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一”部队如何让人变成魔鬼？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宋晨希    2017-01-07 10:33:21

　　二战中，日军臭名昭著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其主要战犯于战后在苏联伯力城接受审判。审判过程的所有证词与辩词，昭示了战争如何让人变成嗜血的魔鬼。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作为二战的主战场之一，是遭受战火荼毒最惨烈之地。当我们反思这场战争，除了让战争发动者低头认罪正视历史外，更应该去探寻战争的发生机制，思考战争如何让人变成嗜血的恶魔。

　　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给了我们反思的契机。此书主要记录了1949年12月25日—30日，苏联政府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对“七三一”部队12名主要负责人公开审判的过程，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对12名日本战犯所有的审判资料，包括苏联方面的起诉书、日本战犯的证词、公诉人的演词和辩护人的辩词，还有最后的审判书，可以说是完全再现了当年那场审判的全过程，也揭露了“七三一”部队的所有恶行。

　　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

　　“七三一”部队设立在哈尔滨周边的平房站，对外绝对保密，最早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改名为“第七三一部队”。 据其主要负责人川岛清供认，此部队主要分为四部，其职责就是培植细菌，并用活人进行实验。

　　此外，与之齐名却不被大众了解的还有第一部队，其对外名称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与“七三一”部队进行传染人类的病菌研究和做活人实验不同，“一”部队主要研究可以令动物传染疾病的细菌。

　　据《伯力城审判》中多名战犯供认，日本政府之所以决定设置这两个部队，其主要目的是为入侵苏联、蒙古，并与欧美同盟国开战做最后的准备。细菌部队的始作俑者是石井四郎，他曾多次向日本陆军部宣扬细菌战的意义，认为未来战争的胜败，“细菌战”起着决定性作用。

　　时任“七三一”部队支队实验员久留岛司在受审时交待，他们当时在培养各种烈性传染病病菌，包括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等等，此外作为攻击武器的还有炭疽热、坏疽症等多种细菌。日本人经过研究发现，鼠疫是最容易散发的一种细菌，因此“七三一”部队加紧了对鼠疫的研究，他们首先将鼠疫传染给跳蚤，并用飞机在中国战区上空投放。日军曾经在常德、金华、玉山、浦江的上空投放了这些鼠疫，造成了中国方面大量的人员伤亡。

　　“吃人”的活体实验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最受人关注、被询问次数最多，同时也是最惨无人道的事件，就是这些日本部队拿活人进行实验。据几名战犯交待，他们曾在东北大批量地抓过一些反抗日本统治者的爱国人士，里面大多是中国人和俄国人，数量达到三千多人，通过关东军批准，将他们“特殊输送”到“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实验。

　　证人田村正曾在法庭上描述了他记忆中囚犯被囚禁在监狱中的景象：“在我视察生产场所时，他们把我引到内部一所房屋里去，这里有一些门上开着小窗的特式牢房，里面关着一些戴着脚镣的活人。据石井亲口向我解释，这些人是用来实验致命病菌的传染作用的……”很多战犯都记得，囚牢中曾经有一个俄国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据说，这个孩子是在监狱中所生，后来死于细菌实验。

　　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时任“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长)都描述了在打靶场对这些人进行实验的过程，他们把受验人绑到打靶场的柱子上面，然后将装有细菌的炸弹投射到空地之上，让所有受验人染上鼠疫或炭疽热，从而对他们的情况加以监视。所有谈到这些受验过程的人，都以肯定的语气回答，在“七三一”部队，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出去。有些人即使侥幸在这一场实验中幸存，也会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痛苦地死去，有些人即使没死，也已“软弱得不能再使用了”。为防止他们泄密，最后也会用枪毙或注射氰化钾的方式处死，然后被埋到与牲畜相邻的坑里。

　　同样让人记忆犹新，在法庭上谈论最多的是日本人所做的冻伤实验，这一实验曾经在多部反映日本“七三一”部队的电影中再现过。证人古都在法庭上供述：“在每年11月、12月、1月及2月间，他们会把受验的人赶到寒冷的露天里，迫使他们把手放到冷水桶内去。然后又叫他们把手拖出来，在寒冷的露天里带着浸湿的手长久站立。

　　或者是采用如下办法：把穿着衣服而光着脚的人赶到外面，迫使他们夜间最冷时在露天里站立，当他们手脚都已冻伤之时，再叫他们回到屋里，进行冻伤实验。一部分人不加医治，患上了坏疽病而死去，另一部分则被割去手脚，然后加以治疗。日军进行这一研究，主要是为了应对与苏联的战争，探究如何治疗人类的冻伤。

　　罪恶只是别无选择?

　　相信凡是看到以上行径的人，都会痛斥实验者毫无人性。苏联国家公诉人在演词里曾痛斥日军的种种行为：“只有天良丧尽，道义堕落，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表示奴颜卑膝，专门仇视人类的人，才能干出这种违反人道的万恶罪行。石井部队中根本不把那些被送来消灭的人看成是人，却给了他们一个侮辱万分的诨号，称他们是‘木头’。”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日本人变成了“禽兽”?个人认为，书中“各辩护人的演词”和“被告的最后陈述”是值得重视的两部分。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引入两位研究德国纳粹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重要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和齐格蒙特·鲍曼。

　　阿伦特于1961年参加了以色列政府对德国纳粹高官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发现，艾希曼并不像舆论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冷血嗜杀的“恶魔”，其形象更像一个谦谦君子，冷静、体面而有教养。这对阿伦特的内心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查阅了艾希曼的大量资料，写出了著名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寻常的罪恶的报告》，引起理论界的哗然。

　　阿伦特在此文中用“恶的平庸性”(又译为“平庸之恶”)取代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宣称的“极端的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只是机械地完成了国家的命令，作为一个纳粹军官，他别无选择。阿伦特在这一点上给予了艾希曼以同情，阿伦特甚至引用了艾希曼自己的言辞：“我本人对犹太人没有仇恨。”

　　阿伦特所遇到的困境，同样也出现在对日本“七三一”部队战犯的审判中。当法庭问他们与受验人是否有仇，所有战犯都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们对受验人没有丝毫的仇恨。正如后来苏联的辩护人所称，他们也都是执行天皇和军部的命令。在此，我并不是为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开脱，正如苏联辩护人曾经所说，这些日本战犯具备了“社会危险性”，给予他们重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若要完整理解日本人变成禽兽的过程，我们必须去排除情感的干扰，理解事实的“矛盾”。

　　理性与仁善解构非人体制

　　这些人并不以杀人为乐，为何会在用活人做实验，在随意处死犯人的事情上如此冷漠呢?阿伦特认为，许多的邪恶来自于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在乎自己的身边发生什么，不去思考自己的行为是什么含义，也不去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们只是盲目地遵从国家的命令，在这个时刻，他们已经成为了“非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会觉得，既然国家都已成为了“魔鬼”，个人又如何在这种国家意志中独善其身呢?自己若不遵从国家的命令，甚至会命运堪忧。所以，我们只能够把上述事件的产生，归结到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的盛行。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个人意志在国家意志面前有没有反省的余地。身处在日本的法西斯扩张浪潮中，人们如何保持良知，去抵抗“邪恶”?美国学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的分析，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鲍曼在研究纳粹体制和大屠杀之后，认为纳粹主义和大屠杀事件的发生，恰恰是现代社会官僚体制导致的，他在书中使用“非人化”来形容这种体制。官僚机构的分工让每个人并不了解事情的全局，所以每个人都只是把工作当成了一种生存下去的手段。于是，德国纳粹也好，日本军人也好，都把他们所管辖的对象——即那些囚犯，“简化成了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一旦官僚体系执行者的对象被有效地非人化，并因此被废止了作为道德需求的潜在对象，他们就会被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来看待……”此外，科学的飞速发展也让人们开始变得冷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所有关系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掩盖，人类的永恒价值——天赋的生存权利也已经让位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每一个人在现代的官僚体系下，只是按照规则、规定去执行命令。“七三一”部队里面的柄泽十三夫，他曾经对用活体做实验产生了一些质疑，但因为他不得不遵从长官的命令，而不得不将这些质疑闷在心中，直到上了法庭才说出来。

　　那么，应该如何防止类似的事件重演呢?阿伦特曾提出了“思维”和“判断”，即人的自我反思，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类要不断地与自我对话，用思维去酝酿出良知，找回永恒的“善”，这个“善”就是尊重所有人的天赋权利。有了对天赋人权的尊重，即使一两个人打算发动战争，去实施这些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这种想法也会消解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当然，这里面有一点是阿伦特忽略掉的，就是每个国家应该给予公民这方面的教育，将这些原则植入到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

　　二战迄今已经过去70年了，那些惨绝人寰的事件应当被所有人铭记，但只有深层次地反思，才能让这些事件成为未来发展的借鉴，而不仅仅是仇恨的堆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