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铁证：寻访常德细菌战最后两位幸存者
来源：新华网　2005-07-20 记者：敬秋晴、丁文杰、谭进   2016-07-29 10:53:53

　　寻访幸存老人

　　“狗拖尸骨撒满地，鸟啄新尸血未干”。日军发动细菌战时，黄岳峰是十七八岁的花样年华。但那段悲惨遭遇却令他在60多年后仍记忆犹新、悲愤不已。“说起来没有不流眼泪的，现在我想起来都很恐惧。”

　　今年已经81岁的黄岳峰一辈子就住在常德市石公桥镇北正街。老人1942年在家里感染了日军细菌战鼠疫，万幸的是鼠疫并没有夺走他的生命，他因此成了一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记者多次采访过黄岳峰，可是最近记者到常德打探采访时，老人已经住进了医院。

　　在常德市一栋很不起眼的居民楼里，83岁的杨志蕙躺在床上，身形瘦小、骨瘦如柴。看到记者来了，她用像枯树枝一样严重变形的手紧握住记者的手，着急地询问起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情况。“我是看不到了，这个仇怎么报？能够看到你来，我心里也舒服多了。”

　　谈话间杨志蕙突然抽泣起来。家人介绍说，她全身大部分地方都抽筋，生活已经无法自理。

　　杨志蕙是另一位受害并存活下来的人。她与黄岳峰一样，既是当年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又是中国民间细菌战诉讼的原告。常德市细菌战诉讼负责人陈玉芳忧心地说：“近几年已有几十位原告老人去世，活着的证人越来越少，我们必须更广泛地动员起来，抢救性地发掘历史，以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

　　见证历史真实

　　1942年，为逃“壮丁”在外躲避两年的黄岳峰回到家里，并不知道家乡正在流行鼠疫。当时国民政府为控制疫情，设立了隔离医院，黄岳峰就到隔离医院做帮工，搬床位、椅子，发放药物。黄岳峰依然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开始死了好多老鼠，再过了一两天就开始死人。丁腊秀是最先死的，然后是北横街的石东生家、丁长发家死了几口人，最后整条街都死人了。”

　　有一天，黄岳峰家邻居黄金枝发高烧，抽搐，身上出现红疙瘩，不久就死了。正好黄岳峰的妻姐、妻弟来看他，三人出于好心便帮助料理黄金枝后事。收尸回来后吃饭时，黄岳峰发现自己发烧了，他母亲便催他赶快找当时在常德处理疫情的外国医生伯力士看病。“伯力士医生说我要是晚去4个小时就没有命了。”由于先前打过预防针，加上医治及时，黄岳峰捡回来一条命。而他的妻姐、妻弟回去一两天就死了。“当时妻姐肚子里还怀了个娃娃的，一下子都没了……”每当黄岳峰回想起来，眼眶就湿润了。

　　虽然捡了条命，但黄岳峰经常感到全身疲软没劲，一直到后来还是经常吃药，完全不像正常人的样子。

　　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时，杨志蕙还是个不到20岁的学生。“一天清早，我们看见一架飞机匆忙飞走，扔下一些谷粒、棉花团等。当时我家在常德市五铺街，家里只有我、弟弟和母亲。”对杨志蕙来说当时发生的情况就像是在昨天，早上，弟弟上学去的时候蛮好的，中午放学回来的时候，感觉头疼、发烧。第三天，她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杨志蕙的母亲便找到当时广德医院代理院长谭学华，求他帮帮忙。谭学华在半夜里把杨志蕙姐弟二人背到广德医院隔离室留观治疗。“这个隔离室是以前隔离一般传染病人的，这时候传染病人已经全部都跑了。”

　　在母亲的照顾和谭学华医生的治疗下，6个多月后，杨志蕙姐弟慢慢地好起来。“当时吃药、打针，最后淋巴都切开了，脓呀、血呀，都流了很多，一天到晚抽筋，高烧不断，昏迷不醒，腹股沟至今还有开刀的伤疤。”杨志蕙说。

　　作为原告守护人类尊严

　　作为受害者，他们承受了60多年的苦痛；作为幸存者，他们以亲身经历控诉日军罪行；作为细菌战诉讼的原告，他们正在维护着人的尊严。

　　1997年8月，中国浙江省和湖南常德市108名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当时，杨志蕙已经从常德市人民医院（即当时的广德医院）退休。作为一个老人，她已经不想再撕开这个半个多世纪尚未愈合的伤疤。但是，中国原告团赴日本打官司的消息鼓舞了杨志蕙。1999年12月，中国又有72名原告加入诉讼队伍，其中之一就是杨志蕙。

　　在后来的庭审中，虽然杨志蕙因为各种原因没能亲自到日本出庭，但她却始终惦记着这场官司。目前，官司二审即将作出判决。她说：“要是我去了日本法庭，我想说：你们睁开眼睛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就是侵华日军的罪证！”

　　1998年7月13日，一审第三次开庭时，黄岳峰在日本东京出庭陈述了日军细菌战受害事实。他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亲身经历的日军细菌战劫难，一幕幕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消失。今天，我向法官、律师和旁听的女士先生们陈述了我的意见，强烈要求律师们正义的辩论，要求法官们公正地审理，要求日本政府承担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犯罪责任，向中国人民公开谢罪，向受害者赔偿损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