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宁波的鼠疫细菌战罪行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08-17 14:42:09

　　1940年10月27日凌晨7时左右，市区居民刚起床不久，但见一架机翼上涂着太阳旗的日军飞机窜入宁波上空，嗡嗡地盘旋几圈后，撒下大量传单，由于在3个多月之前的7月17日至22日，日本鬼子在镇海小港强行登陆后，被国军194师和16师反攻击退，死伤千人，吃了败仗。因此，人们都在嘀咕：这回日军飞机又来搞什么花样，有些拾到传单的群众，展开一看，原来都是造谣惑众的东西，胡说什么“日本要与中国建立东亚共荣圈”、“重庆正在闹饥荒，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云云。就在当天下午2时许，又有一架日军飞机飞临宁波上空，并在开明街一带空投下许多麦粒、面粉、寄生有跳蚤的棉絮等杂物。因是大白天，目击的群众更多了，但也都不知道这搞的是什么名堂。

　　时值霜降后深秋季节，秋高气爽，而日机空投“杂物”后的当晚，却意外地下了一场雨，把日机撒落在屋瓦上的麦粒、面粉、杂物和跳蚤等都冲刷了下来。当时宁波尚无自来水，家家户户都在天井屋檐下安放有一二只或三四只的七石缸，用来积蓄天落水，喝水、煮饭都用这天落水，这些污物也就冲到了七石缸里。

　　三天后，在开明街口拐角处的滋泉豆浆店赖福生和妻子赖朱氏即发高烧患上怪病，至第二日晚，莫名其妙的双双死亡。接着隔壁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以及中山东路的元泰酒店、宝昌祥内衣店，还有东后街一带，相继死人，至11月3日已死亡16人，次日又死7人，最多一天暴死20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死亡者有名有姓的达110人，全家死绝的12户45人。哀号声此起彼伏，一片凄惨景象。当年《时事公报》对疫情作了大量报道，11月4日的头版大字标题“巨祸”称：“宁波城区开明街、东后街一带发生鼠疫症，鼠疫症为最可怕的传染病。已罹病的二十余人，都于三日内死去。”并告示：“未罹病的，请赶快设法预防。”11月5日在《时事公报》“防疫专辑”的头条上刊登鄞县县政府(当时宁波撤市入鄞县)第291号布告：宁波已发生的鼠疫极为严重可怕，告示民众一律不得收容染病亲友。

　　同心协力扑灭鼠疫

　　自开明街一带居民疫病暴死事件发生后，疫区所在地的镇长急求鄞县中心医院院长张方庆救扶，医生在疫区诊查中发现患者颈部淋巴结肿大，病情严重，即怀疑是鼠疫，便立即报告当局，要求迅速找到病源。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经对一名8岁孩童染疫者作细菌检验后，即在11月4日《时事公报》上发表了这是鼠疫的谈话。2000年春，我们在访问那次作检验病菌的原华美医院化验室技师许国芳时，他就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从患者血液和淋巴结穿刺中找到鼠疫杆菌的经过。其实，鄞县中心医院内科主任孙金医师于11月1日查诊几名患者时，已发现患者具有显著的鼠疫症状，并立即向政府作了报告，震惊了当局。11月2日，鄞县县政府主持召开医防人员会议，会上商讨的结论是“封锁疫区”。

　　自开明街、东后街一带被正式宣布为鼠疫暴发以后，街上死寂，行人稀少，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各家戏院也于6日都贴出联合启事：“奉谕预防疫症，暂行停演。”　　11月6日，鄞县县政府决定成立防疫处，当天下午4时举行第一次防疫会议。因封锁疫区刚开始，不甚严密，外逃者较多，会上决定加强疫区封锁，设立甲、乙、丙三个不同级别的隔离病院，在民光戏院(今民光电影院)内设立防疫办事处，并成立搜查队、担架队，将染疫程度不等的病人，分别迅速送入各隔离病院。据统计，从1月7日到14日先后追回疫区潜外的居民38人，而逃出疫区在外死亡者竟达32人。在封锁疫区同时，组织消毒和捕鼠灭蚤，据当年曾任消毒队副队长的钟辉(解放后仍在民光电影院工作)说：“当时进入疫区工作时，我穿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看到自己下半身爬上很多平时少有的红红跳蚤，凡是麦子落下最多的庭院，死人也最多。”县防疫办事处即对封锁区内沿街排门板壁缝全部用白纸粘封，各商店采用硫磺熏蒸，沿途用石灰水浇洒。鄞县卫生院在报上刊登“收买老鼠”布告，在郊外增设焚鼠炉等。

　　11月9日起，对疫区和有关人员均实施鼠疫菌苗预防注射。后来又把全市中小学生都列为注射对象，总共接受注射的达23343人次。

　　11月10日，中央防疫队一行30人也抵甬协助扑灭鼠疫。

　　11月25日，在县防疫处第17次防疫会议上正式宣布：“经查勘决定疫区房屋应行焚毁”，“经县政府呈请省政府批准执行。”

　　11月30日晚上，在对疫区周围采取严格防范措施后，即对疫区房屋点火焚烧，自7时至11时，足足焚烧4个小时，115户人家的住房、商店、工场共137间都付之一炬，变成了一片瓦砾废墟。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称此举为“壮士断腕”。但是把疫区全部房屋焚毁后，毕竟造成400余人无家可归，国民党政府原称拨款50万元给予补偿的许诺，最终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感人的王选精神

　　自1995年9月3日在开明街人行道上竖起“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区遗址纪念碑”以来，每年10月27日那天，总是有一群鼠疫灾难受害家属和支援者，自发地聚集在纪念碑前，举行悼念受害者和抗议日军暴行的活动。被大家推选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的王选，也多次特地赶来参加这活动。1999年秋，她又一次来甬调查研究时，得悉我正在摄制一部反映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灾难的电视专题片，就毫无保留的把自己调查取得的资料提供与我。更可贵的是通过她的帮助，我拿到了日本友好人士、细菌战历史澄清会森正孝所提供的几个亲自参加宁波投放细菌的“731”老兵作证录像资料。王选从1995年始，为了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一事，为了争取人权、尊严、正义的事业，不顾一切，连年累月四处奔走，肩挎装载日军罪行的黑色背包，行色匆匆往来于中日之间。她本来已获得的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原计划去美国深造，但为了声讨日本细菌战罪行，主动肩负起这个历史责任，宁可放弃学习、放弃工作。10年来，她已20多次率领浙江、湖南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到东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进行控诉。当我问她：“你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她严肃地回答：“因为我是中国人”。她之所以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杰出人物之一，那是王选的斗争精神感动了无数的人们，她是当之无愧的。

　　在大量的罪证面前，日本政府已不得不承认当年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东京高等法院还是判决了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的败诉。在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张狂的情况下，这也并不怎么出乎人们的意料。王选曾经对我说过：希望大家不要只对官司的输赢感兴趣，重要的是促进公众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对战争的正确认识，从而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