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27日下午,侵华日军飞机在宁波市开明街一带上空,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蛋及麦粒、粟米、面粉等物。3天后这一地区即发生强烈鼠疫,短短数日内有112人死亡。
宁波市鄞州区退休教师胡鼎阳就是当年细菌战的受害者。提起当年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胡鼎阳激愤难平。就在那一次惨祸中,他一家7口人死了4口,家破人亡。
日本飞机掠过城市上空,顷刻间祸从天降
当天早上7点钟左右,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一架日本飞机窜入市区上空,散下一片片传单。传单上写着:“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侵我国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说要好心接济?当时大人们说,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别理他。
当天下午2点左右,日机再次入侵。伴随着天空中呈现的一片淡黄色云雾,这次日机投下的不是传单,而是麦粒、面粉等物,散落在开明街、东后街、太平巷一带。日机过后,大家发现,跳蚤突然间多了起来,而且只只都是红色的。后来证实,它们都是吸饱了鼠疫试验者血液的疫蚤,同时投下的麦粒、面粉也是染有鼠疫杆菌的。
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雨水把房顶上的麦粒、面粉冲到了屋檐下的水缸里。当时宁波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用水,就是这种接在缸里的“天落水”。一般市民不知道日军空投了鼠疫杆菌,没有任何防备,照样取水烧饭。
胡鼎阳回忆说:“死神很快来临了。10月30日,我家房客、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突然发病,第二天晚上夫妇俩便暴死。我看到他们死的形状就像火烤过的对虾,惨不忍睹。接着两天里,我们家附近不断有死尸抬出来。开明街、东后街、太平巷这几条街巷哭声不绝。又过了几天,我们开明街一带几乎成了死亡之街。母亲告诉说,已经死的至少有几十个人。”
疫情发生后,当时的地方政府将发病的人送到宁波华美医院诊治,又在东后街同顺提庄(旧时的杂货铺)临时搭建起棚屋作为隔离病房收了许多病人。经华美医院化验,确诊为鼠疫。政府发布告示,疫区内的居民根据不同症状被分3处隔离。
我家7口死了4人,不少人家成了绝户
人越死越多,恐怖气氛散布在疫区每一个角落。11月1日夜里,胡鼎阳16岁的姑姑和7岁的小叔也出现头痛眩晕、畏寒发热症状。他们吓坏了。第二天清早,全家6口人乘小船逃回了鄞县陈婆渡乡下老家。
但逃离疫区逃脱不了死神的威胁。当天中午午饭还没来得及吃,姑姑就全身发烫、红肿,变得神志不清,一会儿就咽气了。“我们把姑姑草草安葬在老家附近的河塘边。又隔了一天,我们发现年幼的小叔也出现了姑姑的症状,两眼充血,伴随抽搐,不多时也死了。”
过了几天,搜查队找到胡鼎阳家里来,把他们母子带回宁波。防治组的消毒人员用硫磺烟反复熏蒸后,把他们安置到隔离医院诊疗,注射了预防鼠疫菌苗,接受观察,不准外出。接着,搜查队又先后接来了奶奶和大叔。一家隔离医院共收容了193人。到了11月下旬,医院确诊他们这些人鼠疫没有发作,注射了预防鼠疫的防疫血清后,开具证明释放出来。胡鼎阳和母亲、大叔终于死里逃生,捡回了性命。
“我们从隔离医院出来后才知道,就在我们到乡下逃避瘟疫的日子里,爷爷因医治无效,惨死在一家隔离医院。没隔几天,奶奶也发病死亡,同样被装进灵柩深埋在老龙湾。”
“这样短短10天时间里,我家里4名亲人相继死亡。后来据资料证实,在开明街一带的鼠疫大暴发中,一共有112人死于鼠疫,有不少人家全家遭难成了‘绝户头’。日本鬼子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
国恨家仇难以忘却,我们的责任是要对得起死难同胞
解放后胡鼎阳当了中学教师。1997年他从陈婆渡中学退休。当时胡鼎阳想,作为鼠疫的幸存者,应利用晚年时间为死难者做些事。他还利用空余时间搜集资料。2000年,胡鼎阳成为鄞县退休教师协会爱国主义讲师团一员,到学校作报告,让年轻一代铭记这段血淋淋的历史。
“我的大叔胡贤忠也是鼠疫幸存者,他和我一样,也在搜集宁波细菌战的资料,工作比我有成效。前些年王选组建侵华日军中国受害者民间诉讼团,共有180人,他也是其中之一。1998年2月,应日本友好人士出资邀请,他与王选、王丽君三位作为代表,站到了日本的法庭上,控诉日本鬼子细菌战的法西斯暴行。2004年12月,他自筹旅费,再一次来到东京高等法院,向国际社会揭露宁波细菌战的真相。但让人愤怒的是,日本法庭无视事实,判决不道歉、不赔款。”
“我以为,对日民间索赔的道路虽然很艰巨,但索赔过程本身意义重大。通过索赔诉讼,我们可以让历史真相得到揭露,让正义声音广为传播,让法庭见证战争的罪恶,让日本正视其战争犯罪的事实,还受难者应有的尊严。”胡鼎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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