夏以来，恶性疟疾流行猖獗，无奈医药两缺，又无适当降疫措施，疫势有如无羁之马，如今二十一乡镇已无一片净土，死亡累累，厥状甚惨，兹据非正式统计，全县死亡数已达四千余人，禾弃于田乏人收割，全家灭口者亦时有所闻”。10月17日衢州《大明报》题为“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开化境内恶性疟疾依然猖獗”的报道，称“开化县一个月患疫死亡一千余人，疫势蔓延无止境，自灰埠至开化，病者十分之五，儒廉、士贤、集宁乡尤为严重，每乡死一千数百人不等，身历其境，男女老少面带病容。”由于日军的细菌战，致使衢州地区从此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疫情复发，到1948年，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5万余人。1947、1948年国民政府卫生署为帮助衢县的鼠疫预防活动，几次派遣医疗防疫队赴衢县。中央和地方各行政机关合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联合国救济总署、国际红十字会等的保健、救济组织的援助在内，300余名医疗防疫工作者的长期努力，到1948年，衢州地区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等传染病才得到控制。

　　1942年8月，日军在浙江丽水县和云和县实施了针对浙江平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细菌战。8月26日和27日，日军在浙江云和县空投以“腺鼠疫”菌为主的细菌弹，引起云和县鼠疫流行。首先出现鼠疫病症的是离县城3里地妙严寺里的浙江省儿童保育院，那些被日军杀死父母亲，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儿童，接二连三地发病死亡，并迅速蔓延。浙江省政府临时组成防疫委员会，立即封锁疫区，然后，一把火将数千平方米的唐代古寺烧成灰烬。然而疫菌并没有被消除，9月，云和城乡除普遍发生烂脚、烂疮外，还出现痢疾、脑膜炎等传染病。沙溪乡高胥村痢疾流行最为严重，上村林家大院就死了30多人,，林大旺一家就死了10多人。县城西街赵庆邦的父母同时染上鼠疫，外嫁在乡下贵溪睦路村的女儿回来探望,也被感染，并且把疫情带到夫家，引起丈夫一家全部死亡，全村村民也感染上了“腺鼠疫”,死亡率高达81%以上。8月23日，日军"731部队"和"荣1644"细菌战部队成员在浙江丽水县青林村北2里处的好溪中扔放了伤寒菌和霍乱菌，伤寒就在好溪流域传染开来，青林村死亡52人，好溪下游的芦埠村死亡25人。丽水水东村村民饮用了有霍乱菌的水，导致霍乱流行，61人死亡。郎奇村58人死亡，魏村39人死亡，苏埠村43人死亡。据《丽水县政治志》记载，日军在撤离丽水时，在九里至天宁寺一带投放了许多带有霍乱菌的大饼，村民翁康宝把拾到的大饼给妻子和儿子吃，结果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患霍乱死亡。附近村子里的村民吃了日军投放的大饼，也成批患霍乱死亡。8月28日，日军用飞机在浙江丽水县空投鼠疫跳蚤，在饮用水和食物中散播了大量“腺鼠疫”菌。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员、支那派遣军参谋的井本雄男在其《井本日记》中这样记载：8月28日，日军通过地面撒播的办法，在紧靠机场的天宁寺后、官屋基、和尚岗、上岗背、关后、望城岭、长坑以及城南和碧湖镇一带撒播鼠疫跳蚤，一个月后，这些地方几乎同时出现老鼠大量死亡和逃亡的现象，继而在人群中发生高热、畏寒、头痛，股、腋、颈淋巴结肿痛，并向周围地区扩散，死亡率为81%。碧湖镇的鼠疫传染到36个村，有姓名可查的死亡人数就达870人。

　　1944年6月，日军在浙江丽水县和云和县实施了针对浙江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细菌战。6月17日，日军9架飞机在丽水县投下30余枚鼠疫菌炸弹，其中1枚落在城内李常春家，李感染鼠疫于20日死亡。随后，李的妹妹、幼子、侄儿、邻居共7人先后患鼠疫死去。7月2日，当时的《东南日报》作了调查，证实日军在丽水县投下了鼠疫菌炸弹，致大批平民感染鼠疫死亡。9月3日，丽水县长朱毅生致浙江省主席密电称：8月30日，敌机一架在石牛水阁一带掷下炸弹并未爆炸。目击者在现场看到三个酒坛样的弹壳，对半剖开在地上，一旁有半死不活的老鼠。3天后鼠疫蔓延全村，很快就死亡43人。日军"731部队"和"荣1644"细菌战部队成员在撤离丽水的途中，在丽水黄村偷偷投放了鼠疫菌，几天后，黄村发生鼠疫，11人死亡。1945年夏天，日军又在云和县空投带肺鼠疫细菌的棉花、糖果、饼干、玩具等物，重河、贵溪、局村、石浦等数十个村子暴发了肺鼠疫，死亡率高达95·24%。凡与病人接触，或为死者办丧事者，立刻传染丧命。勤俭村死亡30人，贵溪村死亡22人，东坑村死亡15人。据当年浙江省政府统计：1940—1945年，云和县发生鼠疫的疫点183处，死亡1045人。据丽水市档案局统计日军两次在浙江丽水实施细菌战，共有15764名受害者。

　　侵华日军因为两次长沙会战失败，于1941年11月派遣"731部队"一支携带着36公斤鼠疫菌的30多人的小分队进驻湖南。他们的目标是在常德投下鼠疫细菌弹，消灭常德县的全体平民，使长沙失去常德这个粮食和后勤保障基地，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扫清障碍。11月4日上午，日军一架飞机绕常德城转了一圈，撒下谷子、棉絮、布条等一些杂物。当天下午，常德城内贴出国民党县政府的布告，提醒市民，日寇可能投下了鼠疫病毒，要求居民清扫并焚毁日机空投下来的垃圾。在之后的两天时间里，常德市的大街小巷突然出现了很多死老鼠。常德市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在死老鼠身上和谷子里检测到鼠疫菌，将检测结果以电报的形式上报了重庆政府，但这份单纯的检验报告，没有得到当时中央政府的重视。11月9日，检到飞机投下杂物的市民突然高烧，晚上开始吐血，并开始出现呼吸衰竭的现象，住进医院第二天就死了，经检测是染上了肺鼠疫。日军空投细菌后的第二周，鼠疫在常德市全面爆发。许多家庭都是一家死四五个，五六个，其中有一家人死了11个，有一个村子400人不到一个月死了201人。这才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中国防疫队，红十字防疫队，国际防疫队，国总防疫队，共十几个防疫队进驻常德城区，打针、灭鼠、建立隔离医院以及焚烧尸体。登记在册的有名有姓的细菌战死难者，共计7643人。

　　1949年12月25号至30号，在前苏联伯力城滨海军区设立的军事法庭上，"731部队"军医少将川岛清交代了投放细菌的目的。常德是湘西的一个交通枢纽，如果鼠疫将常德变成一座死城，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切断了重庆政府和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之间的联系，这座陪都将被彻底孤立。第二常德是重庆政府和国民党军粮食以及棉花的供给地，每年常德上交的公粮有三千万担，棉花四千万担。如果鼠疫病菌随着这些棉花和粮食被运送出去，那就等于消灭了重庆政府。这段内容被记录在前苏联《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

　　侵华日军主要有四支细菌战部队，分别是在驻扎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驻扎在北京的"甲1855部队"，驻扎在南京的"荣1644"部队"和驻扎在广州的"波8604部队"。这四支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对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军频繁实施以炭疽、霍乱等病源菌为主的细菌战，而在日军极想全面占领又始终未能全面占领的浙江和湖南两省，对平民百姓实施以肺鼠疫、腺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等病源菌为主的大规模的细菌战，大量杀害国统区的平民百姓，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1年至1944年，侵华日军先后四次对浙江和湖南两省的平民百姓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规模最大的发生在浙江衢州地区。1944年6月26日，日军第二次攻占衢县，3天后撤离，撤离时"731部队"和"荣1644"部队"成员撒下大量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病源菌，引起浙江衢州地区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大流行，衢州所属的衢县、龙游、江山、常山、开化5县发病人数在10万人以上。据《龙游县志》记载：1944年龙游县18个乡镇统计，年发病25000人，死亡2948人。衢县32个乡镇统计，死亡1254人。江山县城区发生鼠疫，死亡44人。常山县声教、宣风两乡发生霍乱、伤寒、疟疾、痢疾等传染病，死亡958人。常山县21个乡镇统计，累计发病50000余人,死亡10000余人。此后两年，衢州各县仍继续发生鼠疫、霍乱、伤寒等疫情，衢县东南部的9个乡镇，就发病12916人，死亡584人。常山县12个乡镇，发病47000人,死亡4000余人。1946年9月7日，衢州《大明报》报道:“常山县入夏以来，恶性疟疾流行猖獗，无奈医药两缺，又无适当降疫措施，疫势有如无羁之马，如今二十一乡镇已无一片净土，死亡累累，厥状甚惨，兹据非正式统计，全县死亡数已达四千余人，禾弃于田乏人收割，全家灭口者亦时有所闻”。10月17日衢州《大明报》题为“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开化境内恶性疟疾依然猖獗”的报道，称“开化县一个月患疫死亡一千余人，疫势蔓延无止境，自灰埠至开化，病者十分之五，儒廉、士贤、集宁乡尤为严重，每乡死一千数百人不等，身历其境，男女老少面带病容。”由于日军的细菌战，致使衢州地区从此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疫情复发，到1948年，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5万余人。1947、1948年国民政府卫生署为帮助衢县的鼠疫预防活动，几次派遣医疗防疫队赴衢县。中央和地方各行政机关合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联合国救济总署、国际红十字会等的保健、救济组织的援助在内，300余名医疗防疫工作者的长期努力，到1948年，衢州地区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等传染病才得到控制。

　　1942年8月，日军在浙江丽水县和云和县实施了针对浙江平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细菌战。8月26日和27日，日军在浙江云和县空投以“腺鼠疫”菌为主的细菌弹，引起云和县鼠疫流行。首先出现鼠疫病症的是离县城3里地妙严寺里的浙江省儿童保育院，那些被日军杀死父母亲，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儿童，接二连三地发病死亡，并迅速蔓延。浙江省政府临时组成防疫委员会，立即封锁疫区，然后，一把火将数千平方米的唐代古寺烧成灰烬。然而疫菌并没有被消除，9月，云和城乡除普遍发生烂脚、烂疮外，还出现痢疾、脑膜炎等传染病。沙溪乡高胥村痢疾流行最为严重，上村林家大院就死了30多人,，林大旺一家就死了10多人。县城西街赵庆邦的父母同时染上鼠疫，外嫁在乡下贵溪睦路村的女儿回来探望,也被感染，并且把疫情带到夫家，引起丈夫一家全部死亡，全村村民也感染上了“腺鼠疫”,死亡率高达81%以上。8月23日，日军"731部队"和"荣1644"细菌战部队成员在浙江丽水县青林村北2里处的好溪中扔放了伤寒菌和霍乱菌，伤寒就在好溪流域传染开来，青林村死亡52人，好溪下游的芦埠村死亡25人。丽水水东村村民饮用了有霍乱菌的水，导致霍乱流行，61人死亡。郎奇村58人死亡，魏村39人死亡，苏埠村43人死亡。据《丽水县政治志》记载，日军在撤离丽水时，在九里至天宁寺一带投放了许多带有霍乱菌的大饼，村民翁康宝把拾到的大饼给妻子和儿子吃，结果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患霍乱死亡。附近村子里的村民吃了日军投放的大饼，也成批患霍乱死亡。8月28日，日军用飞机在浙江丽水县空投鼠疫跳蚤，在饮用水和食物中散播了大量“腺鼠疫”菌。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员、支那派遣军参谋的井本雄男在其《井本日记》中这样记载：8月28日，日军通过地面撒播的办法，在紧靠机场的天宁寺后、官屋基、和尚岗、上岗背、关后、望城岭、长坑以及城南和碧湖镇一带撒播鼠疫跳蚤，一个月后，这些地方几乎同时出现老鼠大量死亡和逃亡的现象，继而在人群中发生高热、畏寒、头痛，股、腋、颈淋巴结肿痛，并向周围地区扩散，死亡率为81%。碧湖镇的鼠疫传染到36个村，有姓名可查的死亡人数就达870人。

　　1944年6月，日军在浙江丽水县和云和县实施了针对浙江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细菌战。6月17日，日军9架飞机在丽水县投下30余枚鼠疫菌炸弹，其中1枚落在城内李常春家，李感染鼠疫于20日死亡。随后，李的妹妹、幼子、侄儿、邻居共7人先后患鼠疫死去。7月2日，当时的《东南日报》作了调查，证实日军在丽水县投下了鼠疫菌炸弹，致大批平民感染鼠疫死亡。9月3日，丽水县长朱毅生致浙江省主席密电称：8月30日，敌机一架在石牛水阁一带掷下炸弹并未爆炸。目击者在现场看到三个酒坛样的弹壳，对半剖开在地上，一旁有半死不活的老鼠。3天后鼠疫蔓延全村，很快就死亡43人。日军"731部队"和"荣1644"细菌战部队成员在撤离丽水的途中，在丽水黄村偷偷投放了鼠疫菌，几天后，黄村发生鼠疫，11人死亡。1945年夏天，日军又在云和县空投带肺鼠疫细菌的棉花、糖果、饼干、玩具等物，重河、贵溪、局村、石浦等数十个村子暴发了肺鼠疫，死亡率高达95·24%。凡与病人接触，或为死者办丧事者，立刻传染丧命。勤俭村死亡30人，贵溪村死亡22人，东坑村死亡15人。据当年浙江省政府统计：1940—1945年，云和县发生鼠疫的疫点183处，死亡1045人。据丽水市档案局统计日军两次在浙江丽水实施细菌战，共有15764名受害者。

　　侵华日军因为两次长沙会战失败，于1941年11月派遣"731部队"一支携带着36公斤鼠疫菌的30多人的小分队进驻湖南。他们的目标是在常德投下鼠疫细菌弹，消灭常德县的全体平民，使长沙失去常德这个粮食和后勤保障基地，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扫清障碍。11月4日上午，日军一架飞机绕常德城转了一圈，撒下谷子、棉絮、布条等一些杂物。当天下午，常德城内贴出国民党县政府的布告，提醒市民，日寇可能投下了鼠疫病毒，要求居民清扫并焚毁日机空投下来的垃圾。在之后的两天时间里，常德市的大街小巷突然出现了很多死老鼠。常德市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在死老鼠身上和谷子里检测到鼠疫菌，将检测结果以电报的形式上报了重庆政府，但这份单纯的检验报告，没有得到当时中央政府的重视。11月9日，检到飞机投下杂物的市民突然高烧，晚上开始吐血，并开始出现呼吸衰竭的现象，住进医院第二天就死了，经检测是染上了肺鼠疫。日军空投细菌后的第二周，鼠疫在常德市全面爆发。许多家庭都是一家死四五个，五六个，其中有一家人死了11个，有一个村子400人不到一个月死了201人。这才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中国防疫队，红十字防疫队，国际防疫队，国总防疫队，共十几个防疫队进驻常德城区，打针、灭鼠、建立隔离医院以及焚烧尸体。登记在册的有名有姓的细菌战死难者，共计7643人。

　　1949年12月25号至30号，在前苏联伯力城滨海军区设立的军事法庭上，"731部队"军医少将川岛清交代了投放细菌的目的。常德是湘西的一个交通枢纽，如果鼠疫将常德变成一座死城，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切断了重庆政府和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之间的联系，这座陪都将被彻底孤立。第二常德是重庆政府和国民党军粮食以及棉花的供给地，每年常德上交的公粮有三千万担，棉花四千万担。如果鼠疫病菌随着这些棉花和粮食被运送出去，那就等于消灭了重庆政府。这段内容被记录在前苏联《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