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常德细菌战最后幸存者 老人们至今留存发黄的资料
来源：红网 作者：张祥   2015-08-18 10:05:54

　
　(2月17日，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乡，97岁的李玉仙老人一讲起当年的细菌战的事情一下子思路清晰起来。图/记者华剑)

　　(2月17日，常德市周家店镇，细菌战生还者。（左起：向道仁，吴光才，熊善初。图/记者华剑)

　　(这个本子记录了石公桥附近细菌战受害者信息，向道仁告诉记者，名单上大部分的人都过世了。图/记者华剑)

　　(向道仁当年在日本法庭上发言。)

　　红网常德2月20日讯（潇湘晨报记者 张祥）本报2012年2月13日报道“73岁的易允中辞世”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因为他可能是长沙最后一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2011年11月3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协会大部分成员都已年过半百，很多受害者的孙辈后人不愿入会。”　　

　　当年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如今互相戏称为“老化石”。时光如梭，“老化石”们日渐凋零，也许哪一天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等到那时，那场灾难，那段历史还会有人记得吗？在遭到日军细菌战重创的常德城及周边地区，还有多少幸存者？他们的现状又如何？他们需要得到哪些帮助？本报记者前往常德进行采访。　　

　　97岁的李玉仙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但聊到细菌战，她竟然靠墙坐了起来，挥舞着双手回忆故事里的每个细节。　
　　78岁的向道仁退休后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搜集细菌战受害人资料，他打算写一本10万字的书，但至今未能如愿。

　　79岁的吴光才做了一口木箱，专门存放20多斤重的资料，纸张已经发黄，再次诉讼希望越发渺茫，但“还是要一代代传下去”。

　　83岁的熊善初身体还挺硬朗，却不得不开始忧虑，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谁能接手保存关于细菌战的资料？　　……

　　他们都是常德“细菌战”的幸存者，老人们互相戏称为“老化石”。究竟还有多少幸存者活着？记者没能找到这个数字。　　

　　73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人协会”副会长、细菌战受害人遗属徐万智能想到的也只有四五个。　　

　　提起细菌战，不能动弹的老人坐起来了　　

　　李玉仙 97岁 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乡李家湾村　　

　　马鬃岭乡李家湾村，李玉仙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杯子就放在床头，李玉仙却要花好几分钟才能把水杯端起来送到嘴边。2年前她摔断了腿，大儿子陈贵初在家照顾她，但他自己也已75岁，所谓的照顾，就是李玉仙喊饿时，把饭碗送到床边去。　　

　　2月15日，记者来到李玉仙家里。“能不能起来啊？”侄儿李宏华大声喊了好几遍，李玉仙都没听清这句话，只是把头探出来看着来人，两只手挥动，招呼坐下。　　

　　李玉仙的被子又湿又臭，房里很暗。李宏华又说：“有记者采访你细菌战的事，你跟他们说说！”　　

　　李玉仙突然来了精神，靠着墙坐了起来，“别的事我说不出来，这件事我就有得说啦！”　　

　　（日期李玉仙已经不记得了）一架飞机把许多箱子空投到常德市区时，李玉仙的父亲李佑生刚把几头猪赶到城里的屠宰场卖掉。准备动身回家时，卖糯米饭的小贩叫住他：“李老板，吃碗糯米饭再走咯。”李佑生说：“吃一碗就吃一碗吧。”吃糯米饭时，李佑生看到天上有飞机在空投东西，还有一些灰蒙蒙的雾气降下来。　　

　　天黑时，李佑生还没出城，城里却戒严了。有很多人开始头疼发热，李佑生听说有瘟疫，所有人不能出去。李佑生选择偷偷爬城墙，跑回马鬃岭。当晚，他开始头疼。19岁的李玉仙问：“爹爹，你怎么了？”李佑生只是摇头：“飞机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我现在头疼。”第二天，李佑生开始流鼻血，躺在家门口一棵树下就死了。　　

　　此后，李玉仙的大伯、妈妈紧跟着发病死去。妈妈还没下葬，两个哥哥又发病身亡了。　　

　　李玉仙哭着准备给哥哥穿寿衣，丈夫把她往肩上一扛就往外跑，“你还不走，你也会死。”李玉仙果然发病了，好在丈夫从镇上买到了药，几碗药下肚，李玉仙躲过一劫，但家里已经死了8口人。　　

　　李玉仙至今记得每个人的名字，还有死时的模样。父亲李佑生最先死，口鼻出血，浑身发红砣。两个哥哥李惠旨和李新旨，死前发高烧，死时身体发黑，鼻子出血。　　

　　“10万字的书没法写了，交给儿子吧”　　

　　向道仁 78岁 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　　

　　向道仁做了一件让儿子“很不高兴的事”，1995年他从石公桥镇政府退休后，背着装满空白纸的包，骑上自行车在石公桥以及周边的乡镇转悠，寻找细菌战中的幸存者以及后人，他要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把包括自己在内每个受害人的故事写下来，打算写成一本10万字的书，但他已年近八旬，“以后交给儿子写吧。”　　

　　1942年底，日军又将“细菌弹”投向石公桥镇。飞机将许多装有稻米、棉衣、食物等物品的箱子空投到集镇上，不明就里的人们争抢着去捡东西。当时9岁的向道仁正在石公桥镇姨父易冬生家里，表哥易会清最先病发身亡，随后，婶娘周妹姐也死了，婶娘死时肚子里有个即将分娩的孩子。向道仁清楚记得，婶娘肚里的孩子动了好几下才安静下来。外祖父卖完鱼回家的途中，死在涂家湖畔。　　

　　“向家的独苗不能死了。”家人赶紧把已经出现发病症状的向道仁送到药铺，得到几粒政府发的药丸子，向道仁因此活了下来。而此时，整个石公桥镇因为死人太多，棺材铺里的棺材都已卖光。有人用煮饭的大木桶当棺材，桶子用完了就拆门板和窗户。　　

　　这也成了向道仁一辈子没有放下的心结。　　

　　2000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十五次开庭审理民间诉讼索赔案时，向道仁作为亲历者上庭发言，他忍住火气，没有拍桌子骂人，但开口就念出改编自《增广贤文》的一句话：“冤魂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冤魂。”　　

　　1995年起，向道仁开始走村串户，搜集受害人名单，通过当事人及后人口述历史的方式，集成厚厚的册子。几年下来，向道仁花掉了2万多元。为此，两个儿子“收缴”了向道仁的自行车，但向却坚持下去。时间越久，调查越艰难，“很多受害人的后代不理解我，还用冷言冷语讽刺我。更多的人是怕惹麻烦上身。”向道仁好多次“气得想哭”，但从没和别人发过火。　　

　　时过境迁，向道仁也已经老了。几年前他突然中风，全身不能活动，只能听见外界的声音。经过治疗目前已能正常活动，但每天需坚持吃药。　　

　　今年2月16日，在石公桥镇政府大院后的一间小屋里，向道仁拿出一份多年前整理出来的受害人名单，逐个指着名字说：“他死了，他死了，他还在，他死了……”其实从着手搜集资料开始，向道仁就打算写一本关于细菌战的书，只是至今未能如愿。年纪越大，写书就变得越困难。“我要把所有资料交给小儿子，让他帮我把书整理出来。”向道仁说，“把书发给石公桥和周家店每个受害人的后人。”　　

　　发黄的受害人资料，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吴光才 79岁 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　　

　　熊善初 83岁 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　　

　　2月16日，记者见到了吴光才。得知记者要采访后，吴光才就守在家里等着。一同等候的还有熊善初，以及3名受害人的遗属，6个老人最小的也有65岁。

　　与向道仁一样，细菌战时熊善初和吴光才都染上了鼠疫。熊善初今年83岁，吴光才今年79岁，两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向道仁搞细菌战受害人调查时，他们是向道仁的“秘书”。　　

　　当时熊善初在周家店镇中心小学读书，班上51个学生有7个被感染了，头痛、流鼻血，熊善初吃了7天的药，得以痊愈。但哥哥成为家里第一个丧命的人，8岁和4岁的两个侄儿相继染病死去。吴光才的姐姐去石公桥镇卖鱼买米，染上鼠疫后，表姐和姐夫照顾她，三个人都死了。向吴家传死讯的贵雪儿随后也染病死了，这也导致吴光才被传染。吴的父亲卖掉一头耕牛，凑齐医药费后，将他送到外国人开的医院里治疗，这才保住了吴光才一条命。　　

　　石公桥和周家店，从早到晚都是人们的哭声，此起彼伏的哭声持续几个月后，镇里就安静下来了——没有得到救治的都死了，有的村子死得一个不剩。鼠疫传染到更远的地方，直到1944年，“还听说有人鼠疫死掉。”　　

　　当幸存者及遗属开始筹备对日诉讼后，熊善初、吴光才和向道仁一起，连同两镇多名受害者遗属，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足有20多斤，吴光才专门做了一口大木箱子把它们保存起来。　　

　　如今这些资料纸张已经发黄。“细菌战”过去已半个多世纪，老人们仍能记起每个细节，“我们可能家里钥匙放哪不记得，但这些事记得很清楚。”熊善初说，“印在脑袋里，忘不掉的。”　　

　　年轻人很少讨论细菌战和老人们的故事，但只要听到有人聊起类似的话题，几个老人就会凑上去发表意见。“前几年，我们还在小学给学生讲过课，不是为了恨，只是希望他们了解得多一些。”熊善初说。　　

　　看着桌子上的一大堆材料，6个老人讲完了各自的故事。“官司可能打不赢，但这些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受害者遗属周迪成说。　　

　　听说长沙最后一名细菌战幸存者易允中不久前去世，老人们都有些黯然。周迪成说：“他们（向道仁等幸存者）被我们称作老化石，老化石越来越少，可能等几年你再来找，就找不到了。”　　

　　熊善初83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但他忧虑的是：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保存这些发黄的纸张？　　

　　时任日本“731”部队大本营参谋部作战科科员井本雄男的23册战时日记被发现，其中清楚地记载着：“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5点30分从江南南昌机场起飞，6点30分到达常德，从常德上空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带鼠疫的跳蚤36公斤。同时投下的还有保护跳蚤的棉花、谷物等。投放时有一侧撒布器开盖不充分，只好将整个容器连笼子投在西洞庭湖上。”　　

　　1941年11月24日，中国红十字总会检验学组主任、细菌专家陈文贵奉命前来调查，通过对死者解剖化验，最后作出权威结论：11月4日，日机投掷鼠疫蚤，导致常德鼠疫流行。——据新华社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　　

　　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曾先后对中国20多个省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至少36次以上，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1997年8月11日，108名浙江和湖南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原告团在2年后增至180人。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原告团作出承认事实、回避责任的一审败诉判决。　　

　　2002年8月30日，中国原告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交上诉。　　

　　2003年5月20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出庭的王选等3名中国原告严正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　　

　　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败诉。判决认定了二战期间原告由于日本细菌战受害的事实，但依然以国家无责任的理由驳回了原告要求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认为个人向国家提出赔偿不符合国际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