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731”——日军(甲)1855细菌部队揭秘
来源：行者葛通的博客   2018-10-29 09:01:04

　　日本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中国以及南洋地区，相继秘密地建立了5支细菌战部队，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的战争罪行。华北的日军细菌部队称日本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又称北支(甲)第1855部队，是侵华日军于“七七”事变后在第731细菌战部队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由于它在华北各地进行细菌战的活动极其诡秘，多年来它的本来面目少有人知。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和战后相当长时期里，在华北广阔的大地上，伤寒、霍乱、鼠疫、疟疾曾一再肆虐传播，千百万同胞遭受着那恶疫的苦痛，然而善良的老百姓还以为是老天爷发了“温疫难”!长期以来并不了解这其中的“秘密”。战后经过历史学者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终于揭开了这支神秘之旅的本来面目。

　　一、世界上惟一使用两种毁灭性武器的国家

　　当今世界三个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中，细菌(生物)武器列首位，核武器居次，毒气(化学)武器居第三。由于细菌 (生物)具有在适宜条件下繁殖和传染的能力，使用细菌(生物)武器有可能使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洲的居民被传染受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战国中，日本是惟一一个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细菌和毒气这两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

　　细菌武器和毒气武器是自1925年日内瓦公约以来一切国际公法所禁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本为什么公然违抗国际公法呢?因为日本侵略者知道，细菌武器和毒气武器是侵略者最理想的秘密武器。特别是细菌(生物)武器，它的杀伤力尤其巨大。日本细菌战头子石井四郎曾说过： “细菌武器的第一个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染给人，从农村传播到城市，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为广，死亡率非常高。第二个特点是使用少量经费即可制成，这对钢铁较少的日本来说尤为适合。”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就开始研究细菌战。1925年，日本拒绝在日内瓦《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上签字。1927年，日本陆军省军医课长隆二迅即推荐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研制“秘密杀人武器”。1928年4月，石井四郎被派往欧美等地考察细菌战问题，1930年春回国后在他的建议下于当年在京都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当时研究了细菌战的战地供水和大量生产细菌的问题，并研究成功了用于自身防疫的石井式滤水净化器和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石井式铝制的细菌培养箱，具有了使用细菌作战的能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陆军部于1933年批准石井四郎的请求，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地区建立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和靶场及监狱等。1936年，日本天皇下达敕令同意将上述细菌战基地迁往哈尔滨市郊平房镇并予扩建，同时在长春兴建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所，并给予充裕的经费、人才等优越条件。前者即人所共知的第731部队，后者对外称满洲第1 00部队。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日军使用细菌战已经过6年充分准备，具备 了进行大规模细菌作战的要求。石井四郎曾骄傲地宣称：“细菌武器是关东军 手中异常厉害的武器，其效能已在实验室内及用活人实验的方法检查过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入我国。为了进行细菌战，1938年7月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充设立了机动性部队。1939年前后，建立了华北、华中、华南三个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这三大细菌战基地，均直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秘密部队，并在师团、旅团中配置了“防疫给水班”和“兽医防疫班”即野战细菌部队。

　　日军细菌战部队为了研究和生产大量细菌武器，以人体试验和活杀解剖，残害了数以万计的抗日志士和平民。日军战俘济南细菌战部队军医竹内丰在笔供中说：“日本虽连战连胜，随着战线的扩大，兵力愈感不足，用细菌战即可以寡胜众，以少胜多，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石井四郎说：“是细菌战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这就是说，如果不进行细菌战，日本早已无力支撑而战败了。

　　二、神秘的华北(甲)1855细菌战部队

　　“七七”事变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国，于是着手扩充细菌部队的规模。日军占领北平后，迅速占据(北京)市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在原有生物制品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隶属于刚刚成立的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辖之下，并由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它的部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地。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改名为“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其实，所谓“防疫”、“给水”，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实际工作却是研制细菌武器，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它以人体试验和活杀解剖来实验细菌的效力，投放和散布细菌，杀害了大量中国抗日军民及老人、妇女和儿童，是典型的“白衣魔鬼部队”，是“华北的死亡工厂”。

　　1855细菌部队本部下设三个分遣队，后来改为课，定员1500人。并于1941年12月9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第一分遣队(第一课)强占了北平协和医院，由第二分遣队(第三课)强占了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它的本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当时，日军建筑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如今，地下冷库和日军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所辖各师团、旅团也均配属了防疫给水——细菌战班。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充设立了机动性部队。

　　华北(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组织相当完备，包括本部及其管辖的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支部)，以及配属师团、旅团的防疫给水——细菌战班。满足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切条件。

　　1.北京城内的细菌工厂——1855细菌战部队本部

　　1855细菌战部队的本部，是日军1855细菌战部队的首脑机关，又是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施的指导机关，本部机关设在原北平天坛公园西南角的神乐署内。1855部队的本部，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负责日军的防疫给水，一方面要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同时要统辖和领导华北各细菌战支部及办事处的细菌战业务。

　　本部也叫总务部，部长告见享中佐，内设庶务、经理、材料、计划四科，制定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菌制造等业务计划。

　　本部以下，设有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此外有给水科及凿开班。

　　第一课，卫生检验课，实际上是研究细菌(生物)战剂的专门机构。设有细菌检查及培养、血清学检验、防疫给水、理化检验、昆虫、结核病、病理解剖等7个室，有日本工作人员30余名，还有中国工人二三十名。1945年日寇投降后接管‘北支甲1855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发现6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6管菌种经过培养试验以后，发现其中5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8号的毒力可能已经消失。这是证明日寇曾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第二课，细菌生产课，设有第一细菌生产、第二细菌生产、血清、检索、培养基等6个室。该课设在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前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该所战前是我国最大的一所血清、疫苗研制机构，日军占领后，即利用原有的疫苗生产设备，加以扩建，成为大规模生产细菌(生物)战剂的专门机构。日军承认：“给水部内设有大规模培养细菌设备，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能培养好多顿的细菌。”并骄横地宣称“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下设生产室、研究室、特别研究室、事务室及疹疗、资料、经理等科。初建时设在天坛前中央防疫生物制品所，1941年12月强占北平静生〖BFQ〗生物与社会调查所，扩建为细菌武器研究所。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建于1928年，位于国立图书馆的西邻，除地下室外，共有3层，有房60多间，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学府。日军占领后，此处变成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主要生产鼠疫跳蚤细菌武器。日寇投降后接管该所人员夏绰琨等，曾在该所地下室内发现筱田部队第三课所留下的一张工作室说明图，证明该所为大量培养蚤种场所，图上注明，平时只二层楼西半部养蚤种，作战时二、三层楼可全部养蚤。作战时最大生产能量是2.47万瓦(24万公斤)。而平时养蚤最适合的数量是1600瓦(1.6公斤)。此外，同一地方还发现了“蚤幼虫期的饲料和成虫发生量的关系”的图表，以及该部队在各地所搜集的跳蚤、老鼠、苍蝇的像片。起初这里由十几个士兵和军属负责生产，1944年后人员达到50名左右，逐渐进入正式大量生产的体制。

　　2.各地的魔鬼部队——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分部

　　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不仅在北平城内扩建其本部，同时在天津、张家口、太原、济南、开封、包头、徐州等16个城市建立了办事处、分部及分遣队，并逐渐具备了在华北各地随时实施细菌作战的能力。

　　太原分部(支部)和济南分部(支部)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

　　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建立于1938年5月间，地址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号，称为“太原防疫给水部”。日本投降时，潞安日陆军医院与太原细菌战分部合并。其内部设有防疫给水细菌战教育室、细菌检查室、细菌培养室、解剖室、特殊实验室、消毒所等部门。除主要负责人，另有下士官16名左右，兵40余名，军属10余名。石井四郎曾于1942年8月至1944年初担任华北日军驻山西省第一军军医部长，直接指挥太原分部的细菌战活动。太原防疫给水部往运城派出一个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在日军驻运城兵团作战时共同前进。战俘汤浅谦曾直接参加1945年5月日军在河南省北部岔道口、官道口的作战，运城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前进到陕县南方北曲村。太原防疫给水部也于1944年河南作战时，和第一军司令部到河南渑池、会岭镇、陕县等地。

　　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支部)也建立于1938年5月，地址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对外称“日本陆军防疫处”，又名“第1875部队”。该部有日本人100余名，中国人二三十名。其组织系统，包括庶务班、卫生材料班、计划班、卫生研究班、给水凿井班、防疫班、生菌制造班、经理班等。据济南人民检查署的调查报告，济南防疫给水部工作很机密，不准外人知道。主要的工作是试验细菌。白天工作很少，夜间工作忙，每天晚上使小卧车往里拉人，都是从新华院日本特务机关要来的。这里的各种生产实验设备完备，他们生产的细菌，都向外空运，大部分运往东北。

　　3.配属师团、旅团的防疫给水——细菌战班

　　日军在野战师团、旅团配属的防疫给水——细菌战班，人数不等，少则10余人，多时达三四十人。驻山东第59师团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师团防疫给水班是于1942年4月8日第59师团编成的同时，作为军事秘密而密令编成的。从1943年l月起扩张了防疫给水班的业务。1943年9月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防疫给水班实行霍乱细菌战。1945年4月13日，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再次密令防疫给水班准备细菌战。班内设有：制备培养器室、培养细菌室、检索细菌室、小鼠室、检查水质室、整备培养器材料室等部门。实际有班长l人，附军医军官1人，下士官2人，卫生兵25名到30名。其细菌战剂生产能力，在泰安(1942年12月1日至1944年4月)期间，小鼠室有老鼠15只，培养细菌室一回可能培养30O件细菌;在济南市太马二路(1944年4月至1945年7月)期间，培养细菌室孵卵器增为2个，每天可以培养500件细菌，最大一天可以培养800件细菌。曾始终在第59师团防疫给水——细菌战班担任检查助手、书记等职的战俘林茂美于1954年7月8日证言：所谓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的师团内给水职责完全没有实行过，仅为掩人耳目，实际是准备细菌战的特殊机关。当时师团长曾下过命令，不让暴露防疫给水班名称，公开对外地叫“2350部队”冈田大队。

　　三、活体剖杀与细菌战罪行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军医部长统一指挥下，华北(甲)1855细菌战部队与日陆军病院直接地配合行动，同时又在日军大本营统帅及石井四郎指导之下，与第731、第1644、第8604等细菌战部队密切联系，因而成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个战略支点和重要基地。

　　华北的广大乡村是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占据的城市、交通线及其据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有别于东北和南方地区，其方法十分原始而又极其隐蔽，散布细菌与扫荡作战相结合，往往疫病传染猖獗而群众还以为是天灾，这也是该部队长期不为人知的原因之一，因此所造成的疫情损失之巨大是难以想象的。

　　1.大量用活人做实验和进行活体解剖。同关东军731部队一样，为了研制生产细菌，第1855细菌战部队本部也大量进行残酷的活体实验，他们将用于实验的活人称为“猿”。日军认为，为了达到细菌武器的切实效果，用活人标本做细菌实验是一个必须的过程。于是，大量的抗日战俘和无辜平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日军残酷的活体解剖和细菌实验的牺牲品。其办法，是把鼠疫苗、霍乱菌、伤寒菌等恶性传染病菌，直接注射到活人身上，或用带这些病菌的跳蚤、虱子、蚊子等传染给人，或掺入食物中让人吃下，然后，进行活体解剖，实验细菌作战的杀伤效能和办法。据日俘平川喜一的证词：当时丰台(步兵训练队)有俘虏收容所。1944年夏天，从那里用汽车将俘虏带到北京，连续带来了3次共17人，直接带到第三课(静生所)。押运的有翻译广田(军属)和他(特别警戒)两人。带到第三课后，给俘虏注射细菌。解剖设在第二课进行。同年夏天，上述连续3次活人实验后，又有两个中国人手脚被绑着，嘴里被塞着东西，装在麻袋里，用卡车运到实验场所，进行人体实验，经过一个星期便死了。

　　不只日军第1855部队北京本部，在华北各地的细菌战部队支部、办事处、分遣队，及各地日陆军医院内，都秘密进行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人体试验。日军北支(甲)1855部队济南支部经常地和大规模地进行活人试验和活体解剖。日俘竹内丰原在济南日陆军医院内科病室，1943年8月临时调入1855部队济南支部，参与了最机密的细菌武器研制的过程。他在1954年11月的笔供中，写出了该支部内进行人体实验的实情。其野蛮、残忍之极，今天仍令人毛骨悚然!他用了11名八路军俘虏进行了伤寒菌的培养，制造了16桶半细菌战用的伤寒活菌，于1943年8月上旬末、中旬末、下旬末共连续3次由冈田支部长和木村主任交给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军官用汽车运走。他讲述了一次又一次地做人体实验的可怕的场景，并说：“我就是这样一个魔鬼。”

　　据韩国人崔享振于1989年7月21日在韩国《中央日报》上载文揭露，济南防疫给水部队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病过程。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400到500多名俘虏。他在这个部队服役(当中文翻译)期间，有1000多名中国俘虏和韩国流浪民被当成人体实验对象，悲惨地死在这支部队。他回忆说：第一次看到的人体试验，是对10名俘虏注射天花病菌，然后临床观察反映。全身出现大花的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救救我”悲惨地死去。研制肠伤寒疫苗时，强迫俘虏吃下含有病菌的饭团子。培养斑疹伤寒病菌时，先收集俘虏身上的虱子，再把虱子带的病菌注射到俘虏身上。因此，俘虏们一到这个地方就注定要被病魔缠身直到死亡。为了研究中国大陆地方病，军医还从狗粪中找出病菌，经过培养后，把它包在饭团内让俘虏们吃下去。崔享振写道：“军医给俘虏们注射了鼠疫菌。被注射过鼠疫菌的俘虏，一场恶寒和高烧的痛苦后死去。实验对象不足时，军医们就到附近村庄随便抓来中国大人和小孩进行实验。”“军医们还对离部队8公里远的一个村子50多户200多名村民进行了霍乱病菌的人体实验。”据崔享振的资料来估算，仅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在其存在的7年内，即为研制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杀死了约两三千名俘虏，这还不包括在附近农村进行细菌实验杀死的和平居民在内。

　　1944年1月，中村三郎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训三天即参与解剖抗日战俘8人。军医汤浅谦曾多次参与人体解剖和细菌实验。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他在山西省潞安日陆军医院期间，训练研究细菌战的卫生兵400余人，从传染病患者身上采取新菌(主要肠伤寒、A型副伤寒、B型副伤寒)，进行培养保存，一方面送太原给水部作细菌战研究，另一方面供给潞安36师团野战防疫给水部制造最强毒力菌，参与和亲手演习外科手术即活体解剖抗日战俘和居民19人。汤浅谦供认：“非常多的军医、护士和卫生兵都参加过活体解剖手术，也许是几万人。当时只觉得在杀一条狗，那种事几乎是家常便饭。仅华北方面日军就有40至50万人，下面约有20所陆军医院。”

　　根据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机密命令，各师团为进行军医教学，一年做两次手术演习。而用于细菌实验可随时向部队或宪兵要求送来活体以供使用，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大量无辜平民“神秘”失踪。一位母亲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活活解剖的实情后，悲痛欲绝，几乎哭瞎了眼睛。她得知实施解剖的军医汤浅谦被抓后要求对他进行严惩，她悲愤地写到：“汤浅，你杀死了我的儿子!我是他的母亲。那天的前一日，儿子被抓到潞安的宪兵队。我追到了宪兵队，一直在门口守着。第二天，门突然开了，儿子被捆着拖上卡车，不知要被运到什么地方。我跟在车后拼命地追，当然追不上，很快就看不到踪影了。我四处找儿子。他去了那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第二天有个熟人来告诉我。他说‘大娘，你的儿子被带到陆军医院给活活解剖了。’我悲痛欲绝，几乎哭瞎了眼睛。一直耕种的田不能再耕种了。我吃不下饭。汤浅呀，听说你被抓住了，我向政府要求一定给你严厉惩罚”。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善良的母亲被日军的手术刀夺去了亲生骨肉的鲜活生命实在难以计数。

　　2.在战场上大规模地使用细菌武器。大量事实和文献证明，日军在华北曾大量使用过细菌武器，作为进攻的重要手段，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里仅举几例就足以证明其罪恶昭著：

　　①《新华日报》1938年9月22日记载，日军在华北各铁路、公路沿线各重要村镇饮水井内大量散放霍乱、伤寒等病菌，致疫病流行，势颇猖獗，8月份1个月，民众死亡已达四五万。

　　②〖JP3〗据佟愚恒的控诉，1940年日寇占据大清河畔一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后自行撤离，致该村及大清河两岸村庄以至冀中十分区根据地流行霍乱。日寇还经常派特务在冀中各村庄利用水罐汲水将毒菌放到井里。

　　③《晋察冀日报》1941年4月6日记载，日寇进扰冀西赞皇到竹里村一带时，曾放霍乱病菌于村郊，自年至今该村患病者达60余人，每日死亡均二三人以上，附近村庄之传染亦极严重。

　　④国民政府卫生署1942年6月13日(三一防字第9846号)快邮代电，称：去年12月底日寇在河西澄口等地派细菌队40人散播鼠疫菌。本年1月26日至3月12日，鼠疫蔓延区有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东胜等县22处，鼠疫发现区有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伊盟、惠德成南岸、准格尔旗等61处。套内死亡287人，伊盟死亡已达100人以上。

　　⑤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于1943年上半年抛出一份《霍乱预防实施计划，在“预防”的外衣掩护下，于夏天在北京城内散布霍乱菌，伪北平《新民报》报道，截止到10月底，全北平市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路倒死亡92人。长田友吉1954年10月30日供认：1943年8月上旬，根据西村防疫给水部本村军医大佐的命令，200名华北卫生部下士官候补者教育队队员，及50名西村防疫给水部、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病理试验室细菌室的军医、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共250人，于北京市内对市民进行检查霍乱菌，强制检查了尸体750具，把重患者封锁在家里禁止出入，屠杀了中国人民300名。

　　⑥日俘林茂美笔供：1943年9月到10月，日第12军鲁西地区霍乱作战，参战部队有第59师团之第53旅团、第54旅团、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师团防疫给水班，共3500余人。还有第12军直辖汽车联队、野战重炮联队;蒙疆坦克部队、航空部队的一部分、保定陆军医院的一部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在鲁西霍乱作战中，据矢崎贤三1954年笔供：独立步兵44大队将连日降雨因而泛滥的卫河西北岸的堤防决溃，并将霍乱菌撒在卫河里边，利用泛滥的洪水扩展蔓延。第3中队将南馆陶北方约距5公里远的堤防决溃。第2中队决溃了临清县尖冢镇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同时，第5中队和机枪中队又用铁锹将临清大桥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破坏，掘成宽50公分、高50公分、长5米的决口。决堤后，由于泛滥洪水的冲撞，又将150米长的一段堤防决溃。因此，滔滔的洪水就奔向解放区流进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在南馆陶附近150平方公里，从临清县尖冢镇附近到河北省威县、清河县一带225余平方公里，从临清县临清到武城县、故城县、德县、景县一带500余平方公里，总计875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霍乱菌传播到鲁西地区一带，从1943年8月下旬到10月下旬之间，杀害了227500名中国和平农民。据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调查材料：不完全统计，冀南全区受灾30多县，灾民40余万人。自9月发现霍乱流行，10月上旬开始自北向南、自东向西在全区蔓延。巨鹿县霍乱病死者达3000人;曲周县东王堡村150户病死600人;馆陶县榆林、来村、法寺等村10天内病死370余人;威县南胡帐村170户病死210人;邱县梁儿庄300户死去400人，有20余户死绝;垂杨、枣(强)南、清河也很严重，清河黄金庄村死了200人。

　　⑦日俘铃木启久1955年5月6日口供：1944年11月，命令第87旅团长吉武秀哉指挥步兵3个大队和12军配属的1个骑兵联队及1个防疫给水班，攻击林县及县东方地区的八路军，步兵部队在撤出南部地区时，防疫给水班根据我的命令在三四个村庄里散布了霍乱菌，后来我曾接到军医部长长野武治关于“在林县有100名以上居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很多”的报告。

　　据现有保存下来的部分资料统计，自“七七”事变至日本投降的8年间，华北(甲)1855部队在华北使用细菌作战达70次之多，其中有具体传染死亡人数者25宗，即致使华北军民被传染死亡27万人以上。

　　这支魔鬼部队深知违反国际公法，罪孽深重，因此在日本投降时彻底毁灭罪证，大部分伪造身份潜逃回国，只有小部分被俘。日军细菌战的总头子石井四郎等人不仅下令毁灭罪证，更与美国直接交易。美国为了独占日本细菌战经验，竟然对石井四郎等3000名细菌战犯“不作战犯罪追究”，宣称：“日本绝对没有能够把细菌武器实用化”。这一肮脏交易，使日军细菌战犯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日军细菌战历史被隐瞒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隐瞒日军的细菌战，包藏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