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七三一”在呼伦贝尔地区的人体实验
来源：新浪博客   2015-08-28 10:14:02

　　臭名昭著的日本陆军“七三一细菌部队”，是怎样残害中国人民的，世人皆知。但“七三一细菌部队”是怎样在呼伦贝尔地区、在满洲里做人体实验，却很少有人了解。

　　日本陆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其编制名称叫做“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因部队长是石井四郎大佐，又称石井部队。 “七三一细菌部队”于1933年8月在哈尔滨市内秘密设立， 1936年迁驻哈尔滨平房站以北 4公里的地方，这里是“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大本营，以此为据点在全国设立了63个细菌研究支队。1939年开始大规模从事细菌武器研究。为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他们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1940年在海拉尔设立了“满洲第五四三细菌支队”，这支支队共有266人，支队长是加滕怛铎少佐。“五四三”支队以海拉尔为中心幅射到周边地区及满洲里，对呼伦贝尔地区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尽管这些罪证档案大部分被销毁，但历史是公证的，在各种版本的纪实中，笔者进行了归纳整理，让世人全面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对呼伦贝尔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1939年日本人在诺门罕（坎）战争中使用了大量的细菌战，到1944年“七三一”部队将人体细菌实验扩大到整个满洲及中国的所有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以敌对军事力量和平民两者为目标进行了不计其数的实战实验。在《细菌与毒气战》一书中，日本战犯田村良雄的供述：“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我是石井部队（七三一）少年队队员。作为临时编制，参加了由该队培地班班长早川清少佐为总指挥的细菌生产小分队，生产供‘诺门罕事件’中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斑疹伤寒病菌。在无菌室今野信次技工的直接指挥下，和另外两名编为一组，每日培养约三十桶（培养用的）细菌。于该时间内，我采取了约一公斤细菌。大量生产出的细菌，按出差命令，由生产人员逐次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供‘诺门坎（罕）事件’使用了。1939年6月下旬，我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少年队队员，和另外三十名一起，在佐藤技手的直接指挥下，帮助该队整理班，在哈尔滨车站军用月台，将供给‘诺门坎（罕）事件’用的卫生滤水机约二十台、三轮摩托车约二十辆及装有器材的箱子，装在开往海拉尔去的军用货车上。”同时，他还供述：“8月中旬约一个星期，我参与教育大队山下建次大尉指挥的病源检查班，与其他十余人一起，在海拉尔对约八千五百人进行验便工作。在8月下旬约三天的时间，在阿城，我作为山下大尉的助手，协助他进行了约二百人的验便。9月上旬至10月下旬，在滕井班里，受太田登的指挥，与其他三人一起，每天洗涤消毒小试管约五百根，这是细菌鉴别培养基上使用的。还饲养免疫血清制造所需的试验动物。”

　　在诺门罕（坎）战争之前的1938年冬天，在现在的鄂伦春旗，在个日本人铃木喜一，是个指导官，他带人在外河欧拉卡奇河（东方红西沟附近）的东面建立了司令部，共有日本人十四个，其中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有一天日本医生集合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往他们的血管里注射白色透明的液体两毫升，大人则每人发黑色丸药。到晚间所有的人呕吐、胸闷、呼吸困难、心难受，全身出现深黄疸。共死亡三百五十多人。日本人给死去的孟爱英罕的尸体解剖，把他的肝脏拿出来看，说他的肝脏出了鸡蛋大的水泡，所以死了。日本指导官看到死难者痛苦的样子，还抱着肚子大笑。

　　1940 年前后，“五四三”支队在海拉尔东南面约三百公里的巴彦罕做人体实验时，军医经常到附近的监狱把犯人用囚车拉到大草原上去，在草原上挖了许多直径一米八左右的大坑，把犯人分别放在大坑里。然后向坑里释放细菌，还有毒气。1941年春天，巴彦罕地区的人和牲畜都发生了瘟疫，到毒气场的人也有中毒的。

　　1942年3月，在鄂温克旗辉索木小学，日本教师牧赖三郎领来日本宪兵，逮捕了想除掉他而没能得手的蒙古族青年马萨尔和他的同伴，还以“政治嫌疑分子”抓走两个蒙古族青年。几天后，马萨尔及其同伴惨遭杀害。另外两个蒙古族青年被放回后发高烧，上吐下泻，三天后死去，接着辉索木便发生了类似的传染病。牧民们要求日本医生进行治疗，但日本人不敢去辉索木，只是说是一种在汉族中经常发生的病症，没有灵丹妙药。结果辉索木在这场瘟疫中死亡二百四十多人。后来得知，在那两个蒙古族青年被关押在军法处监狱期间，一伙穿白大卦的日本人对他俩进行了注射，并让“享用”面包和奶茶。实际上，这是驻海拉尔“五四三”支队对他俩进行的细菌传染人体实验。

　　在美国作家谢尔顿.H.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中有这样的描述：“东北十四年沦陷史研究会秘书长李亚泉教授对位于内蒙古海拉尔的规模巨大的日本化学战和毒气战死亡工厂作了重要发现，万人以上，包括中国人、朝鲜人以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被用于海拉尔化学战和毒气战实验。许多受害者就被埋在市外的一个大坟堆。最近一场沙暴将他们安息之地的表层沙土吹开，日本这一暴行的部分受害者的遗骨终见天日。”还有“在海拉尔郊外，苏军发现了一个令人颤惊的现场，一个土浅坑中有一万具尸体。中国人和蒙古人的男人、女人及孩子的尸体满满堆在一起，有的尸体还有余温。清楚地证明他们是在日军慌忙退出这一城市时被杀害的。”

　　1942年4月，“七三一细菌部队”与“五一六化学部队”在海拉尔郊区的草原上，共同进行了人体实验，使用了大约100人左右的俘虏。原“五一六”部队的渡边国义证言：“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的某一个星期，在兴安北省海拉尔日军飞机场北二公里草原，借口毒气普及训练，以中国人为目标，进行了放毒。我根据教官中尉小世胜次的命令，指挥十名新兵在通向东面一公里拥有五十户中国居民的村庄道上及草地上，秘密散布了面积二千平方米、毒气一百公斤、杀伤力一千名、毒气有效时间一星期的糜烂性持久瓦斯。放毒结束后，在该村庄的小河里，还放流了附在放毒工具上的瓦斯五公斤。结果，有六名中国农民在通过该放毒地之际，由于身体中毒腐蚀而被残杀。还有五十多人脚和手因瓦斯腐蚀而受到伤害。

　　在日本军人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当时有个六十八岁的男性中国人，在“七三一”部队中被注射了鼠疫菌没有死，所以被拉来进行毒气实验。没有想到在光气的攻击下仍然没有死，于是一名军医给他血管中注射了空气。本来以为这样就会立即死去，但是仍旧活着。再用粗大的针管注射空气，还是不奏效，用木棒狠击他的头，才使他死去。但是残暴的军人对他的生命力感到惊奇，居然又将该人进行了解剖，发现他的心脏同年轻人的一样。

　　在各种细菌人体实验中，“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大佐最关心感兴趣的是鼠疫，把鼠疫菌当作最威力的武器进行实验。因此，他把历史上曾流行鼠疫的地区，作为向“七三一”本部和支队提供鼠源的基地。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就成为鼠种来源区。在海拉尔的“五四三”支队，有专人收集老鼠，进行大量的鼠疫菌试验。仅1944年，这支支队就有一万三千多只老鼠。还有二六四六部队，长官叫田中和佐滕两个上校。是在海拉尔西头道街，对外称为关东军西大仓库。在这里就有小动物房十多间，饲养了七百多只老鼠和很多兔子。院内还有三间禁闭室，送到里边的犯人，从来没见出来的。1946年9月，在内蒙古及东三省流行的鼠疫，死亡近万人，就是从海拉尔传播开的。

　　在《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中有这样的叙述：“据知人体试验是由关东军司令梅津批准的，它的准许范围先是在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后又扩大到各地的分部和支队，以后又普遍地扩大到所有的日本在华医院。估计以各种研究杀害的人至少有二十万人。”

　　2001年12月，“七三一”研究所所长金成民在日本横滨市立大学讲学期间，于东京一家图书资料馆内发现了二十多张侵华日军人体冻伤实验照片、文字十多万字、图表一百份，是日军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冬季卫生研究班于1941 年3月完成人体实验研究结果。它详尽地描述了当年进行人体冻伤实验的完整过程，具体包括冻伤者的姓名、性别和年龄，冻伤程度与处置，卫生滤水机、毒物检测实验及药物携带法，还有蒙古包内的人体解剖。冻伤实验受害者年龄最大的四十九岁，最小的仅十五岁。他们在零下二十四至二十七摄氏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薄的衣服被绑在担架上，被用来研究光脚穿湿鞋、戴湿手袋、喝洒、空腹等各种情况下的冻伤程度。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军在内蒙古草原严寒期间作战时必要的卫生服务需要。

　　日本人还用中国人作为研究和训练材料，进行解剖活人的惨无人道的罪恶活动。一是进行所谓的“复生”实验；二是拔手筋和脚筋；三是剥人皮；四是活切和活剖。为了研究中国人的骨骼、皮纹，日本军医佐山本升等，砍人头二百多个，剥人皮十五、六张。以此为据，写成了《中国人头盖骨之形态》、《中国人的下颌骨》等论文，寄往九州医科大学。山本升等因此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人还用中国人的人皮做标本，还把人皮作为礼物送给日本国内的专家教授研究之用。还把因冻伤被俘的抗日联军战士做实验，研究冻伤的防治、试验药物的效力、活切活剖练习手术及采集标本，实验之后还砍取他们的手趾和脚趾一百多个做标本，供进一步研究之用。日本军医佐山本升说：日本国内医科学校很欢迎整张人皮。他给国内医科学校送去了十五张，他自己房间的墙上就挂了一张人皮。

　　日本宪兵队还以各种借口到处抓人，以供实验之用。1936年6月，日本人在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小学逮捕了一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同年又在滨洲线上逮捕了刘鸿宾、门恩化、金寿朋等四十九名青年；1939年8月11日，在扎赉诺尔煤矿，由于老工人张某和刘贵林向把头曹德福汇报“大窖里这几压力大，不能再扒煤柱，不然……”8月16日凌晨，南煤沟二号片井下，右八片人称大院的大窖冒顶，七名矿工遇难。因张刘二人在前五天向把头报告，日本特务就在事故第三天半夜里偷偷将二人逮捕；1942年7、8月间，日本人以在满洲里通苏嫌疑之名，逮捕了中国人十名，苏侨多人；1943年2月，驻满洲里日本宪兵逮捕了东旗镶白旗的索德那木丕勒、喜拉夫，还有锡林郭勒贝子庙活佛（住在镶白旗）以及牧民敖依德布、布和富尔布，藏族人宫布、阿嘎然巴喇嘛等十六人；1944年2月，日本宪兵在满洲里逮捕了几个巴尔虎蒙古族牧民。他们在满洲里被扣上“反满抗日分子”罪名（幸存者和枪杀、刑讯致死的人员名单没提），都被送往“七三一”部队、“五四三”支队或日本医院做了人体实验。有的被注射细菌；有的被释放毒气；有的被做冻伤试验；有的被扒皮；有的被注射细菌之后又被挖肝脏，肝脏被挖出来之后做成食物给其他犯人吃，又做了实验。

　　日本战犯原口一八的供词：1942年8月，西额旗国境警察逮捕一名中国人，作为通苏嫌疑者送到保安局（分室）。我奉命指示月足港和根岸属官进行拷问，然后注射毒药将其杀害。1938年12月，保安局（分室）逮捕一名所谓“外谍”的苏联人。我调保安局工作时，并利用该苏联人作过马车夫，后该苏联人夺枪逃跑。我奉命指示各国境警察队追捕，约一周后在黑山头附近逮捕。1942年4月，我和局长理事官命令月足港、根岸属官将该苏联人送到海拉尔红十字医院注射毒药，将其杀害。

　　仅有具可查的，满洲里日本宪兵队，从1943年至战败的三年中立了十二起要案，逮捕了数十名无辜群众和爱国志士。这些人有的被刑讯致死，大部分被做了人体实验。

　　在人体实验中，中共地下党员、八路军战士、抗联战士，是日本人的重点实验对象。1933年1月20日，日本特务机关在扎赉诺尔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吴殿臣；1941年秋季，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进步团体海拉尔读书会领导人之一的张贵霖被逮捕；1944年4月抗联地下联络员刘泊肖在扎赉诺尔开展工作时被捕。他们三人都是刑讯后被注射细菌杀害。1945年5月，满洲里市居民乔连奎等人，在苏联地下工作人员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他们在执行烧毁日军东大营仓库计划时，被打入内部的密探告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严弄拷打后，送往“七三一”部队做了人体实验。还有日本统治时期，曾有八路军被俘人员在扎赉诺尔煤矿做劳工。这些劳工去向没人知道。

　　也许，事实远比我们掌握的材料更恶毒更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