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宁波亲历者口述：难忘1940
来源：凤凰网浙江   2018-12-13 15:54:46

　　86岁的胡贤忠，步伐矫健地穿梭在博文巷某个老小区的楼道里。连续5个拐弯爬升，他都没有气急。终于，在第6层右面的房屋前停了下来，随着锁眼缓缓转动，门“啪嗒”一声开了。

　　这个不算破旧的老小区，胡贤忠住了20多年了。燃气瓶立在厨房显眼的位置，老胡说，那是他自己背上来的。“老胡”是“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第一次认识胡贤忠时唤的，一晃眼这个称呼用了20年。

　　如今，曾一起去日本参与细菌战开庭的8个原告，只剩下他还幸存世上。

　　“这个题材，你们再不挖掘就真的没有了。”见我们来，胡贤忠显得很激动。

　　一场提前了六年的“上诉”

　　胡贤忠有一位“细菌战诉讼团团友”，叫钱贵法：

　　流行“学徒制”的1940年，钱贵法才14岁。出身贫寒的他，从绍兴来到当时的宁波元泰酒店当学徒，所谓学徒，也不过是端碟送碗的苦力活。

　　开明街鼠疫爆发后，钱贵法不幸感染，濒临死亡。正待装入棺材，有人发现他尚在挣扎，于是留待继续观察。最后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抵抗力，钱贵法成了那场“开明街鼠疫大劫”中，为数不多的死里逃生者。

　　1997年年末，钱贵法突然逝世，享年71岁。

　　命运帮他绕过了前半生的浩劫，却在陈述劫难前关上了这道大门。

　　此时，1998年2月的一审开庭在即，眼看着大家的护照也落实了。带队的王选说：“老胡，你就带着贵法的照片去，在法庭上向他们陈述一下这个故事。”

　　1764公里，从上海到东京，原本准备二审出庭作证的胡贤忠捧着钱贵法的遗照“提前上场”。

　　在“多了一个人的庭审现场”，钱贵法半个世纪前的经历“由他而出”。

　　讲完，对面的日本女法官早已哭成了泪人。

　　1940年10月26日开明街

　　这是1940年10月26日早上的开明街。

　　当时民间有云：“整个宁波最繁忙的，除了东门街就是开明街。”

　　开明街的居民们一度以此为荣。

　　街上有宁波最早的两处电影院之一——民光电影院，小梁街的拐弯处还有红极一时的天然舞台。随处可见两三层高的木结构房屋，街上商贩林立，提供着衣食住行的全方位需求。

　　滋泉豆浆店的赖福生和妻子赖朱氏早早起来研磨豆浆，隔壁王顺兴大饼店飘出阵阵葱香味儿，宝昌祥内衣店的老板正在和顾客谈论着最新的款式，上海书店又到了一批新书，元泰酒店内钱贵法端着碗碟游走后厨和大堂之间，胡元兴骨牌店的胡贤忠正高兴着今天不用去裴迪小学上学，……日军的飞机正在不远处的浙赣线上徘徊着。

　　鼠疫围城

　　1940年，胡贤忠8岁。

　　鼠疫发生前，父母在开明街经营着一家“胡元兴骨牌店”。两层楼高的三间街面楼房，除了楼上三间自居和70号的骨牌店，其余租给了河南和象山来的商户开店。

　　父亲胡世桂，母亲胡陈氏，姐姐胡菊仙，弟弟胡贤庆，一家五口过着小康生活。

　　胡贤忠总是说：“我是运气好，上天保佑我。”

　　1940年10月27日是个周日，霜降刚过，宁波已入深秋，天气微凉。

　　下午2点多，空袭警报突然响了，胡贤忠当时和一同玩的小朋友躲在墙角边，看见机身上有红色圆点的飞机飞到开明街一带，洒下一大片呈淡黄色的云雾，伴随着“沙拉拉”的响声，屋顶上、晒台上、明堂里，多了许多麦子、粟米、面粉、小块棉絮状物。

　　“空投”结束的当天晚上下了场大雨，无疑是一次雪上加霜。瓦片上的麦子、粟米、面粉、棉絮顺着雨水冲进了旧时家家户户明堂里安放的水缸。

　　隔了3天的10月31日早上，身为一家之主的胡世桂病了。头痛，恶热，口渴，急送至鄞县中心医院(现宁波第一医院)，起先诊断为恶性疟疾，被医院隔离，后送至隔离医院甲部。

　　紧接着是被胡陈氏匆忙送回陈婆渡胡家避瘟的姐姐胡菊仙，出现“满脸通红、高热、大腿内侧淋巴肿”的病状，吃了点退烧药，当天就死在了家中，而后是弟弟。

　　而此时的开明街一带早已人心惶惶，疫情沿着滋泉豆浆店、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宝昌内衣店、上海书店迅速蔓延到东后街一带，仅11月1日一天就有9人暴死，而后一天暴死的人数达到了20人的峰值。

　　看到满街症状相似，接连暴死的病人，时任华美医院院长的丁士成最先发表了“实系鼠疫”的谈话。

　　11月2日，鄞县县政府医防人员会商决定封锁疫区，商店停市，学生停课。

　　11月6日下午，县府第一次防疫会议，正式成立鄞县防疫处，决定加强封锁设施：在太平巷以西，东门街以南，开明街以东，小梁街以北的范围内筑起一丈以上的空斗墙，搪以泥浆，弧形白铁皮压顶，墙外挖3尺宽，4尺深的隔离沟，防止疫鼠疫蚤外窜。

　　11月8日动工，11月11日完工。

　　为了防止疫情再起，这5000平方米内的建筑，共计117户，144间房屋，在11月30日晚7时皆被焚毁，这里就是过去人们口中的“鼠疫场”。

　　每年清明我走不知去何处祭奠父母

　　儿女先后死于鼠疫，丈夫尚在隔离区，胡陈氏也在11月8日安顿完丧事回到家中后病倒。

　　“那时防疫搜索队已经很重视了，挨家挨户搜查，把我母亲带去了甲部隔离医院，也就是当时的同顺提庄，我被邻居连夜送往姜山头潘家(现钟公庙一带)，又被搜素队带到了乙部隔离医院(现鼠疫纪念馆边上)永耀电力宾馆。”胡贤忠回忆起那时的场景，还隐约记得那是个能容纳100多人的三层楼房，整个开明街范围内没发病的都住在那里，每天两顿稀饭，没有床，所有人都挤在一起打地铺。直到11月21日，才得以脱离隔离。

　　至此，整个开明街鼠疫死亡大名单已查明身分的死者达到了112人。

　　而母亲胡陈氏和父亲胡世桂双双死在甲部隔离区，至死都没有见过彼此一面。

　　“被隔离的日子，我每天都趴在窗口远远地望着被封锁在疫区里的家，想父母，想父母身体健康，我能早日回到温暖的家。只可惜，我看到的是身穿白色防疫服的防疫队员从疫区里抬出一口口棺材的画面，像传说中的‘白无常’一样。”这梦魇贯穿了胡贤忠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每每想起恐惧仍挥之不去，“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父亲死的时候，棺木放在开明街的路上，邻居告诉我‘这就是你父亲’。我当时年纪实在太小，也不知何为痛苦，只是为我以后孤立无依的生活隐隐感到害怕。”

　　如今的望湖市场对面有条河，河的对岸过去皆是土地。

　　胡陈氏和胡世桂丧事很简单，他们和100多名鼠疫死亡的受害者一起，被埋在老龙湾深挖下去的田地里。

　　时代变迁，眼见着它被开发，起新楼。

　　胡贤忠说：“现在每年清明，我都不知去何处祭奠父母。”

　　细菌战背景：

　　1932年，日军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背阴河地区建立了细菌实验部队。

　　1936年，侵华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主要从事针对人的细菌武器研究和开发。继731部队之后，日军在中国从南到北的主要城市如长春、北京、南京、广州等诸多城市都设立了细菌战部队，这些部队共有60个以上支队或派出机构，参与人数超过1万人。

　　日军研制的细菌战剂主要有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结核、炭疽、鼻疽菌等，并已具备较大生产规模。如，731本部安装的细菌培养装置每月能生产鼠疫杆菌菌液300公斤、跳蚤200公斤(每公斤约300万只)、霍乱菌1000公斤、炭疽杆菌600公斤。

　　日军先后在华北、鲁西、浙赣线、湖南常德等20个以上的省市实施细菌攻击，疫情爆发蔓延298个县(旗)，疫患者约297万人，其中死亡约65万人，又有民间数据称，中国受害染病患者约700万人，其中死亡约200万人。

　　凤凰宁波向宁波鼠疫民间调查员裘为众先生求证，他表示宁波鼠疫死亡的准确名单推断依据有三：其一，根据容启荣的《浙江鼠疫调查报告》的数据;其二，日军占领后还在发生鼠疫;其三，2011年日本发现《金子顺一论文集》，内中八篇论之中写到宁波41年~43年又死亡145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