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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1855部队生物战罪行
来源: 井底望穿(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沛    2022-12-24 18:39:40

  1855部队是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并列的一支庞大的细菌部队,发动的细菌战伤害了无数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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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本文以2014年出版的《日军侵华细菌战》(作者陈致远先生)为主要依据,对1855部队进行简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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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工厂:日本生物战1932-1945,以及美国的掩饰》

  侵华日军细菌战总体情况

  根据陈致远书中的观点,日军细菌战部队的建立是由日本军部策划和天皇批准的,其最终指挥权在大本营参谋本部,细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一项重要的军事战略,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项国家犯罪。

  日本细菌战机器在中国建立和运转长达13年,并且长期地、经常性地、大规模地在中国各地广泛实施细菌战,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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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731部队、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5大细菌战基地,又围绕这些基地在中国大陆各地建立了至少40多个支部,在中国台湾也建有细菌战研究所,日军每个军团和师团都配建有细菌战部队,日军的细菌战机器体系极为庞大。其中除了731部队,其他部队鲜为人知。

  日军细菌战不仅限于东北、华北、华南广大区域,至少在内蒙、甘肃、宁夏、陕西、湖北、四川、重庆、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省区,也都有其实施和活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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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所用细菌战器械

  日军的细菌人体试验、活体解剖,除在731部队本部进行外,在其他细菌部队(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及其支部(典型的如1855部队的济南支部)也广泛地进行。死于人体试验的人数大为超过传统说法的3000余人,约在2万-3万人或数字更大。

  日军细菌战造成中国人民的死亡人数估计在30万-60万之间,随着研究持续深入,数字有可能变化。日军细菌战的危害,不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它对于各受害区域的社会经济、社会环境、人们社会心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都带来巨大的破坏和长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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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于2007年)常务副会长李素桢对一名侵华日军士兵久木义一(93岁)做口述历史采访时,意外发现了侵华日军第513部队,也是日军侵华期间设立在长春的用于细菌战研究的秘密部队。513部队是继此前发现的100、731、1855、1644、8604部队后又一支从事细菌战相关的秘密部队。

  513部队同时也叫“关东军兽医下士官候补者部队”,是培养兽医军官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德”字13925部队。有关该部队在存续期间的罪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日军在中国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一个重要目的是企图能以此对抗苏、美、英等世界强国,但至日本战败,其细菌武器还没能达到有效杀伤对方军队的水平。

  日本细菌战创始者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1892-1959),1892年6月25日出生于靠近东京的千叶县千代田村加茂地方,其家庭是当地富有的大地主。石井有四兄弟,自己排行第四;长兄早死,次兄石井刚男,三兄石井三男,后均在731部队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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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少将军衔时的石井四郎。引自[日]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一) 北京:角川书店平成八年版,第251页

  石井1916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20年毕业后志愿加入军队担任军医。1921年升中尉军衔。1922年任职于东京第一卫戍病院。1924年,他以军方委托研究生身份进入到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细菌学、血清学、病理学、预防医学,并晋升为大尉军医。

  1926年石井从研究生院毕业。1927年他以一篇题为“有关格兰氏阳性双球菌之研究”的防疫学学术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石井被派遣到京都卫戍病院任军医。

  石井四郎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期间,阅读到1925年日内瓦会议日本军方代表原田大佐当时搜集的西方国家开发细菌武器的有关报告书,这使他被细菌武器的潜在威力所吸引,开始思考日本的细菌战战略,并成为这一主张的积极鼓吹者。

  石井在京都卫戍病院军医任内,经常造访军部要员,向他们游说细菌战和细菌战对日本的重要性。他的努力得到日本陆军中枢某些要员,如永田铁山、小泉亲彦、梶塚隆二等的支持。1928年他被军方派往欧美作细菌战海外考察,1930年回国。

  1928年4月至1930年4月,石井身携军方给日本驻各国使馆、领事馆的密函,以访问交流军事医学为名,先后到新加坡、锡兰、埃及、希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苏联、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东普鲁士、美国、加拿大、夏威夷等地进行考察,刺探和搜集世界各国细菌战情报。

  石井回国后,被分派到日本专门研究军事医学和培养军医人才的“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院)”担任教官,并晋升为军医少佐(少校)。1931年又任军医学校(院)教授。

  石井从海外归来,即开始向陆军中央大肆鼓吹其细菌战理论。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海外考察发现各强大国家都在研究细菌战,日本若不积极准备,将来一旦发生战争,必定会遭遇到严重的挫败;

  二、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

  三、钢铁制成的炮弹其杀伤力是有限的,细菌武器的杀伤范围更为广大,可重复传染保持长久杀伤力,只伤害人畜而不破坏物质,从战略意义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极为有利的进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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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校门(1936年)。引自[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书前插图 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昭和十一年(1936)版

  石井在向日本陆军中央极力鼓吹细菌战期间,于1932年发明研制成军用野战防疫滤水器,可过滤野外污水,使之排除细菌达到安全饮用的标准,后成为日军全军配置的防疫新式“武器”,被称为“石井式滤水器”。

  新式野战滤水器的发明,大为提高了石井在鼓吹细菌战时的话语分量。到1932年,军方终于同意了他的细菌战计划;后来他建立的细菌战部队就称之为“防疫给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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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有“石井式滤水机”的日军卫生车,主要功能是“给水”。引自[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 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昭和十一年版,第175页

  石井认为,细菌战的研究可分为“A(攻击)研究”和“B(防疫)研究”两种,B研究可在日本本土进行;但A研究须在日本之外进行,以保证其秘匿性和可能获取充足的试验材料。

  因此,1932年8月,石井在军方支持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起“防疫研究室”,成为此后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国内基地,同时又在中国东北哈尔滨背荫河建立起国外细菌战实验基地,二者成为此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肇端。

  日本细菌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化和狂妄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石井四郎在其中充当了一个狂热的倡导者、计划者和实践者,他后来还担任731部队长。

  华北“甲”1855部队及其细菌战活动

  1855部队建立的时间目前人们认识不统一。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部编辑的《帝国陆军编制总览》推断,1937年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时,北支那派遣军(华北方面军)辖有三支防疫部队,还未建成统一的1855防疫给水部。

  日本长期关注和研究1855部队问题的自由作家、记者西野留美子认为:“1938年(昭和13年)2月,甲1855部队在北京市天坛设置本部。部队直辖于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陆军军医大佐西村英二任部队长。”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曾就此问题进行调研,他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到“天坛菊池部队”从1938年1月至12月曾对北京全市397处饮水井进行水质调查检验。因此断定1938年初天坛的“菊池部队”已在北京开展活动,并且当时的部队长是菊池,后来才是西村英二。

  陈致远认为:1855部队的前身是1937年就已存在的直属北支那方面军的“第1防疫给水部”、“第15防疫给水部”和“北支那防疫部”,它们作为临时组建的部队负责侵入华北的各日军的防疫给水。

  当1938年1月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进入北京时,北支那防疫部随之在天坛驻扎,负责北京市水井水质的查验等,但此时并没有已建成1855部队的资料证据。

  从南京1644部队和广州8604部队的建立来看,它们均有一个先为“野战防疫给水部队”跟随侵华日军入侵华中、华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做防疫给水保障工作,然后在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39年,分别在南京和广州奉命正式编成“荣”1644部队和“波”8604部队,这年4月和5月是这两大细菌部队的具体建立时间。

  在中国内地正式建立细菌战部队基地,应该是日本大本营陆军中央的一个统一的决策,因此我们认为1855部队在1939年与南京1644部队和广州8604部队同时正式受命建立的可能性比较大。就像731部队和100部队同时受命在1936年建立一样。

  尽管学者们对1855部队成立时间看法不一,但几乎肯定不会晚于1939年,并且日军在华北的细菌战早在1938年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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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731部队科研人员在哈尔滨。

  1855部队的部队长问题,1950年3月,卫生部曾召集16名在1855部队做过杂工的中国人员座谈,他们回忆:“第1855部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池,后为西村英二。

  在《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昭和11年(1936)的一份《陆军军医学校高等官职员表》中,两名姓菊池者,一为菊池齐陆军二等军医正,二为菊池信雄陆军二等军医正。“天坛菊池部队”中的“菊池”,应是他们二人中的一位。

  菊池齐的可能性比较大,他在731部队后期曾任平房第1部细菌研究部部长(军医少将)。

  1855部队本部

  1855部队在菊池任部队长时称“菊池部队”,在西村任部队长时,称“西村部队”。该部队直属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故其对外名称为“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因华北方面军的兵团代号为“甲”字,故其秘匿番号名称为:华北(北支)甲字第1855部队。

  1855部队本部最初设于北京天坛西门南侧前国民党中央防疫处旧址,以便利用那里的原有设施。1939年为加强该部建设,日本陆军中央拨给21万日元在该处“用于细菌武器的研究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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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部队老照片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855部队于12月9日又占领了北平国立图书馆西邻的“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和美国人在北平的“协和医院”,遂将其本部机构扩展至这两处生物科研和医学单位。

  当时还计划占领清华大学,但后来改为占领静生生物所。因此,1941年12月9日以后,1855部队本部机构分设于天坛、静生生物所、协和医院三处地方。

  1855部队本部机构为“一部三课”:

  总务部

  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第一课原称第一分遣队,第三课原称第二分遣队,后于1944年改为课。

  在天坛,1855部队的“总务部”和“第二课”(细菌生产课)设于这里。总务部在先农坛的庆成宫大殿里,它实为1855部队司令部,统管本部各课及该部在华北各地支部的事务及活动,下设庶务科、经理科、材料科、计划科、教育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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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部队在北京天坛(第二课)的遗址。图片来源: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书前插页

  第二课在天坛原中央防疫处,这里被建成1855部队生产各种致命细菌的车间,1939年大本营陆军中央拨给的21万日元的“细菌兵器设施建设”经费,几乎全部用于了这里。

  该车间拥有细菌培养的生产线,曾在1855部队培训过的日本战俘中村三郎1954年供述说:“该部内拥有大规模培养细菌的设备,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能培养好多吨细菌。”

  在1855部队受过培训的另一名日俘长田吉友1954年在笔供中说:“(天坛)西村防疫给水部队设有(许多)细菌实验室一天,我和几名同事一起进入了霍乱菌培养室,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着5个高30厘米、长50厘米、宽30厘米的铝制霍乱菌培养器。

  这时正在值班的某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向我们讲解说:这里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这些霍乱菌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1950年,卫生部人员陆世烺曾奉命对1855部队在北京的驻地进行调查,他在调查书中对第二课的情况这样写道:“在前天坛防疫处院内,有日寇遗留下的11吨、12吨、13吨3个6公尺长的大消毒锅,是用来对培养菌种的器具消毒的。

  仓库内还存有大量的铝质(细菌)培养箱日寇投降后曾用坦克车大量地轧毁或烧毁很多铝质培养箱。”

  前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1945年在日寇投降后参与了对1855部队天坛防疫部的接管工作。他回忆说:“我在1945年日寇投降后接管‘北支甲1855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发现6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

  1号杉田辛平,

  2号杉田昭子,

  3号杉田奉子,

  5号永排胜子,

  6号杉田佳子,

  8号岩谷文容。

  6管菌种经过培养试验后,发现其中5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8号毒力可能已经消失。这是证明日寇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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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部队(第三课)所在的前北平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大楼。图片来源: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书前插页

  在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 1855部队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设于该处。大楼地上三层,地下还有一层。是1855部队专门研究和生产鼠疫跳蚤及其他昆虫细菌武器的地方,该课实际也是在华北使用鼠疫跳蚤武器的细菌战部队。

  1855部队第三课也称“篠田队”,

  (1)有军医将校、军佐、卫生兵等共计70余名;

  (2)主要从事鼠疫跳蚤的培育和生产,培育跳蚤的石油罐有上万个;

  (3)也从事苍蝇的生产、疟疾的研究;

  (4)进行用飞机撒布鼠疫跳蚤的工作;

  (5)进行活人的人体实验。

  昆虫学家篠田统领导的1855部队第三课,以鼠疫跳蚤的生产为其主要业务,其鼠疫跳蚤的生产能力,在日军各大细菌部队中占据重要地位。关于这一点,在《井本日志》等陆军中央将校的工作日志中有所记载。

  《井本日志》1941年2月7日记载:北支西村报告,用现在的设施可制作5公斤跳蚤,希望在跳蚤生产方面得到援助。《井本日志》1941年12月22日记载:北支有2万石油罐,如果有人手和经费,能够制作10-20公斤跳蚤。1855部队在各大日军细菌部队中,其鼠疫跳蚤的生产能力是较为可观的。

  在北京协和医院,1855部队第一课(卫生检验课)设在该地。第一课原称第一分遣队,1941年12月1855部队占领协和后,遂迁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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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部队(第一课)设于原北京协和医院。图片来源: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书前插页

  第一课的史料很少,西野留美子《北京甲1855部队的验证》一文中有一点介绍:“第一课课长是小森源一军医少佐,下设办公、会计、卫生材料、细菌、结核、培养基、菌株、血清、疫苗、原虫、寄生虫、病理解剖、防疫给水、理化检验、卫生调查、兵营等业务部门。”

  郭成周、廖应昌在《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中写道:“第一课设有7个室(细菌、血清、病理、昆虫、结核、生理和化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了美国人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第一课就迁入该学院内。

  当时日籍人员约30余人,中国工人约20-30人。该课在里面进行过病毒试剂研究。大院里的协和医院被改作北平日军陆军医院东城分院。”

  从以上两资料的记述来看,第一课可能主要是1855部队的防疫给水和医疗部门。

  1855部队的隶属关系及性质等

  1855部队隶属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接听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命令。这一点与731部队直属关东军,听命于关东军司令部是相同。

  1855部队还有一层更高的隶属关系,即同时隶属于大本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领导,这是1855部队的最高(最终)领导,与731部队一样。

  《井本日志》记载:1941年2月5日,在参谋本部召开了“保号会议”,参加者有陆军省医事局的官员中留金藏、金原节三等,有石井部队的石井四郎、太田澄、碇常重等,有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增田知贞、小野寺义男等,有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西村英二、板仓等。他们讨论了1940年浙江细菌战后的“保号”问题。

  该记载及相关记载说明,1855部队与731部队和南京1644部队一样,同属于日本陆军中央领导,其细菌战研究经费从陆军中央的渠道获得,并且细菌战事务须向中央报告。

  因此,1855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建立的一大细菌战部队,它直属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负责在华北的日军防疫给水和在华北各地秘密实施细菌战等,它的最高领导权在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

  1855部队在华北的总人数,松本宽治说:“部队全体人员在1000名以上。” 1944年间在北京的1855部队本部人员是369人。

  据中央档案馆档案1950年3月7日《天坛防疫处工人关于日军占据时情况的座谈纪要》上说:“在协和工作的日人最多时有500人,平时有300人。”

  1855部队在华北的支部

  西野留美子依据《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记录,统计1855部队在1944年时在华北各地设有13个支部(这些支部或称“分部”、或称“办事处”),它们是:

  天津办事处;

  塘沽办事处;

  石门(石家庄)分部;

  太原分部;

  运城办事处;

  济南分部;

  青岛办事处;

  张家口分部;

  包头办事处;

  郑州分部;

  开封办事处;

  新乡办事处;

  郾城办事处。

  也就是说,由1855部队本部“统制指导”,在华北“广泛地区”实施防疫给水和开展细菌战活动。

  可能在不同时间,分部或办事处的数量和地点会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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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部队华北细菌战支部分布图。

  “分部”与“办事”的区别,有关资料反映,分部大于办事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上说:

  太原分部100人,

  郑州分部93人,

  运城办事处56人

  这说明分部规模大于办事处。

  另外,太原分部之下,可管辖运城办事处,郑州分部之下,可管辖开封办事处、新乡办事处、郾城办事处等,这说明分部级别高于办事处。

  1855部队济南支部

  1855部队在各地支部的资料不多。济南支部留下一些资料,可窥一斑。

  1954年济南市人民检察署曾对1855部队济南支部作过一次调查,当时写成《调查报告》,现藏中央档案馆。该报告中说:

  经查,济南防疫给水部对内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又名“日本陆军防疫处”,对外称“1875部队”。其任务是研究细菌。

  该部共有日人百名,中国人二三十名。北支那济南防疫给水部,内设六七个作业室,专门研究细菌,计有伤寒、霍乱、赤痢病菌,及副伤寒血清、百日咳血清。

  民国30年(1941),济南日本领事馆下令所有日人一律打防疫针,吃水统由防疫给水部检查后,由日本部队供给。后不久在济南市车站、王官庄、东昌等地发生霍乱大流行。

  他们培制的细菌都向外空运,大部运往东北。他们用人试验是在山东省立医院(陆军医院)。据公安局了解,防疫给水部内大部分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中国人很少,工作很秘密,不准外人知道,主要工作是试验细菌。

  曾在济南支部工作过的日俘竹内丰说:该部支部长为医学博士冈田军医大尉,1943年8月,冈田为培育用于细菌战的强感染力的伤寒菌,从济南宪兵分队要来11名八路军战俘作伤寒菌的活体试验和人体解剖。

  我参加了试验全过程,结果在一个月内,用11名八路军战俘试验培育出强力伤寒生菌,生产了细菌战用伤寒菌16桶半,送往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不久,我在北支那军医部的报纸上看到报道:“在陇海线以南地区,特别是京汉线沿线,发生了伤寒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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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部队济南防疫给水支部旧址外景。图片来源:谢忠厚:《中国华北的细菌战》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1989年7月21日,韩国《中央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的报道。该报道是对日本侵华期间曾在济南防疫给水部做过日文翻译的韩国人崔亨振先生的采访记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驻在中国山东省首府济南的日本北支那派遣军济南地区防疫给水部,是用人体实验疫苗的部队。它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病过程。该部队是同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完全一样。有1000多名中国俘虏和韩国流浪民被当成人体实验对象,悲惨地死于这支部队。

  这一情况是当时在这支部队担任中文翻译官的韩国人崔亨振在战后44年的今天第一次透露的。崔亨振说:军医给俘虏们注射了鼠疫菌。被注射过的俘虏有十几个人经过一场恶寒和高烧的痛苦后死去。

  这支部队的部队长是渡边一夫中佐,还有20多名军医分属在细菌研究组、培养组和人体实验组等。因为他们穿白大褂,所以这支部队被人们称为“白大褂部队”。

  崔亨振回忆说,实验对象不足时,军医们就到附近村庄随便抓来中国大人和小孩进行实验。他第一次看到的人体实验,是对10名俘虏注射天花病菌,然后临床观察反应。出现天花的人声嘶力竭地喊着“救救我”就悲惨地死去了。然后,尸体被烧成了灰。

  为了研究中国大陆地方病,军医还从狗粪中找出病菌,经过培养后,把它包在饭团内让俘虏们吃下去。

  军医们还对离部队8公里远的一个村子50多户300多名村民进行霍乱病菌的人体实验。他们先把染有霍乱菌的猪肉等狗食撒在村里,经过15天左右因霍乱死了20多人后,就宣布这个村子为传染病发生地区,然后便观察防疫和治疗过程。

  这支部队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400到500多名俘虏。崔亨振说,他在这个部队服役期间死亡的俘虏有1000人。

  1855部队在华北各地设有济南支部这样的细菌战分部至少有13个。可以想见,中国华北地区广大人民当年所受日军细菌战戕害何等惨痛。

  师团防疫给水班和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

  1855部队在华北各地的细菌战机构,除在重要城市设置支部外,还在华北方面军各师团内设置跟随师团作战的细菌部队:师团防疫给水(部)班。

  石井四郎在1946年接受美国细菌战情报调查官汤普森的调查讯问时说:“至1938年7月,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由该部队的首长直接指挥,在各战场展开工作,后随日军活动范围扩大,这种机动性部队也不断增加编制。”

  这些“师团防疫给水班”面目怎样?

  日本战俘林茂美是华北方面军第12军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的卫生曹长,从1942年12月至1945年8月一直在该师团防疫给水班任职。他在1954年10月7日口供作了如下陈述:

  防疫给水班有上尉班长一名,班副一名,下士官两名,卫生兵25名,共29名。防疫给水班内设事务室、药室、水质检查室、细菌室、培养器制造室。

  防疫给水班表面上是防疫和检查水质,实际上是培养和散布细菌来杀害中国抗日军及和平居民。我在细菌室担任化验和培养细菌的任务。

  我们培养的细菌主要是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结核菌等,有时还培养流行性脑膜炎菌。培养细菌时,是把原菌和细菌培养基装入孵卵器内,温度37℃。霍乱菌经过24小时即可培养成功。

  59师团防疫给水班由59师团军医部领导。师团长为了保守秘密,曾下命令,不让暴露给水班名称,对外叫2350冈田部队。

  59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我参加了这次散布。散布细菌后,仅我们所在地区我所知道的,就有25291名和平居民死亡。

  由上述供词可知,防疫给水班是日军师团直属的细菌战部队,它表面做部队防疫给水,而实际则秘密实施细菌战,屠杀中国军民。其细菌作战能力很强,59师团防疫给水班一次散布霍乱,就造成2.5万余人的死亡。

  1855部队有时还编成临时性野战防疫给水部,完成作战任务后就撤销。

  1855部队在华北的细菌战活动

  01 细菌人体试验

  1855部队也像731部队一样,用中国人做细菌试验。但没有“特殊输送”制度提供受试者,而是从俘虏营中挑选受试者,这些俘虏即华北战场被俘的中国军人。

  1855部队的人体细菌试验在静生生物所的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内进行。第三课从收容所将俘虏带出时,由翻译谎称要带他们去医院。而实际是带到第三课,对他们进行试验。

  俘虏都是些体格健壮的人。但受资料限制,很难估计该部从建立到战败共使用活体试验多少人。按照崔亨振的揭露,济南支部两年人体试验杀害1000人,那么1855部队在华北有13个支部,其细菌试验杀害的中国人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有学者估计在“5000人以上”,这一估计应不算“夸张”。

  02 档案纪录的各地细菌战

  在现存历史档案中,至少可以查到数十条关于日军在华北实施细菌战的记录。例如:

  1938年:《新华日报》1938年3月29日发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抗议日寇准备对山西和陕北实施细菌战的通电》:据“津讯”,日军拟以数十、上百架飞机,向山西和陕北投细菌弹,撒布烈性伤寒病菌。呼吁全国和世界人民谴责和制止。

  日俘《种村文三口供》:1938年7-8月(阴历),日军在河南商丘散布细菌,该地区发生严重的霍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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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6 《新华日报》1938年9月22日报道 图片来源:谢忠厚:《中国华北的细菌战》,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我军1939年8月16日一份《沦陷区惨状记》的报告。其中记录:“我军收复濮阳后,发现敌在城内向井中投各种病菌,并由井内淘得小瓷瓶甚多,经查明为伤寒菌。”

  1940年:据中央档案馆藏历史调查材料:1940年,日军由河北新城县大清河畔一个据点撤离时,散布霍乱菌,使撤离后大清河两岸村庄霍乱流行。日军还经常派特务在冀中各村庄将毒菌投入水井里。

  1941年:国民政府军委办1941年2月7日快邮代电:2月,敌在包头收买老鼠,每只价1元,预定收买10万只,用作繁殖鼠疫,向我阵地撒放

  1942年:《解放日报》1942年2月28日报道:1-2月,日军在冀中“扫荡”后撤退时,在定县油味村及周围村庄,散布大批带鼠疫菌的病鼠。

  国民政府卫生署1942年6月13日快邮代电:从去年12月日军细菌队40人在河西磴口等地散布鼠疫以来,本年1月26日至3月12日,鼠疫蔓延至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东胜等县22处套内死亡287人,伊盟死亡100人以上。

  1942年春,被冀中八路军捕获的日本在华特务机关长大本清招供:“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地,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中经常配属有携带大量鼠疫、伤寒、霍乱等菌种的专门人员,只要有命令就可以施放。

  当时冀中形势犬牙交错,不能大量使用,只等把八路军压缩到山地或日本军撤退时,才大规模地采用细菌战术。”

  1943年:河北省军区卫生部1950年整理《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材料》:1943年3-4月,日军数次到定县南部油味村扫荡,离去后施放病鼠在街上和胡同里,当时统计有70多人染病死亡。

  日军向灵寿进攻,撤退后,上、下石门村到处都有老鼠、跳蚤。上、下石门村共200多户,当时最厉害时每天病死40-60人,万司言村每天病死10-20人。

  《抗战日报》1943年11月2日报道:日军“扫荡”晋绥边区八分区,在兰屯川一带散播大量伤寒病菌,后伤寒病菌蔓延各村,仅营上一不满百户的村子,近一个月就死亡50多人。

  中央档案馆藏众多日俘供词:1943年8-10月,驻山东日军第59师团在鲁西进行大规模霍乱细菌战,作战代号为“方面军第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59师团掘开卫河河堤,让霍乱菌随泛滥的河水传播到鲁西、冀南广大区域,导致数万人民死于霍乱。

  1944年:据中央档案馆藏历史调查资料:1944年4月,日军在山西长治县投放伤寒于井中,导致长治县交城村、北石槽村、寨子村、针漳村、宋家庄、马坊头村、北营村等地流行伤寒,至6月,共死亡147人。

  据中央档案馆藏日俘117师团长铃木启久口供:1944年11月,我命令87旅团,进攻河南林县八路军根据地,在作战结束撤退的时候,防疫给水班根据我的命令在三四个村庄散布了霍乱菌,后来我收到师团军医部报告:“林县有100名以上的居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很多。”

  1945年:《解放日报》1945年4月2日报道:“伪大同省1月13日,勒令所属各村限期交纳定量蚤虱、老鼠。朔、代等县,要求每闾交老鼠5个至10个;平鲁南丈于每村要求交老鼠2000个,蚤虱2两。据闻敌寇准备大量制造鼠疫,毒害我解放区军民。”

  从纪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1938年到1945年,日军在华北不间断地对中国军民实施了大量的细菌战,攻击范围遍及华北各省区:北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绥远、宁夏等广大区域。

  (2)细菌战攻击的手段:偶有飞机投放;大量地则是“谋略攻击”,即人工秘密散布,或由特务、汉奸,或由日军细菌部队人员,或由防疫给水班;经常在“扫荡”之后,于撤退时在我抗日根据地大量散布细菌。

  (3)使用的细菌最主要有三种:霍乱、伤寒、鼠疫。霍乱和伤寒长年不间断地使用,鼠疫则在1941年末至1942年开始大量使用。

  (4)1942年是日军在华北实施细菌战次数最密集的一年,这与这一年石井四郎在中国的细菌战活动最为疯狂有关。

  (5)1943年是日军在华北细菌战进攻手段规模化的一年:1855部队在北平城内进行相当规模的霍乱投放,然后1855部队派“防疫给水”人员加以严密控制,死亡人数在1872人。另外,山东日军第59师团实施“鲁西十八秋霍乱细菌战”,造成中国人民数万人死亡,这样大规模的杀伤前所未有。

  (6)1944-1945年,随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断失利,影响到华北日军兵力紧缩,其细菌战动作也渐次衰减。

  1942年绥西鼠疫细菌战

  日军在华北实施的细菌战中,1942年对绥西的鼠疫细菌战是其中重要的一次。

  1942年日军对绥西进行细菌战,主因应是:1940年日军进攻绥西河套地区受到傅作义沉重打击,无力进一步西进,于是以“细菌谋略攻击”对付中国西北抗日军民。

  绥西细菌战之前,国民政府情报部门已侦知日军的阴谋动向。1941年2月7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军政部军医署快邮代电云:“军政部军医署公鉴:密,据报敌近在包头收买老鼠,每只出价一元,预定收买10万只,闻系用作繁殖毒菌或鼠疫菌,预备用飞机向我阵地散放,以收兵不血刃之效希查照为荷。”

  1942年1月,有日机侵入绥西,旬日之后河西、五原等地遂发生鼠疫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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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7 1942年绥远省政府防治绥西鼠疫历史档案,内蒙古档案馆藏:428-1-7

  图片来源:转引自冉炜君《魔鬼的战车-内蒙古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上述历史档案告诉我们:当时防疫部门“经多方缜密探讨”,认为此前不久有日军飞机侵犯绥西柴磴口,此后即导致了河西、五原等地鼠疫流行,日机的“侵犯”,是绥西鼠疫发生的根源。

  这也与上年的情报“(敌)预备用飞机向我阵地散放(鼠疫)”相吻合。还指防疫部门还指出当时有日军“细菌队四十人”和“汉奸”等在地面“散播鼠疫杆菌”。

  这次绥西鼠疫的流行,从1942年1月26日到3月下旬,共计流行两个月,流行区域主要在绥西河套地区之五原、临河、陕坝、磴口、包头、安北、东胜、伊盟、准格尔旗等地至少61处乡、村、镇,并涉及宁夏、陕西和山西个别地方。

  经过国民政府“绥宁防疫处”的严厉防疫措施的控制和扑灭,但还是造成军民400余人的死亡。

  1943年鲁西霍乱细菌战

  1943年秋,日军在我国山东西部抗日根据地实施了一次大规模霍乱细菌战,造成当地数万人民死亡。这次细菌战是由日军华北方面军驻山东地区的第12军及其辖下的第59师团为主要作战部队所实施的。

  关于实施这次细菌战的“作战目的”,第59师团司令部高级副官广濑三郎说:“作战计划是由参谋起草的,我参加了研究。这次作战是在山东鲁西地区,目的是试验(霍乱)细菌武器的效力,同时也是为了试验日军在霍乱传播地区进行作战时的防疫力与耐久力。”

  这次细菌战具体实施者之一、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卫生曹长林茂美说:“作战目的:

  (1)大量屠杀中国人民;

  (2)派军队进行在霍乱撒布地区行动可能性的抵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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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军及第59师团位置图。本图来源:据《中国抗日战争地图集》之《中国“派遣军”分布图》绘制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当然,本次细菌战还有一个公开的作战目的:“扫荡八路军及掠夺粮食。”对这次作战之目的可以这样表述:

  (1)先在鲁西地区散布霍乱,试验霍乱的杀伤效力;

  (2)然后第59师团等日军进入霍乱散布区作战,“扫荡”八路军、掠夺粮食,并了解霍乱的流行和伺机进一步扩大霍乱流行;

  (3)采取种种防疫措施,使自己的军队在霍乱散布区正常作战而不染疫,即所谓“抵制试验”,从而探索日军今后在战争中具有边使用细菌而边进行常规军事作战的能力。

  这次细菌战作战代号为:“(华北)方面军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即该作战是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组织,由第12军主持进行的一次细菌战。“十八秋”指昭和十八年(1943)秋天。

  据林茂美供词,他认为本次细菌战的策划者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时任华北方面军第1军(驻山西)的军医部长石井四郎、北京1855部队长西村英二、第12军司令官喜多诚一、第12军军医部长川岛清(原731部队第4部部长)、第59师团长细川忠康及北支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长等。

  本次细菌作战之前日军进行了许多准备。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这次细菌战的第一阶段。此阶段主要作战目的是:在鲁西卫河流域两岸中国抗日边区散布霍乱,试验霍乱杀伤效力。

  据59师团日俘供述,8月27-29日,该师团53旅团第44大队奉命在临清至馆陶的卫河西(北)岸选择了3处地段决堤。当时正值卫河汛期,这条地上河已河水平堤(见图6-10)。决堤后将霍乱菌混入洪水,让洪水把霍乱带向四面八方,以杀害我边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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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细菌战霍乱流行地点分布图。

  对于这次洪水传播霍乱的效果,日俘59师团特训队医务伍长片桐济三郎在其《笔供》中说:“日军12军鲁西作战中,在鲁西地区散布霍乱菌,为扩大散布效果,将临清附近的卫河堤扒开3处,杀害了两万多中国人。”

  日俘59师团参与决堤的53旅团44大队小队长小岛隆男在其供词中说:“由于水灾、饥饿、霍乱蔓延,死亡居民约3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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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河的断面图。资料来源[日]熊泽京次郎:《天皇的军队》第十章《十八秋鲁西作战-霍乱之战》 东京:现代评论社1994年版,第200页。

  日俘59师团防疫给水班卫生曹长林茂美在供词中说:“59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我参加了这次散布散布细菌后,仅我们所在地区我所知道的,就有25291名和平居民死亡。”

  日俘59师团第53旅团情报主任难波博在其供词中说:“1943年8月末,山东省卫河涨水时我向44大队下达了掘堤命令。

  由于水灾被淹死、因决堤而流行霍乱病致死,以及被水围困饿死的居民约有22500名又将临清大桥附近卫河堤决溃,其中由于水灾而死亡居民约有3万人。

  这个数字是事后由44大队去调查的,我也乘飞机去视察过。”

  日军除通过决堤的卫河河水向卫河西北岸扩散霍乱外,还通过飞机投掷和谋略投放等手段向卫河东南岸各地撒布霍乱。

  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进入第二阶段,即59师团等日军常规部队进入霍乱疫区作战。作战目的有三:

  (1)调查了解所散布的霍乱杀伤效果,并驱赶疫区人民逃往他乡以扩大霍乱传播;

  (2)试验日军在疫区作战中的抗感染能力;

  (3)“扫荡”八路军和掠夺粮食等物资。

  对这一阶段作战情况有不少日俘在供词中多有反映。如小岛隆男在口供中说:“我以小队长身份,率部下25名,参加大队在临清、馆陶、堂邑等地区进行的‘霍乱作战’,以锻炼日军士兵在霍乱流行地区进行作战的能力。攻击村庄时,迫使患霍乱病的人四处奔逃,以引起霍乱传播蔓延。”

  相川松司笔供:“1943年9月,在山东省东昌、临清地区,59师团进行‘霍乱作战’这次作战是锻炼日军在放毒地带作战的能力,结果是大批杀害了和平居民。”

  林茂美《证词》:“10月上旬开始对莘县、范县、濮县、观城、大名一带的八路军发起攻击和掠夺粮食的作战。结果,掠夺粮草2000吨以上,集结在山东省济南货场内。”

  10月下旬,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结束。

  这次细菌战总计造成多少中国人民死亡?日俘第59师团第53旅团第44大队步兵炮中队见习士官、小队长矢崎贤三在其笔供中说:“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间,有20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和无辜农民被霍乱病菌所杀害。我直接指挥部下实行了这一杀人阴谋。”

  本次细菌战在《井本日志》等日本陆军中央将校的工作日志中虽然没有出现,但这次作战代号是“(华北)方面军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这样规模的作战计划应该会事先呈报大本营陆军中央。因此日本大本营应该知道和批准此次细菌作战。

  据从各日俘供词中统计,参与这次霍乱作战的日军细菌部队、军医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有:第12军军医部、第12军防疫给水部、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第59师团军医部、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保定陆军医院一部、第59师团野战医院和后来设立的59师团“防疫给水本部”;

  济南同仁会防疫所这一披着医疗慈善外衣的日人机构,据林茂美供述,它竟然是经常向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提供细菌原菌的机构。

  日军这次作战的“抵制试验”,并未获得很佳的效果,许多士兵在作战过程中被感染霍乱。9月中、下旬,仅59师团53旅团的独立步兵44大队就有200多名士兵患霍乱病。后来59师团成立师团“防疫本部”,采取种种措施,才使状况有所转变。

  鲁西霍乱细菌战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亡?

  《日军侵华细菌战》(2014年出版)作者陈致远经过分析认为,日军整个鲁西霍乱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数万人(约3万-5万)的估计可能比较符合实际,这一数字远低于日俘第59师团第53旅团第44大队步兵炮中队见习士官、小队长矢崎贤三在其笔供中提到的20万人(暂无更多佐证)。

  由于日本军队和政府极力掩盖并销毁细菌战罪证,日军在华细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不会有一个确数。

  1855部队的消失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军事力量未能及时有效地控制北京地区,这使得1855部队有充足的时间“从容”地使自己“消失”。

  1945年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10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在太和殿献军刀投降,之后国民政府才开始接管北京,此时距日本宣布投降已将近两个月时间。

  国民政府对北京1855部队驻地的接收,据曾参与接收工作的夏绰琨说,他们是“10月中旬奉命接收”1855部队所占据的建筑物的:“一进大门,便见庭院中间有一大坑,面积可有一亩。

  坑内尚有焚烧灰烬、破碎玻璃,及破煤油桶等物待进楼中查视,则楼房上层各屋空空如也,有日兵数名,正用喷雾器喷刷墙壁招见日兵负责人,问以篠田何往,答不知走向此后交涉(接收)重点,都注意在追索(财物)损失上头了。”

  可见当年南京国民政府完全不知1855部队性质,同时1855部队早已销毁了各种细菌战证据。据卫生部历史档案1950年《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中说:“日军投降后,该部队把中国工人都赶了出去,秘密烧毁各项文件、器具、拆毁各项设备。不但毁掉很多文件器材,并曾用坦克车大量地轧毁很多铝质(细菌)培养箱。”

  1855部队老兵松井宽治较为详细地陈述过当时情况:

  (1945年)8月9日,苏联参战后,(第三课)细菌研究所人员都拿起枪,出动到张家口方面去不久,到8月15日,战事便结束了。在那天正午无线电广播20分钟后,队长篠田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

  战争结束后第七天,我们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供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陆军医院去

  同年12月,队长篠田统、军医大尉高风满和军佐技师尾崎繁雄三人脱离军籍,穿起了西装,蓄起头发,扮成日侨,搭登陆艇回到日本1855部队的名称也从方面军所属部队中删除,重要头目则悄悄溜回了日本,1855部队就这样消失了。

  日本投降后,细菌战头子石井四郎以利益与美军交易,他向美军要求,把“731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犯罪。美军竟同意了,并通知苏联军队:“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队’成员不能作为战犯处理。”从此他一直被美国包庇下来。(相关链接:《起底恶魔石井四郎:美军与731部队交易关键人物》)

  在1951朝鲜战场中,再度出现了石井四郎的细菌战影子,这次细菌战再次给中朝部队带来了麻烦与损伤(相关链接:美国起用日本细菌战犯及资料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

  1959年10月,石井四郎患喉癌死于东京。

  同为医者,日本石井四郎等一干战争头目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而中国伍连德等一代防疫专家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不顾牺牲。

  医者仁心,化身白衣天使,方能救死扶伤,防灾抗疫。

  若怀魔意,必是麻衣魑魅,纵令山河变色,生灵涂炭。

  参考文献:

  《日军侵华细菌战》 陈致远 著 2014年出版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2nd Edition》 Sheldon H. Harris (Author)

  延伸阅读:

  1、起底恶魔石井四郎:美军与731部队交易关键人物

  2、美国起用日本细菌战犯及资料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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