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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细菌战中的幸存者
来源:   2016-01-06 09:41:09

  当时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资料图片)。

  阅读提示:1931年,日军占领东三省。从1943年开始,日军拿活生生的中国人做细菌战试

  验。许老是这段屈辱历史的见证者和幸存者,他的两个妹妹正是死于细菌实验,村里有一半人都死于日军之手。

  讲述人:老许 年龄:78岁 职业:退休工人 记述:记者 罗毅 实习生 张凤华

  在东风公司退休工人许老家里,他向记者讲起了60多年前的那段血泪史。他说,讲述是为了铭记。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过去,他的生活就没有价值;一个人不了解屈辱的历史,就不会珍惜现在的幸福。”他要以此来警示子孙后代,要让他们明白国破家亡的耻辱,更要让他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许老虽然年近八旬,但他身体健朗,声音洪亮。讲到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时,他总是悲愤得不能控制,眼中含着泪花。

  屈辱的童年记忆

  想起我的童年,只能用“屈辱”两个字来概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饥饿、皮鞭,就是机枪、死人。

  1932年,我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屯村一个穷苦的农家里,父母都是地主家里的雇工。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三省,随后扶持起傀儡政府。次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从我记事起,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除了饥饿、皮鞭,就是机枪、死人,过的完全是地狱般的生活。

  当时,傀儡政府给老百姓发放了良民证,这页纸是屈辱的象征。那时候,老百姓出行全凭一张良民证,走到哪里都得随身携带,即使在屯与屯之间走动也必须带着。如果被日本鬼子查出来没带,轻者打一顿,重者要罚,还要关起来。

  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到离我家大概十几里的地方去赶集。当我们跋山涉水赶到集市时,看到市场门口站着许多伪军和日本鬼子,他们向我们要良民证。父亲掏了掏口袋,脸一下子变得惨白:良民证忘了带。伪军和日本鬼子见父亲拿不出良民证,上前就打了父亲两耳光;一个鬼子又瞅瞅父亲身边的我,二话没说恶狠狠地踹了我一脚。那时的我仅9岁,疼得直咬牙,却不敢哭出声来。折腾了大半天后,伪军和日本鬼子又要父亲找担保人。我们在集市口站了两三个小时,终于遇到一个熟人做了我们的担保人。一切按他们说的办妥后,伪军和日本鬼子却不让我们继续赶集,而是叫父亲回家拿良民证给他们看。没办法,父亲只好走了来回近20公里路,给他们送来良民证。鬼子这才让我们走,可这时集市已经散了。

  我从小就知道,良民证不是什么好东西。持良民证的中国人处处都受限,不能到商场、公园等大型公共场所。在自己的国土上,我们却不能享受本该享受的权利,其中滋味,现在是无法体会的。

  日本鬼子占领东北三省后,变着法子整中国人。除了良民证,他们还搞了一个统账本,用来限制每家每户买东西的数量。日本人规定,一户人家一个月只能买煤油一斤、洋火一盒、洋线二两、盐二斤……我们舍不得用这仅有的一点物资,为了省洋火,我们把纸放在太阳下,用镜子对准某一点一直晒,直至着火,然后用它来生火做饭。为此,我们家的几个小孩经常轮流在太阳下曝晒,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日本鬼子还规定了“两不准”。一是不准吃大米饭,只能吃粗粮,如果看见谁吃就把谁抓起来,少则15天,多则一个多月。1943年春节,我们用精米(旱地里种的米)给老祖宗上供,被保长无意间看到了,我们全家都吓得发抖,父亲被保长狠狠地整了一顿。二是家里不准有铜器,家里有铜器的一律犯法,1942年底,我们屯附近所有人家中的铜器全部被没收了。在日本鬼子的高压下,老百姓都非常穷。我们住在地主家场院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打更房里,一天只能吃两顿饭,都是发了霉、变了味的小米。在我的记忆里,每年春节是最难熬的,因为这个时候地主家基本上不需要佣人了,母亲就没什么活干,所以一到春节我们就得出去要饭。那时候过年,地主家有吃和喝,街头都是和我家一样到处要饭的穷人。

  当牛做马的劳工生活

  监工站在旁边,看谁干活慢了,就会用鞭子狠狠地抽。一些才10多岁的少年,因为不堪重活,身体弯得像龙虾一样。

  1941年,日军要在大连到哈尔滨的国道边修一条地下通道用于铺设通讯设施,劳工都是当地的老百姓。日本鬼子经常开车到我们屯及附近抓劳工。日本鬼子手里都拿着绳子,看到谁家有强壮的劳动力捆起来就架到车上。每次日本鬼子抓人的时候还非常挑剔,老人或小孩不要,只要18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如果被抓的人稍有不从,他们就会皮鞭相加,边打边骂。一看到日本鬼子,屯里的人就像躲避瘟神一样,能逃就逃,能躲就躲。有一次,母亲在外干活,突然看到日本鬼子又进了我们屯,母亲拖着带病的身子,飞快地跑回家给父亲通风报信。父亲反应特别敏捷,眨眼的功夫就躲到了屋里炕边的二层墙里,日本鬼子把我家搜了个遍也没找到人,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

  父亲算躲过了这一劫,但又被保长抓去当苦力。保长命令父亲到二道沟修地沟,从当年春天一直干到冬天。干活不仅没工钱,还不给饭吃。后来父亲体力不支,身上多处受伤,没法再干活,看到这种情况,保长说“让你儿子来”。没办法,才10岁的我就去顶替父亲,因为个子小,人又瘦,下不去沟里就在地上挑土篮。我们干活时,日本兵在旁边监工,看到谁干活慢了,就会用鞭子狠狠地抽。那里有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有的根本不是用肩膀挑,而是用背挑,他们本来就瘦弱的身体因经不起土篮的重压而变了形,就像龙虾一样。

  惨绝人寰的细菌战

  小时候见惯了死人,昨天还在一起玩耍的人第二天就死了。当时还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才知道,这是日军拿中国人做细菌实验。

  在离我们村里不到40公里的地方,驻扎着大量的日本军队,经常会有飞机从我们村子上空飞过。日军还在离我们村子不远处设了一个研究所,具体研究什么,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但听大人讲,只要有人走近,炮楼上设的机枪就会响起来,把人打得跟筛子一样。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爬到附近一个小山包上,看到研究所那里用铁丝网围着几间房子,看不到日本兵,但可以看到穿白大褂的人。不时还有军车开进来,我看到车上拉的是牛马等动物,当时觉得很诡异。后来才知道,这里竟是日军100部队的一个细菌工厂,我们村的厄运也由此开始了。

  1943年,8、9月份,在长春市长春县、九台县、农安县、双阳县等地,日本鬼子拿活生生的中国人做细菌战试验。

  我们家住在长春县米沙子区二道沟屯,屯里有30户人家共210人。那时候我10多岁,我发现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屯里的人几乎死了一半。昨天还在一起玩耍的伙伴,第二天就死掉了。当时,我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熟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都以为得了什么急病,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鬼子在拿我们中国人做细菌试验。晚上,日本鬼子把染有细菌的各种物品,包括食物、日常用品,从飞机上投掷到地面。天亮后,不知情的老百姓把这些东西捡回家,接触这些染上细菌的东西后相继去世。

  我的两个妹妹也因此夭折,一个5岁,一个7岁。她们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吃完午饭后就喊肚子痛并开始拉肚子,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母亲弄了点红糖水加大蒜让她俩吃下去,我们也喝了一点预防肚子疼。当天晚上,两个妹妹没有出现别的状况,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她们俩又说肚子疼,疼得直在炕上打滚,那撕心裂肺的呻吟声真让人揪心。家里人都慌了,手忙脚乱地给她们熬红糖水,可没等我们把红糖水端到面前,她们就离开了人世。

  那时,百姓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人死了就用草席裹起来丢在荒草地里。当时因为人死得太多,大家都有些麻木了。我的两个妹妹死后,我和父亲用草席把她们裹起来放在小板车上,推到距家300米的荒地里。这荒地长约500米,宽7米,刚开始还长着厚厚的青草,可没几天功夫就再也见不到绿色了:荒地里摆满了尸体,一个压着一个。刚开始死人的时候,屯里人围在一起,算是开追悼会了,家里人也都哭得死去活来,到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野外,野狗拽着人的头、肢体和内脏到处跑。开始,人们都非常害怕,但见得多了就习以为常了。我们看到散落的人头或肢体,会把它捡起来放回荒地。这样的情况,地方卫生队或者疾病监察机关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从未问过这件事。只记得当时保长通知我们禁止外出,我们就只好乖乖地待在自己的屯子里。9月份以后,我们才得到可以外出的消息,大家都松了口气,庆幸自己还活着,但一提到死去的亲人都免不了嚎啕大哭。

  那个时候,人们都以为是瘟疫,以为是天灾。直到1948年长春解放后,在一次展览上,我才知道原来是日本人在拿我们中国人做试验。

  在那样的悲惨岁月里,老百姓度日如年。我们天天都在盼着日本鬼子能早早滚出中国。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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