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其中,日军731部队是日本军方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惨无人道地用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进行活体实验。不久前,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用真人录音和采访亲历者的方式还原731部队核心成员,在中国秘密开发细菌武器并用于战争的历史。NHK的调查挖出一个新内幕——731部队残忍实验的背后,其实是各大学与日本军方勾结的结果。然而,战后日本和美国达成秘密交易,美国没有起诉731部队,使这些杀人魔鬼逃脱了战争罪的审判。
最近,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片中特别揭露一个内幕,731部队在中国所进行的各种非人道的“人体实验”,是由日本军方与各大学相互勾结,共同完成的。围绕731部队及其他细菌战部队,日本军方、政府与大学及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利益输送关系。大学的学术研究因此偏离应有主旨,本应当治病救人的医生就此沦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上转动的齿轮。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在中国秘密组建细菌战部队,而这很大程度上正是军队医学专家们积极推动的结果。其中,被称为“731部队之父”、军衔最高至中将的石井四郎尤其引人关注。石井四郎192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医学部,此后参军,1927年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石井四郎热衷于细菌战,为此不惜经常往返于京都与东京之间,游说军方领导人。1928年至1930年,石井四郎得到军方资助,前往欧洲“考察”,据说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受后来担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少将指派,调查德国秘密研制细菌武器的情况。回国后石井四郎向永田汇报说:“我认为,研制细菌武器已刻不容缓。”
1932年,石井四郎得到军方一笔巨额经费,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组建“防疫研究所”。1933年,他被派往中国东北组建细菌战部队即“石井部队”,也就是731部队的前身。除总部在哈尔滨的731部队外,日本还陆续建立了总部在长春的100部队、总部在北京的1855部队、总部在南京的1644部队和总部在广州的8604部队,这些部队名义上研究“防疫与净水”,实际上大肆从事各种生物细菌战实验和人体解剖。石井四郎调动自己在日本医学界的各种人脉资源,鼓动医生们加入731部队。根据原731部队干部内藤良一的战后供述,“日本几乎所有的细菌学者均与石井四郎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关系”。
在日本军方推动下,1936年至1940年期间,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等日本大学纷纷与军方签署秘密协议,由大学向731等细菌战部队输送“研究人员”,负责军方的“研究项目”,军方则向各个大学支付巨额的研究经费。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年轻医生们源源不断地前往中国东北,731部队“集中了当时日本各帝国大学的优秀医学专家”。有资料显示,该部队至少包括10所日本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共计40余名研究员,其中京都帝国大学11人,东京帝国大学6人。
为了细菌战研究,军方与日本大学之间开展了一系列权力与金钱交易。时任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户田正三与石井四郎私交密切。在户田鼓动下,该校在1936年至1942年期间,将派遣到中国东北的“研究人员”从36人增加至75人。其中一些研究人员原本拒绝,但后来受到医学院乃至户田本人胁迫而不得不从命。一本关于户田的回忆录中清楚写明了他和一些军方高级将领之间“关系密切”,共同推进“研究项目”。根据现存于京都大学档案馆的文书证据,731部队与文部科学省之间有直接的“金钱交易”,由政府向研究者支付“细菌研究”的研究费用,如果教授的学生派遣到部队,还将追加费用。其中一名教授的研究报告书显示,军方向其提供的研究经费按现在购买力计算高达2.5亿日元。而根据原731部队细菌研究部长川岛清的战后供述,仅1940年一年,军方关于细菌战的预算就超过1000万日元,按现在购买力计算高达300亿日元。
在中国东北,日本医生们享受着高于部队军官的待遇,可以任意从监狱中提取犯人,在实验室或野外“实验场”进行活体解剖及各种实验,获得“实验数据”,然后再送到日本进行研究。其中有人良心不安,但更多的人则以“为了科学”“为了国家”为名,在这样的“研究环境”里心安理得地工作。有日本学者后来发现,1927年至1960年期间,至少有23名731部队军官凭借着在部队期间的活体解剖及实验发表论文,其中不少人直接以部队期间取得的“实验数据”写出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为了掩饰罪行,他们在报告中将活人用“满洲猴”“长尾猴”等来代替。
战争结束后,731部队的军医们大肆“毁尸灭迹”,消除犯罪证据,不少人转入地下“销声匿迹”。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内藤良一等人更拿着人体实验和细菌研究资料,与美国进行交易,从而最终逃脱了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除少数人接受战争审判外,大多数与731部队有关联的军医和医学专家战后不久纷纷“复出”,甚至担任要职。北野政次等军官创建了日本绿十字血液公司,户田正三升任金泽大学校长,有人担任了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所长及政府部门要职等。还有不少人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高校医学部担任教授,甚至还获得了日本乃至国际学术大奖。
由于731部队相关人员战后不少都担任要职,战时军方与医学界的这段丑恶的“暧昧关系”也很大程度上被“封存”了起来。上世纪80年代,学者常石敬一和家永三郎、作家森村诚一等人曾公开著书揭露日本细菌战历史,也因此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和威胁。基于对战争历史的反思,战后东京大学等日本大学曾通过决议,宣布“禁止一切军事研究”,拒绝与自卫队合作。但近年来,在政府推动下,日本大学纷纷跨过军事研究“红线”,参与防卫省的课题项目。安倍政权于2015年推出“安全保障技术研发推进制度”,拨出专项预算支持大学进行军事相关研究。2017财年这一制度预算达到110亿日元。因而也有不少担忧声音称,这将使得军方与大学研究机构“共谋”,让研究偏离和平与人类福祉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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