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2日,端午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住在滁城琅琊区扬子街道永阳社区“百岁寿星”王秀英一家人其乐融融。王秀英五世同堂,正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下午时分,儿子招呼着姐妹妯娌一起打着小麻将,孙子重孙陪同王秀英看看电视……中央电视台公布的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的新闻引起了王秀英的注意,王秀英看得两眼含泪,气愤万分。全家人赶紧围过来询问怎么回事,压在王秀英心头70多年的苦难和耳闻目睹侵华日军“细菌战”,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让两眼含泪的王秀英开口诉说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京沪沦陷被迫逃难
王秀英,1913年6月生于滁县北关十里村,私塾文化。她回忆说,民国26年(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国军主力全线溃败西撤。刚开始,一天到晚看到的是津浦铁路线上的火车挤满了拖家带口和手提皮箱的人,操着江浙方言,他们说,日本兵从杭州湾登陆,沿途烧杀奸淫。稍后,滁县的乡间小路,乞讨的江南难民三五成群、接踵而至,或拖儿带女,或扶老携幼,形色匆匆,向西或向北逃荒而去。
南京“沦陷”了……日本的飞机不但对南京市区进行了无差别轰炸,而且还追着难民轰炸。乌衣、汊河和嘉山集、自来桥交通要道上的人家,基本上都收拾收拾,跟着滚滚难民潮,结伴逃命去了。为了寻求安全,王秀英夫妇一合计,决定带着一双儿女,举家匆匆西迁,本应向西北陕甘,但因一再犹豫,走得比较迟,遇上了黄河花园口决堤,被迫转道“两湖”,寻求避难和安身立命之所。
耳闻江南“人瘟”悲剧
王秀英夫妇刚抵达安徽叶家集深山中一处土路上,就有四架日本军机俯冲轰炸。王秀英夫妇亲眼目睹,同行的杭州吴先生夫妻俩带着母亲和一个四岁左右的儿子,大家听到飞机轰炸和扫射的声音,都吓得在山上的树林或趴或卧,独吴先生的儿子吓傻了,站在大路边上,仰头看着日本军机。一阵排枪狂扫,四岁的儿子不幸中弹,奶奶见孙子不动,急忙起身来拉,也被击中后背,吴先生飞步上前,左手搀住老娘,右手抱住儿子,朝山里猛跑,但第三架日机朝着他们一家子投下一颗罪恶的炸弹,炸弹在吴先生身边不远处爆炸,吴先生头部和胸部多处被弹片击中,吴先生年轻的妻子见状无力地坐在地上,呆了,好好的一家人,就此家破人亡。日本军机过后,王秀英看到地上粘有人血、人肉,树上挂着热的五脏、手、脚,一片空旷的地带到处都是残缺尸体。当地人、过路人手忙脚乱地帮着挖个大坑,三代同葬,多人同坑。所有的人也不敢停留,只能再次迁徙。
过了叶家集,王秀英一家被来自浙江义乌、江山、衢州、丽水一带的难民赶上来。死去的吴先生的妻子被一位姓蒋的家庭主妇收留。这位蒋氏一家世代中医,是被日本军机的奇怪飞行方式吓得逃难的……据蒋氏一家人说,在浙江一个叫五铺街的地方出现“人瘟”,原因是在“人瘟”前几天,有日本军机在天空飞行,如同天女散花般投下大量谷物、高粱、麦粒、破布和烂巾等,日本军机离开后,村庄立即出现大量红色的跳蚤……100多名村民突发暴病身亡,死前发高烧、抽筋,口吐带乌血的白沫,手在胸前乱抓乱打,身上起了乌黑斑点,颈部和腹股沟的淋巴结肿大,几个时辰不到就死了。
出现“人瘟”时,谁都不会想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就是日本73l部队扔下的鼠疫细菌。那些破棉絮、烂布条里裹带的都是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而日军却用疫区内的病人和活人进行人体试验,名为防疫,实为检验细菌战的效果。王秀英说,当时有儿歌唱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棉花”,而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这是日军细菌战引起的,只称它为“人瘟”,并在出现“人瘟”的村庄树起石磙并系上红布,以警示靠近者,防止传染扩散。
目睹常德“人瘟”惨状
王秀英夫妇迁涉流浪到湖南省常德市郊外。1941年农历十月的一天早晨,常德上空大雾笼罩,忽然听到一阵轰鸣声,王秀英脸色大变,说:“飞机,日本飞机,要扔炸弹了,快!快躲起来!”王秀英带着儿女躲进附近的山林,等着激烈的爆炸和日本军机的扫射。然而等了半天并没有出现日机的投弹,而是看见一架日式轻型轰炸机在常德上空盘旋一阵,投下一些棉絮、稻草、豆子等物品。
王秀英在流浪途中曾听说过,日军在浙江投下过“人瘟”病菌等相同的手段,心想不好了,看来日本人又要在常德施行同样的手段了。果不然,7天后常德市区街道出现大量死鼠。家住关帝庙附近的蔡姓人家一个12岁小女孩连续三天三夜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并且头痛、高烧、抽搐送医急诊,第二天被确诊为鼠疫后即心力衰竭死亡。听到街坊邻居说,“不得了啦,常德发生瘟疫啦!”随后,疫情无法控制地爆发了。发生“人瘟”的关庙街、高山街、鸡鹅巷等地四周都有军警站岗。一些城里人为了逃灾跑到乡下,又把鼠疫带到乡村,使得鼠疫在更大范围内蔓延开来。
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只要一家有人得病,保长、甲长便凶神恶煞般地勒令全家住进隔离医院。所谓的隔离医院,其实就是一个死人坑,更像是一个焚尸炉。隔离医院在常德东郊的徐家大屋,是当地军警仓促简易搭建起来的,仅是在地上竖起一排排木桩,盖上茅草作为遮风避雨地方,地上再铺上一层稻草作为病床。进到隔离医院的人,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四五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老人,大都是无药可治的,一般都是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为了防止细菌扩散,国民政府规定死掉的人尸体要进行火化,焚烧尸体的地方原来叫千佛寺,一共建了三座焚尸炉。每天常德军警到各家各户收集尸体运到这里,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才开炉,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才开炉,因为怕日本飞机轰炸,烧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就不能烧了,因为有烟怕被日本飞机看见。
王秀英吓傻了,这回一家处在“人瘟”中心了。由于王秀英夫妇精心准备,全家人沿水沿山向南慢慢迁涉,沿途不敢接近普通难民,害怕相互传染,丈夫在外奔波生活,秀英在家精心养护三个孩子,敷湿巾、摇蒲扇,挖草药、煎汤服,就这样坚持两个多月,全家终于走出疫区。
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日本在湖南省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正式向中国军民投降,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史称“芷江受降”。此时,王秀英一家已经逃至湖南莱阳附近,听说日本投降了,王秀英一家开始往滁县老家赶,历时两个多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滁县北关十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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