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境内日本细菌战部队大揭秘
来源：党史纵横 作者：王全有   2015-08-29 11:51:59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曾建立了一支极为秘密的细菌战部队，这支“恶魔”部队，采用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实验手段，即直接用人作试验和活人解剖的手法来研制细菌武器，并灭绝人性地把研制、生产的细菌武器直接用于侵华战场。对于细菌部队及其罪行，日本一直否认，我们较为熟知的是哈尔滨的“满洲第七三一部队”。事实上，辽宁境内也有这样的细菌战部队，而且是日本细菌战部队的重要研制和生产机构。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文将为您独家揭秘——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火在中国大地上整整燃烧了14年。为了达到其罪恶的侵略目的，日本帝国主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建立了为人所不齿细菌战部队，研制、生产细菌生化武器，直接用于侵华战场。日本侵略者对这段历史一直讳莫如深，但历史不容篡改，当事人的证言、日本战犯的口供和至今仍存的历史遗迹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为人淡忘，反而历久弥新，向人们展现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本来面目……

　　日本细菌战部队的产生及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研制细菌的活动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8年11月就开始进行了细菌研究的罪恶活动，后因多种原因曾一度中断。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为了加速侵略步伐，重新开始了细菌武器的研究，打算用于侵华战场。1932年8月，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成立了由被日本称为“细菌战思想家”的石井四郎领导的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1933年，这个研究室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进行了扩建，改称为“防疫研究所”，实际上已成为日军准备细菌战的研究中心。

　　1933年8月，日本军部批准，将细菌研究基地建在我国东北哈尔滨一带。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匿名“加茂部队”，实际是细菌研究所。它的细菌实验场设在七十多公里以外的背荫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境内最早的细菌战部队。1938年6月，石井部队的本部移驻哈尔滨市南郊平房镇，将匿名“加茂部队”改为“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三一部队”，1941年使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番号，1945年又改称为“满洲二五二○二部队”。为了掩人耳目，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据曾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后来的“第七三一部队”总务部调查课军医中尉秦正氏1954年10月5笔供称，“七三一部”队本部总人数三千人，分为总务部（下设调查课、人事课、军需课、企划课、庶务课）、药剂部、教育部、诊疗部（含哈尔滨庙街传染病房和平房诊疗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部。而据孙玉玲《日军七三一部队在辽宁的罪行》指出，“七三一部队”的八个部是：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疫给水部、细菌生产部、总务部、训练教育部、器材供应部、治疗部。此外，“七三一部队”还有四个支队，分别是：设在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的林口支队、设在孙吴镇的孙吴支队、设在海拉尔市的海拉尔支队、设在海林镇东北六公里处后腰屯的海林支队（又称牡丹江支队）。

　　除了“第七三一部队”之外，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日军细菌战部队还包括吉林境内的“第一○○部队”、总部设在北京天坛的“第一八五五部队”和总部设在南京的“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

　　“第一○○部队”与“第七三一部队”，是同一敕令建立的，其营地设在长春市孟家屯，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正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一○○部队”总部设第一、二、三、四部和总务部。第二部设细菌、病毒、实验动物、有机化学、植物学、细菌战等六个分部，总务部还设有设计、研究分部及实验场等部门。

　　“第一八五五部队”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总部设在北京天坛，包括庶务科、经理科、材料科、计划科、卫生研究科、防疫科、生菌科、给水科、凿井班等部门，所属部队包括天津支部、济南支部、青岛支部、徐州支部、开封支部、新乡支部、保定支部、石家庄支部、太原支部、运城临汾支部、张家口支部、大同支部、包头支部等。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外称“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总部设在南京，包括总务部、防疫科、材务科（掌管各种材料）、理化学科、经理科等，除南京本部外，还在九江设有支部。

　　在辽宁境内，细菌战活动主要分布在大连和沈阳两个地方。位于大连的大连卫生研究所是辽宁境内最大的细菌战部队，有的日本战犯称其为“第七三一部队”的分支，也有的战犯称其为“第一○○部队”的大连支队，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大连卫生研究所应为“第七三一部队”的分支机构，归属平房本部直接领导，性质上又有别于其他四个支队，是专门从事细菌研制、生产的研究所。在业务上，辽宁的大连卫生研究所与黑龙江的“第七三一部队”和吉林的“第一○○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位于沈阳的满洲医科大学则是日本细菌战部队从事细菌实验的研究基地，日本帝国主义曾在此进行过多次活人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

　　神秘的“第三一九部队”

　　说起日本关东军“满洲第三一九部队”，大家似乎闻所未闻，档案、文献资料里鲜有记述，甚至很多当时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军人也没有听过这个番号。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神秘的、几乎无人知晓的部队却从事着侵华战争中最令人发指的战斗——细菌战。这支“恶魔”部队，同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一样，采用世界上最残酷的实验手段，即直接用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方法来研制细菌武器，并直接用于侵华战场，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满洲第三一九部队”之所以鲜为人知，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从事秘密的细菌研制、生产工作属于高度军事机密，一般文件档案中基本不会提及；另一个原因则是为了掩人耳目、方便工作，“第三一九部队”对外的称呼是“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大连当地百姓俗称“大连卫生研究所”，基本不用其番号。

　　提起大连卫生研究所，一些土生土长的大连老人还是有些印象的。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霸占了旅大。1907年10月，“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命令建立“满洲中央试验所”（后改为“满铁中央试验所”）。1918年，日本人鹤见三三博士出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卫生课长时，建议成立一个卫生研究所，未被关东都督府采纳。1924年，日本人金井章次出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卫生课长后，再次提出成立卫生研究所的方案。经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同意，决定在大连下葭町二十番地（今大连沙河口区五一路四十八号附近）建立满铁卫生试验所。1925年3月，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强迫当地17户中国居民迁移，无偿征用菜园和棉田13亩破土建设，12月20日基本建成。1926年1月，满铁卫生试验所开始业务工作，金井章次兼任所长。当时研究所的规模较小，力量也很薄弱，只有员工30名，其中日本人20名，中国工人lO名。这就是“满洲三一九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前身。建立之初，研究所主要接承“满铁中央实验所”的一些项目，生产牛痘苗、菌苗，供日军和满铁人员及日本移民使用。1927年4月，满铁卫生试验所改名为满铁卫生研究所，扩大了卫生试验项目，主要开展对麻疹、鼠疫、猩红热等传染病的研究及血清和疫苗的研制，同时增加了水质、饮食卫生试验项目。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所长金井章次辞职，血清课长土谷钦一郎任所长，不久土谷病亡，病理课长儿玉诚任所长。1933年4月至1945年日本投降，由欧美留学回所的安东洪次任所长。安东洪次系医学博士，细菌学家，曾任满洲医科大学的教授。安东洪次出任所长之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日益扩大之际，满铁卫生研究所也急速发展，不仅两次增加人员，而且增设了生化、寄生虫等研究试验机构。1934年，新盖了注射室、采血室，扩建了小动物室。1935年，扩建了预防液制造室，新建了鼠液制造室。到1937年时，该所共占地面积38135平方米，建筑面积6120平方米，共41栋建筑。从业人员124人，其中日本人91名，中国工人33名。共设置细菌、病理、化学、卫生、血清、疫苗和庶务七个科系；下设8个研究室、5个制造室、7个试验室；附设动物室、仓库、警卫、牧场等。在业务方面，研究所分科研、委托实验、预防与治疗等；在研究方面，对猩红热、伤寒、霍乱、鼠疫、炭疽等传染病和食品营养及化学分析、住宅卫生、水质及城市煤尘等项目进行研究；在生产方面，有治疗用血清制品、预防用疫苗痘苗制品、诊断用菌液制品等三大类。除供侵华日军使用外，还在大连、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等地设店销售。

　　1938年，日军“七三一部队”本部移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平房镇后，日本关东军以“军方需要血清和疫苗是当务之急”为由，将大连卫生研究所接管，使之成为日军石井细菌部队的直属机构，对外改名为大连卫生研究所，对内则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其军内番号为“满洲第三一九部队”，其内部设置亦有变化，设有研究科、制造科、总务科；人员数量也有增加，总计250人，其中中国人120人。

　　戒备森严的大连卫生研究所

　　大连卫生研究所属于高度保密的军事机构，因此从设施到管理都极为神秘和严格。

　　大连卫生研究所全部建筑和设施都被用3米多高的围墙围起来，围墙上面架有铁蒺藜。整个围墙有两个正门和东、西、南门与外界相通，正门没有任何标志，由武装士兵警卫，24小时开放，但出入人员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或出入许可证。东、西、南门平时关闭着，只是进出试验用牲畜和饲草时才偶尔开启。

　　研究所的二层主体建筑被称为“本馆”，呈“山”形，西面建有小凉台。为掩人耳目，北侧正门右边挂着“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牌子。两侧有弧形引坡，引坡两侧排列若干石桩，以粗铁链相连。在“本馆”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通用门与后院相通，这两个门平时也关闭着。“本馆”南侧面向大院有一后门，此门与北面正门相连；进楼后，中间有一楼梯通向二楼。“本馆”一楼东侧有一便门。楼内南北两侧的房门多为铁门，走廊上窗户为木制的。一楼主要是包装、灌装制造疫苗、药剂的车间。二楼分别是化学、鼠疫研究室，中央是所长室和图书室。二楼西南角的课长室，间隔着一间暗室，暗室靠东侧小窗下有一个1米长、0.6米高的水槽和暗房，是专门冲洗拍照实验状况胶卷的。“本馆”南侧有炼尸炉，专门用来焚毁试验后死去的各种动物和感染病毒而死的人。院内南侧有马舍，马舍里喂养的马匹主要用于细菌试验之用，实验完后，便投入大院中央的焚尸炉烧掉。一楼东侧外有一供试验用的小动物饲养室，还有一个解剖室。在“本馆”的西北侧，畜魂碑旁有一更衣室。更衣室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换外衣的地方，二是换白大衣（工作服）的地方。大院内还有污物过滤室、血清采集室、隔离室、消毒室、兽医室、饲养员室、宿舍、牛舍、牛马检疫室、饲料仓库等。

　　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管理比较严密。大连卫生研究所置于军事体制统辖之下以后，各科、系、室负责人及技术人员、职员、雇员全部是日本人，连烧锅炉、门卫也是日本人。中国人只做一些饲养大小动物、清扫卫生、货物搬运等勤杂工作。据国家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前身为大连卫生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记载：该所等级森严，保密制度极为严格，对中国人的戒备和控制尤为严厉，每天进出该所的中国工人，都要受到日军警卫的搜身检查。安东洪次规定：重要技术不准中国人学（实际上即使是常识性技术工作，中国人也不能接触）；重要文献不准译成中文；重要发明创造不准公开发表；重要成果必须首先服务于军事。

　　“七三一部队”接管大连卫生研究所后，该所的一切研究项目均纳入石井部队细菌战研究的轨道。首先调整了业务重点，将以研究为主，改变成“制造为主，研究为辅”。其次，明确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与“七三一部队”本部的关系。规定大连卫生研究所血清原料供应不足时，由“七三一部队”本部负责补充；当“七三一部队”本部及各支队需要血清、疫苗时，由该所负责供应。血清和疫苗对“七三一部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七三一部队”在进行细菌战研究和试验过程中，使用血清和疫苗既可检验细菌或病毒的效能，又能够防止队员被细菌或病毒传染而丧命。大连卫生研究所按照“七三一部队”本部的命令，开展了对鼠疫、霍乱、伤寒、猩红热、赤痢等10种传染病菌的研究。其中，草味正夫主持的有机合成研究室较有代表性。草味正夫原系“七三一部队”毒物研究班班长，专门从事对活人进行毒品试验。他被派到大连任名誉研究室室长后，大约每两个月从哈尔滨往返大连卫生研究所一次，平时担任该室室长的是军医少尉黑木正彦。该室研究人员精干，仅9人，他们每周都派人到“七三一部队”本部接受研究课题。

　　制造科是大连卫生研究所内最大的部门，拥有150多人，其成员大多是日本的青年女性，主要担负细菌制造、药剂制造、动物繁殖等任务。在她们工作的饲养跳蚤的房间里布满木槽，每个木槽的设计宽度以跳蚤跳不出为限，数万只跳蚤在木槽里乱蹦。跳蚤一旦吸食被注射上鼠疫菌的老鼠血之后，就成为可怕的鼠疫菌携带载体，成为传染源。日军再将这些跳蚤投放到战场上或其他地区，许多中国军民因此而残废，甚至死亡。

　　大连卫生研究所罪恶的细菌实验

　　“七三一部队”接管大连卫生研究所后，一直从事研制、制造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但由于现存档案、文献资料鲜有记录，世人对其并不了解，我们也仅能从一些幸存者的证言和日本战犯的口供中，对其邪恶行径有个初步了解。

　　据田村良雄（“七三一部队”第4部第l课柄泽十三夫大尉主持的柄泽班雇员）交待：1941年10月上旬，根据柄泽命令，“我和另外一名，将装有鼠疫病菌的试验瓶两瓶（每瓶能容纳5000CC）约10公斤，运到大连卫生研究所，交给该所的仓内技师。”出于制造、生产各种细菌的需要，研究所配有一种特殊的细菌培养罐。因这种培养罐系石井四郎研制的，在“七三一部队”内部又称之为“石井菌罐”。它是用铝合金制造的方形箱子，用以取代易碎的罗氏玻璃培养瓶，一个石井菌罐盛装的浓缩细菌浆液，相当于数十个罗氏玻璃培养瓶。据山内丰纪（系“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渡边道博士的助手）称：“在（大连）卫生研究所有五六百个石井式细菌培养罐，在细菌室用于大量生产，日本投降时（由于来不及处理）全部扔进大连港外海里。”山内丰纪还交待了研究所进行实验的情况。他说：“我向当时的班长中黑少佐提出要到大连，同时听说菌苗班全员最近要移到大连，我和石井雇员二人，在10月先出发，带四台超音波来到大连……在关东军特别演习的前后，霍乱专家凑技师（凑技师即凑正雄，系“七三一部队”平房制造霍乱细菌的技师），来做霍乱菌的冷冻试验，利用大连研究所的强冷冻器做实验，由山口中佐率领植物班亦前来试验。……这时七三一部队的昆虫班队大举来到大连，大量地搜集市内的老鼠，做成鼠疫感染鼠，放到前线去。”

　　据原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长潮海辰亥1954年8月11日口供称：“1944年2月至3月，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所辖的大连细菌研究支所，要求我批准用西堀红十字医院（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前身）的活人作细菌实验。我记得曾批准过一次，将一个人作了细菌实验。对这一行为，我应负直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研究准备细菌战的责任。”1995年10月5日，原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来大连谢罪时，曾亲口说，当年他的一位朋友就曾在大连亲眼看见过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实验。

　　据高田国胜在1954年7月8日检举材料中说，大连卫生研究所“过去是进行细菌和病理方面试验研究工作的”。“大约1944年秋天，为培养细菌而饲养的老鼠逃跑了，以致于葭町一带的日本人住宅区被断绝交通，禁止出入达一周之久。”日本殖民当局将这一带封锁，为的是避免住在日本住宅区的日本人传染上鼠疫。对此情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他们则不管死活，而且还封锁消息，以致住在这一带的中国人连最起码的预防措施也没有采取。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大连卫生研究所同其他细菌战部队一样，大量地毁灭证据，企图掩盖罪行。但在还未完全破坏整个研究所全部设施之前，日本已宣布投降，大连卫生研究所所在地被我方接管，发现其内部设施及生产的鼠疫、霍乱、伤寒、猩红热等菌苗，这些充分证明了大连卫生研究所参与了日本细菌战部队研究制造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

　　满洲医科大学的活人细菌实验

　　满洲医科大学前身为南满医学堂，也称满洲医学本馆，日伪统治时期称满洲医学院、满洲医科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先后更名为中长铁路医科大学、铁路医学院、国立沈阳医学院，沈阳解放后，中国医科大学迁到这里，现为中国医科大学校本部及医大附属一院。满洲医科大学从建校起至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尤其是七七事变之后，这所大学成为日本细菌战部队进行细菌实验的研究基地。七三一部队中的很多细菌战犯曾先后担任过满洲医科大学的教授，如七三一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少将）、大连卫生研究所长安东洪次（少佐）等。

　　北野政次，曾用名北野政藏，他和石井四郎先后担任过“七三一部队”部队长。在他任“七三一部队”部队长之前，在满洲医科大学任教授期间就直接用活人（中国人）进行过细菌实验，这可从他1939年1月11日亲笔撰写的题为《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的报告书中得到充分的证实。在该报告的第三章“实验材料及方法”中写道：“我们在临江八道江获得十名‘志愿者’和三名死刑‘犯人’得到了作人体实验的机会。……供试验的人体，系选用不曾得过斑疹伤寒及其他急性热性病的三十二至七十四岁的健康男人，除商人及工人各一例外，其余都是于五～三十年前由山东来到关外的农民。这些无辜被害者是：孙X鸣、齐X山、秦X贵、王X正、李X春、陈X如、宗X耀、曹X光、宗X勤、蒋X凯、李X一、李X春、韩X学。

　　北野政次在这篇论文中详细地记录了对每个无辜者进行“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例如，对齐X山的实验记录：

　　“第二例（皮下注射疫苗1.OCC）齐X山（死刑犯人）男，四十一岁，六年前由山东来西安炭矿做工，素健康，不曾患斑疹伤寒及其他热性病。无弟兄。

　　1/XⅡ左肩肿皮下注射疫苗1.OCC，三十日后注射M.91。传六十代之海猪905心血1.OCC，于右下膊皮下。注射后热型如第七图人体2。

　　注射疫苗后，压痛继续1日，并无红肿硬结及全身反应。

　　注射病毒后第十二日，体温37. 5℃，第十三～十四日升至39℃上下，十五～十六日达40℃，第十七日处置，解剖。

　　注射病毒第十四日厌食头痛，眩晕，第十五～十六日已不进食。

　　疹于第十三日发现数个，十五日增至数十个，并有出血斑，十六日，数量更多延至上膊。

　　注射病毒前第Weil—Felix反应阴性，十七日后200倍阳性。

　　发热第四日静脉血给海猪接种，一匹于第四日死，另一匹（951号）于第八日发烧继续六天。此951发热第二日， 采心血1CC。注射957亦发典型热……”

　　其他几个人的情况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在北野的报告中有十分详细的记录。

　　在伪满医科大学解剖室里，日本侵略者还进行过活体解剖，究竟活活地解剖过多少人很难统计，据当时在解剖室任实验手的张丕卿于1954年揭露：从1942年秋到1943年春，伪奉天南满医科大学解剖室，先后进行过五次左右的活体解剖。受难人数，约为二十五名左右，一次是三人，一次是七人，一次是十二人，另外两次约二至三人，均为男性，年龄在三十至四十岁左右。……有朝鲜人一名，德意志籍人一名，俄国人五至六名，其余均为中国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控制得非常严密，当时这些人是从哪里抓来的，他们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情况都严加保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张丕卿说：“这些受难者都是在夜间由日本宪兵押送到学校，当夜即进行解剖，届时解剖室的周围都由日本宪兵进行严密的戒严……解剖完全由日本人进行，其中由解剖教授铃木真吉做技术指导，解剖者为照井XX（日本人）和助手西村XX、板东XX等人。解剖的目的是取活体的脑、脊髓、内脏、肌肉、皮肤等，进一步做成组织切片，进行研究。所有整理工作都是在次日上班以后，由我、刘学琪（实验手）、西村XX等人来作。在这同时我亲眼看到，受难者的头颅已被锯开，大脑被取出；背部正中也被锯成一个深沟，脊髓被取出；胸、腹腔均被剖开，心、肝、脾、肺、肾、肠均被切去一部分，作为研究的材料，甚至双眼也被挖去，整个身体无一完整之处。在尸体上、解剖台上、地下均是血迹淋淋的鲜血（鲜红色），皮肤颜色和硬度与活人差不多（这些均与尸体解剖的情况不同）。情况的凄惨，真是目不忍睹。”

　　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活活地残杀在解剖台上的人，用日本人西村的话说“是从衙门送来的”。西村指的衙门是日本宪兵队。他们之中不是抗日志士，就是无辜的百姓。

　　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部队给辽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如同恶梦一般带给人们无限的惊悚与恐惧，如今，虽然恶梦已醒，但留给人们的却是不可泯灭的记忆与无限深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