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内的和平柱旁,85岁的方加倍和87岁的叶赛舟夫妇俩神情严肃地拍下了一张合照。阳光从天井上方照射进来,让和平柱上的“一九四零”半在光中、半在影里。光影交错间,这个年份为衢州这座城市带来的是至今不能忘却的记忆和无法愈合的伤口。而它,却仅仅是一个开始。
走进衢州市县西街,修建于民国初年的罗汉井五号还保留着当初的样子,只是天井内的金鱼池变成了石板地。“1940年那会儿,罗汉井五号属于一个黄姓人家。最早一批带着鼠疫杆菌和跳蚤的麦粒、小米、棉花、黄豆等就是在当年10月4日早上投进黄家大院,随后再一路往南播撒,经西安门、下营街、水亭街、上营街、县西街后,撒到了美俗坊一带。”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市受害者协会负责人吴建平介绍说。仅仅一个月后,罗汉井周边便接连出现感染病例。到11月30日,衢州被省政府确定为鼠疫疫区,当时确诊人数有37人,死亡35人,死亡率高达95.4%。此后,不断有人感染鼠疫杆菌死亡,仅1941年,衢州城区、开化等地死亡人数就超过了2200人。而那个时候,整个衢州城区人口也就2万。
“1941年春,我的伯父先感染上鼠疫,不久便过世了。后来伯母和祖母也相继感染,并在同一天过世。伯父一家只留下两个堂姐妹,后来被父亲接回了我们家。”尽管当年只有12岁,但叶赛舟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为防止鼠疫传播,不少人的家被烧毁。在她的印象里,那时的衢州,整座城市都弥漫着烟尘、浸染着悲伤,到处是坍塌的房屋,到处是哭泣的人群。
正如叶赛舟所说,从1940年到1945年,衢州经历日军长期的轰炸和反复的攻击。为什么是衢州?在吴建平看来,有着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在于衢州地处闽浙赣皖四省边际交通枢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其二是在于衢州的军用机场能对日本本土造成威胁,尤其是在美国轰炸东京后;其三则是在于途经衢州的浙赣铁路是进攻内陆的重要通道。
“以返回居民为目标,造成无人地带。”这是1942年衢州沦陷后,日本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下达的残酷命令。为实现这个目的,在炮火攻击外,日军在衢州接连发动两次细菌攻击。在空投细菌的同时,日军还扮成普通百姓的模样,到衢州各地播撒跳蚤和带有疫病的老鼠,在田地里播撒炭疽病毒,到水井里面投放霍乱、伤寒等病毒,并利用飞机轰炸、释放染病俘虏等方式利用人体媒介扩散细菌。而此时,尽管政府对疫病防治有过很多措施,但细菌传播速度和范围还是大大超出了当时的控制能力。1942年、1943年两年间,衢州地区共有1.5万人死于各种疫病。
方加倍是在抗战时期随父母从金华逃到衢州的。“从金华逃出来时,我们家里一共有8口人,可到衢州地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母亲和5个兄弟姐妹就先后过世,最后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是1942年8月11日。”回想起当年的那一幕,方加倍眼眶红了、声音也哽咽了。母亲的离开是他至今难忘的痛。更为不幸的是,当时的他还意外感染上炭疽。“腿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几个小洞,一摁就有脓血流出来,痛得厉害时连路都没法走。”撩起裤管,方加倍的小腿上至今仍残留着治愈后的黑色印记。在他看来,伤口虽已不再发作,但留在身心上的痛苦却从未离开。
鼠疫、伤寒、炭疽、疟疾……日军在衢州地区发动的三次细菌战,造成1940年至1948年流行性疾病暴发和大流行,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5万余人,成为遭受日军细菌战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毛双福、朱土文、颜仁奎、张荣妹……调查数据显示,如今的衢州还剩下100多名细菌战受害者。直到今天,他们仍忍受着炭疽病毒所带来的“烂脚病”的折磨。
7月中旬,旅美作家廖兆暄第四次走进衢州。在其著作《情洒太平洋——杜立特机组和中国老百姓》出版后,他再度来到衢州的目的已不再是取材。“这次我是带着北京一家医药企业来的,主要就是为衢州幸存的‘烂脚病’人提供免费医疗救助。”他同时呼吁,能有更多的人携起手来,为这些历经苦难的老人送去晚年生活的那一丝温暖和活下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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