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共有
来源：王选   2019-10-18 17:11:17

　　历史的共有”是日本和平运动提出的一个思想。意思是说:“我们日本人不应该封闭在自己的战争经历中,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侵略战争给被侵略国家及其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必须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共有历史。”

　　在日本,有本土的学者觉得中国人不了解“广岛”,认为不同人群基于各自直接的战争记忆造成了他们在战争认识问题上的对立; 也有在中国大学任教的日本学者认为,中国人愿意讲那段历史,因为对中国来说这是光荣的历史,而日本人不愿意讲那段历史,因为对日本来说是可耻的历史。还有在美国的日本学者认为,“你们老是对我们讲历史问题,因为你们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来讲讲我们”。

　　在日本,那些被称为自由主义史观的一群日本知识分子则干脆编撰没有“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更没有“731部队”的中学教科书,大量发行,来占领日本年轻一代的知识空间; 日本政府方面,文部省利用教科书审查制度以国家的权力筛选教科书中的历史,其他有关部门则继续不公开许多重要历史证据资料。

　　但日本的和平运动提出“历史的共有”并不是作为一种观点用于论战,而是去身体力行,谋求一个发动了侵略战争的国家的国民应该具有的客观,因而也是更为公正的对战争的历史认识和社会意识。

　　这是中日双方有关人员在黑龙江一家钢厂对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进行挖掘回收作业。(CFP/图)

　　可是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 亚洲各被侵略国受害历史调查、历史保护和有关历史研究 的落后状况,非发达地区和国家对战争受害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从认识到制度的缺乏。

　　他们想要了解的历史往往还需要自己去寻找、整理。有时为了搞清楚一项战争犯罪及其伤害, 比如日军对东南亚华侨的大屠杀,他们常年累月在当地调查。他们调查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所有日军侵略足迹所到的国家与地区,中国、韩国、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中国台湾等。

　　回到日本后,他们把实地调查所得结合文档研究,著书、制成影片,在日本社会尽可能地广泛传播。因为他们的作品要经受多方面的挑战: 一般市民的怀疑,学术界的轻视,右翼的攻击,所以都是下大功夫力求严谨科学。

　　目前有关这些地区的战争犯罪和受害的具有实证价值的历史研究绝大部分还是出自这群人的工作。他们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国民拥有的物质条件,以技术性的劳动,用现代信息媒介为一部分受害者记录下了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创造着具有长久意义的历史文化。

　　在全面趋向保守和右倾的日本社会潮流中,他们的真实历史记录成为逆流中的砥柱。他们的历史研究以它们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在日本各大书店的历史专著或严肃书籍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是,狂热民族主义的、洗刷过的历史书籍,自由主义史观者们杜撰的所谓“国民教育”历史教材,因为有势力强大的背景,在数量和发行量上占压倒性多数。

　　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家属及支持者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举行抗议活动(新华社记者任正来摄)

　　日本和平运动在侵略战争受害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另外做的一件大事是支持受害者在日本进行战争赔偿诉讼。诉讼把受害者的声音直接带到了日本,使他们出现在一直在回避他们的日本政府面前。在诉讼中,他们的实地调查研究也成为原告方的有力证据。到目前为止,在日本的战争受害者个人赔偿诉讼一共有70多起,其中包括 23 起中国受害者提出的诉讼。实际上,从1999年10月中国受害者联合诉讼判决以来,日本法院对战争受害者个人赔偿诉讼的判决,不论结果如何,都无一例外地对受害者提出的历史事实予以了认定。

　　去年9月30日细菌战诉讼二审第三次开庭。9月29日我们原告团一行10人加入日本和平运动的声援队伍,参加了遗留毒气弹等受害诉讼的判决。“胜诉”的瞬间,我们和从不相识的遗留弹受害者还有他们的日本律师一起流下了眼泪。日本律师火山喷发似的强烈的欣喜令人震撼。我从没见过日本人如此表达他们的情感。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是付出过艰辛的人才会有的喜悦,这是真正的胜利者的喜悦。日本和平运动人士在日本社会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少数派。但是他们作为普通的日本国民,任劳任怨、默默地、自觉自愿地为他们的国家、民族挑起历史责任的重负。他们是值得我们了解,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2003年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原告李臣(右四)、刘敏(右三)与中国律师得悉胜诉后。(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