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常德遭侵华日军细菌战幸存者口述往事 　　
来源：新浪网   2015-09-18 11:31:55

　　
常德细菌战6位最后的幸存者。上排从左至右为：王华璋，李玉仙，吴光才；下排从左至右为：向道仁，陈国建，熊善初。本报记者 伏志勇 图

　　
李玉仙瘫痪后，一直是大儿子在照顾。李玉仙瘫痪后，一直是大儿子在照顾。

　　
陈国建男，现年81岁，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人。4个姐姐、叔父死于细菌战。退休前系中学语文老师，退休后与老伴到各个学校演讲，宣传常德细菌战历史真相。

　　图0727 熊善初男，现年83岁，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人。哥哥和两个侄儿染鼠疫去世熊善初男，现年83岁，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人。哥哥和两个侄儿染鼠疫去世

　　核心提示 这是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这是一群曾历尽磨难的人。

　　熊善初(83岁)，吴光才(79岁)，向道仁(78岁)，李玉仙(97岁)，王华璋(90岁)，陈国建(81岁)……这些早已衰弱不堪的老人，是常德细菌战最后的幸存者。

　　年近八旬的丁德旺，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秘书长、细菌战受害人遗属、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牵头人，在得知长沙最后一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易允中上月辞世后，就一直心怀隐忧：如果不赶快找人来接手这些工作，这段悲惨的历史很可能会随着这些受尽磨难的老人的离去而被淡忘。

　　如何才能尽快留存和抢救这段历史，不让它因为这些幸存者的凋亡而消失？近日，《法制周报》记者历时一周，寻访到了常德细菌战6位最后的幸存者，听他们口述往事，记录下这段不容歪曲的历史。

　　3月7日上午，接完来自日本的国际长途电话，丁德旺开始犯愁了。

　　日本律师团方面表示，希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派出两名幸存者，下个月前往日本参加相关活动。秘书长丁德旺，这位年近80岁的细菌战受害人遗属、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牵头人翻阅了几遍花名册，数来数去也只找到6个人。

　　71年过去了，当年那些身染鼠疫命悬一线却又不可思议得救的幸存者们都年岁过高、疾病缠身，如何还能远赴日本？“万一在日本过世怎么向他们家人交代？再说还要自己垫付上万元，谁愿意去？不去又不行，以后诉讼怎么办呢？”

　　自从长沙最后一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73岁的易允中上月辞世后，一种未知的隐忧一直徘徊在丁德旺心底，他意识到：如果不赶快找人来接手这些工作，这段悲惨的历史很可能会随着这些受尽磨难的老人的离去而被淡忘。

　　如何才能留存和抢救这段历史，不让它因为这些幸存者的凋亡而消失？ 近日，《法制周报》记者历时一周，寻访到了常德细菌战最后6名幸存者：熊善初(83岁)，吴光才(79岁)，向道仁(78岁)，李玉仙(97岁)，王华璋(90岁)，陈国建(81岁)。听他们口述往事，记录下这段不容歪曲的历史。

　　凄凉的晚年

　　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副会长、细菌战受害人遗属徐万智曾多次造访过李玉仙的家。在他看来，李玉仙是幸存者中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

　　在桃源县马鬃岭镇边缘的一座白色瓷砖平房，推开大门，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在整个房间里弥漫。穿过大厅就是李玉仙的卧室。3月10日上午11时，屋外有些阳光，房间里却显得昏暗、潮湿。除了睡觉的床，已无其他家什。由于窗户紧闭，卧室里的气味更显得刺鼻，令人作呕。

　　97岁的李玉仙就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这个房间里。两年前她摔断了腿，大儿子陈贵初在家照顾她，但75岁的他脑子已不太灵光。于是83岁的侄儿李宏华承担了联络员的工作，每当记者来采访或有诉讼相关事宜，老人都会从李家湾村步行3公里来到李玉仙家，甚至常常代替李玉仙到常德市开会。

　　“有记者来了，你跟他们讲讲？”冲着李玉仙的耳朵，李宏华大声重复了几遍，她才缓慢地挪动身子靠坐起来，滔滔不绝地讲述起1941年的那些痛苦遭遇。

　　日军空投细菌后不久，李玉仙的父亲李佑生到常德城卖猪仔。天黑时，传闻城里有瘟疫，全城戒严。急着赶回家的李佑生想方设法逃出了城，直奔马鬃岭。当晚，他开始头疼，第二天就流鼻血死了，死时全身乌黑，眼睛凸起。之后，李玉仙的大伯、妈妈紧跟着发病死去，两个哥哥也发病身亡，家里一连死了8口人。李玉仙也感到全身难受、发烧，好在丈夫从常德的一家医院买到了药，几碗药下肚，李玉仙逃过一劫。

　　如今，李玉仙近乎聋盲，可表达依然清晰，记者发现，她一直在不断重复家人受害的整个过程。李宏华介绍，“其他的事她已经记不得了，就这个事她记得清清楚楚，希望你们媒体帮忙记录下来，她还能说多久呢？”

　　较之李玉仙，其他5名幸存者的晚年生活倒还算闲适。他们都从企事业单位退休，有退休工资、住房保障，闲时打牌、读书、散步，只是幸免于难的幸运感同家人遭难的痛苦相交织，成为心底难以拂去的阴影。

　　黑色1941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1941年，正是黑色记忆的开始。

　　除李玉仙的病原体源自常德城，其余5名幸存者的病原体发端于石公桥镇，一座距离常德市东北方向约50里的古镇。古镇中间被一条小河拦腰斩断，分作了桥北和桥南两处，鼠疫最初从桥北街上蔓延。

　　王华璋记得，那天清晨，古镇弥漫着迷雾，数驾日本飞机低空飞行，并未像往常一样投掷炸弹、打机关枪，“很奇怪，那次是丢下不少的稻谷、玉米、小麦，夹杂着烂布条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屋顶上、街上到处都是这玩意儿。”早起的人们开始吆喝，陆续有人起床上街看热闹，一时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

　　王华璋那年19岁，是家绸布店的小伙计。他依稀记得，过了不多久，经营食品布料的地方多了很多死老鼠，特别是卖肉、鱼、粮食的商铺里死老鼠特别多，“白天都有老鼠当街缓慢爬行，看到人想跑却跑不动。”

　　当时的石公桥是湘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各地的客商都到这里来做生意，把米谷、棉花、布纱、鲜鱼运到湘西，又把湘西的药材、土产运到这里。正因为小镇的繁华反而加快了鼠疫的爆发。

　　“鱼行的老板张春国一家6口人，不到半个月全部死掉了。还有丁常发，也是开鱼行的，一家人共计12人，不到两天死了11个，他的儿子到外面读书去了才得以幸免。”王华璋说。

　　一时全镇草木皆兵，以为爆发瘟疫。王华璋下班后到丁家去了解情况，“哎呀，脸上看不得，全身乌黑，眼睛发鼓，看得心里发麻、害怕。”没想到，王华璋回家后一直觉得不太舒服，第二天精神恍惚，连店里招呼的早饭都没吃。

　　王华璋于是请假回家，到了晚上9时开始发高烧，口渴不止，第二天清早，母亲请了两个人将王华璋抬到了镇上的防治医院。“主科医生旁边站着一个外国医生，他给我抽血化验，说我中了鼠疫病毒，幸好来得比较及时，迟一天就没救了。”

　　另一名幸存者向道仁表示，他唯一的哥哥和外祖父，婶娘和婶娘肚中即将出世的孩子也死于鼠疫，自己感染鼠疫后，幸经一位叫“伯力士”的外国医生救治才侥幸活下来。

　　熊善初的哥哥和两个侄儿染鼠疫去世，吴光才的姐姐、姐夫、表姐死于细菌战。陈国建的叔父、4个姐姐也未能幸免。

　　载入史册的抗争

　　71年的岁月侵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细菌战幸存者。对他们来说，那场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们强忍内心和身体的伤痛，不断进行抗争，直到生命结束那一刹那方能终止。

　　“细菌战是历史事实，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滔天罪行，我们如果作为幸存者都不发出声音，还有谁来愿意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犯罪行径呢？”王华璋一脸严肃地告诉记者。

　　1996年，在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的帮助下，常德成立“日军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与浙江一起开始准备对日诉讼。1998年，61名常德原告出席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第一次开庭审理。经过27次开庭，2002年8月27日，法院宣布，承认日本对中国发动了细菌战的犯罪事实，承认的受害者数目是7643人，但对受害者不予赔偿。2005年和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两次宣判均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结果对于幸存者们来得异常艰辛，从确立受害者数目开始，他们走村串户调查取证，撰写回忆录，甚至自掏腰包赴日参加庭审，他们一直认为，尽管败诉，日本法庭至少承认了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仅此就可以载入史册。

　　79岁的向道仁自参与调查取证以来，为此花费了2万多元的养老费。

　　他向本报记者表示，刚开始的时候调查难度极大，“有些受害者遗属认为既然人已经死了，也没有必要诉讼，更不一定要赔偿；有的人觉得即便是日本赔了钱，又能拿到多少呢？还有的人嫌麻烦，觉得会惹祸上身，不搞为好。”

　　这在客观上加大了取证的难度。向道仁记得，开始时他们采取寻找关键证人为突破点，他们想到镇上有一个道士专门给死者开路从事祭祀活动，调查小组找到了他，他一连提供了很多死者的名单。

　　于是采取顺藤摸瓜的方式一路找下去，听闻周家店年丰村人刘方贝一家7口死于鼠疫，向道仁一天内骑车30公里寻找遗属。大热天挥汗如雨，回家后都顾不上洗澡。根据向道仁的追踪，刘方贝有一个儿子叫刘采平，但已经去世了，最后经多番打听找到了死者的堂弟兄，才将情况摸清。

　　常德细菌战登记在册有名有姓的死者就多达7643人，显然，名单的出炉就凝聚了幸存者们巨大的心血，名册被带到日本法庭成为铁证。

　　在一张发黄的图片中，向道仁注视着日本法官陈述日本军队的细菌战事实。那是2000年第二次庭审，他在法庭上疾呼：“我是为了要求日本承认细菌战这一事实而来，也是为了通过在法庭上的陈述，向日本良知尚存的人们，转达那些细菌战受害者们的愤怒和痛心的声音而来。”他指责加害者的日本自1997年首次被起诉以来以各种借口拖延审判，使细菌战的遗害还在继续进行。

　　熊善初也在2004年到过日本，在东京高等法院外进行反战宣传，并在日本政府部门云集的霞关大道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并受邀来到早稻田大学，以“记史不记仇”为主题，给该校的日本学生讲述日本侵华的真实历史。

　　抢救历史记忆

　　不过，随着年纪越大，幸存者们的抗争也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微弱，对于未来怎么办，幸存者们陷入无奈之中。

　　2012年3月8日上午，吴光才扫去灰尘，打开了一口木衣箱子，“这是我们10多年来调查取证的全部资料，20多斤，我想把它传下去，但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年轻人他们怎么愿意做这个事？”

　　按照向道仁的规划，他准备写一本10多万字的书，将他们调查取证的过程，结合亲身经历口述这段历史，只是年纪大了，常常动笔写一会又难以持续。向道仁准备让儿子把这些材料先整理出来，“但一直还没有开口问儿子愿不愿意，他比较忙。”

　　去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大家一致推选王华璋撰写一本纪实小说。王华璋谦虚地说：“我90岁的人了还能写成怎样？无非是能留下多少证据算多少吧。”几个月后，王华璋果然挥笔写就了几万字的《惨痛的浩劫》，被人拿到镇上的打印室编排成A4纸张的书稿，相互传阅，石公桥镇党委书记贺泽认为“这是一本较为系统，情节曲折生动，全面再现这一战役劫难的历史读物”，并欣然作序。

　　让几位幸存者感到欣慰的是，去年11月，国内首个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在湖南文理学院正式授牌成立。其前身是1996年11月成立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该协会今后将继续开展调查收集相关资料、维护受害者权益、爱国主义宣传、组织对日诉求等工作。

　　协会办公地点定在常德市内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内，年近八旬的徐万智和丁德旺要定期到办公室上班。秘书长丁德旺表示，协会最大的困难是缺钱缺人，目前只收到2万元的资助，很难开展活动，部分入会者已年过半百，许多年轻人不愿加入协会，写材料、拍照片都找不到人。

　　细菌战对日诉讼浙江原告团发起人、原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更希望看到为细菌战受害者成立纪念馆，成立合法的受害者协会，定期举行的纪念活动等。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这些举动，只是空喊支持我们的口号，一切都是空谈。如果得不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段历史必将自然消亡，它属于全人类，不仅只是原告们的事情。”

　　3月7日，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学校街，90岁的王华璋老人的家就在巷子深处。两层低矮的老屋，门前的柑橘树挂满了金灿灿的橘子，上面坠着雨滴，给老屋增加了几分生机。

　　王华璋说，几位幸存者常常相邀坐在一起，说来说去，话题最终总落到细菌战上，有时大家拿出最近所写的控诉日本罪行的诗作当众朗读，也常愤懑，也常泪流满面。

　　历史背景

　　常德细菌战档案

　　常德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自古就是北通荆襄、西连黔川的军事重镇。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封锁长江三峡水道，将中国的第五战区沿江劈为南北两半。8月，第六战区宣告成立，长官部设在靠近常德的鄂西恩施。从此，处于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结合部上，既是第六战区长官部的屏障，又是第六战区军民的粮仓，而且扼守湘川公路，连通第六、九战区的常德，战略地位变得更为重要。

　　为加大对常德的破坏力度，1941年8月11日，日军负责协调细菌战联络工作的井本熊男中佐飞抵南京，下达大本营陆军部作战指令，对中国常德实施细菌战。11月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空投鼠疫跳蚤。

　　1996年至2000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发现，1941年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以常德城为中心，波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鼠疫大流行，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调查委员会记录的有名有姓的死者为764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