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1644部队研究述评
来源：《武陵学刊》   2016-03-01 14:43:25

　　摘　要:　“荣”1644部队是日本细菌部队中较为重要的一支。由于731部队的大力支持,“荣”1644部队在细菌试验、细菌武器研制、细菌战实施等方面担当了重要角色。多年来,学术界对其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资料积累和专题研究,值得总结。但因资料缺乏等原因,尚有一些问题不明,已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的问题也有持续、深入、综合研究之必要。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无视国际公约,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新加坡等地先后组建多支细菌部队,从事惨无人道的细菌试(实)验并屡次实施细菌战,造成中国受害地区数以万计的平民染疫伤亡。数十年来,通过中、日、美等国专家学者及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如多方搜集排比史料、艰苦取证、研究论证、积极参与日本细菌战罪行诉讼等),日本细菌战基本事实愈加显山露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

　　在大量事实面前也不得不认定60多年前侵华日军使用鼠疫、霍乱等细菌武器加害中国百姓的事实①。日本细菌部队保密非常严格,对外公开名称是“防疫给水部”,其研制细菌、实施细菌作战相当隐秘,外界几无所知。

　　日本宣布投降后,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向各细菌部队下令立即销毁细菌工厂设施、焚毁保存的所有细菌研究实验的绝密档案资料。更兼美国在战后为了急于得到日本细菌战资料,与日本“细菌战之父”石井四郎做了一笔肮脏交易:石井四郎将其在研制细菌武器时,以3 000人活杀体实验记录和在中国战场、后方实施细菌战,屠杀中国军民,破坏农牧业生产的经验,总结成四篇文章,连同8 000张有关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及幻灯片交与美国,以换取美国免除石井四郎等数千日军细菌战人员的战犯身份[1]。美国将所得资料尘封日久(美国于2007年解密日本“二战”罪行档案是极其有限的,所涉及到的细菌战部分主要是与731部队有关联的),致使日本细菌战的许多内幕详情至今不甚了了。已有的日本细菌战(罪行)研究成果也有待评介,以促进学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持续、深入之研究。基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拟就打着“华中防疫给水部”幌子的“荣”1644部队之研究作一探讨,就教方家。

　　一　有关“荣”1644部队研究的基本资料

　　1939年4月18日,华中防疫给水部本部即“荣”1644部队在南京中央陆军医院建立。“荣”1644部队是日军继731部队、“甲”1855部队之后,在中国境内组建的第三支细菌部队。“荣”1644部队的建立得到了731部队的大力支持,其首任部队长由时为731部队长的石井四郎兼任,对外号称“中支那防疫给水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下令日军细菌部队就地销毁所有有关细菌试验、细菌战实施的证据,包括细菌工厂、各种实验设施、绝密文件、档案资料等。后又接到命令,凡是带菌物,从跳蚤、老鼠直至活人体全部焚毁。

　　“荣”1644部队的主要骨干连同工作人员在中国军队接管南京之前大都设法逃回日本本土,如:其第二任部队长太(大)田澄、第三任部队长增田知贞(真)等。他们逃归日本后,有的还担任过医科大学校长(如原1644部队成员山中太木战后担任过大阪医科大学校长)、疾病研究所所长等职,他们逃脱了战后正义的审判。1945年,“荣”1644部队第四任(代理)部队长佐藤俊二在任关东军第五军军医处长职务时被苏军俘虏,后受到前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其供词见载于《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简称《伯力审判材料》)。“荣”1644部队第五任(代理)部队长山崎新被中国军队俘虏并受到审判②。

　　综上可知,有关“荣”1644部队的原始资料早已销毁殆尽。迄今,史料特性明显、可供学界研究参阅的著述有限,现胪列于下:

　　(1)《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伯力审判材料》,该书1950年出版,最初由前苏联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俄文出版,随后由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翻译成中、日、英、法、德等国文字出版)。这是第一部公开揭露日军细菌战事实真相的证言集,主要是前苏联军队俘虏的12名日军细菌战犯的供词。这12名战犯以原731部队人员为主(或曾为731部队成员),但仍有不少供词涉及到南京“荣“1644部队,如佐藤俊二的审讯词中有一部分就涉及到“荣”1644部队(佐藤俊二1941年12月~1943年2月任广州“波”8604部队长, 1943年2月~1944年3月为南京“荣”1644部队长)。其他被审讯的战犯,如柄泽十三夫(曾为731生产部分部长)在被讯时,如实供称1940年石井四郎率领一个特别细菌远征队,派往华中地区,在宁波一带实施细菌战的详情。西俊英供称他在731部队曾亲眼见过摄有日本细菌部队攻击华军经过的秘密纪实新闻片,是用飞机投掷特殊器皿,“这些器皿装的是传染鼠疫的跳蚤……有架飞机是飞在敌区上空时被摄照的。那里地面上显现有中国军队的移动,并且还有一个村庄……那架飞机转回到飞机场,接着银幕上就出现了‘任务完成’的字样。石井和碇常重从飞机里走出来,接着便放映出‘结果’二字。银幕上照出一张中国日报上的论文和日语译文。这中国报纸上写道:宁波一带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曾为731生产部长)都供称: 1942年7月,远征队分成几批开到华中去(实施浙赣细菌战),使用的细菌武器包括副伤寒菌、炭疽热菌,也用过跳蚤作为传染病媒介物……在日军退却之际,在行将放弃的区域内散播了细菌,好让进攻的华军染上传染病。《伯力审判材料》中还有曾为日军第13军军部侦探科长三品隆行的口供证实“‘荣’字细菌部队人员也参加过这次动作(指浙赣作战)”。1997年,佛洋据前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印制的《伯力审判材料》,出版了《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伯力审判材料》记录战犯口供“荣”1644部队与731部队在华中地区联合实施三次细菌作战之事实,已为后来陆续出现的其他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所证实(据笔者了解,《伯力审判材料》中的日本细菌战犯口供资料,在已有的对“荣”1644部队研究的论著中未能得以充分利用)。于此,我们可以说,《伯力审判材料》是研究“荣”1644部队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应予以充分利用。这里还应说明的是:公开出版的《伯力审判材料》内容只是整个伯力审判材料的一小部分,从起诉书看,所有审判材料的供词至少有18卷,每卷数百页。也就是说,还有大量的伯力审判材料至今仍躺在前苏联伯力审判的案卷库里未公诸于世。伯力审判后一个月,前苏联驻美大使正式通告美国,建议由双方成立国际特别法庭,共同审理日本细菌战犯包括裕仁天皇,美国基于自身考虑未予前苏联答复③。这样的后果是:由于前苏联与美国的如此不作为,致使本有可能获取比较全面、更为原始的日本细菌战资料成为不可能,从而给后来学界相关研究增加了难度和难题。

　　(2)《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汇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该书以日俘口供档案、日伪档案、中方抗战时期档案为主,揭露日军在华试验、实施细菌战罪行。其中,有关“荣”1644部队的资料主要见于第一部分的“二　其他细菌部队·荣字1644部队”和“三　日军在华细菌战·浙江、常德”但在“一　第731部队·大规模的细菌生产和惨无人道的人体细菌实验”中也有内容涉及到“荣”1644部队。笔者以为,近二十年来,该书的史料价值作用未能在相关论著中得以充分体现,因为在有的论著中对该书中资料的择采颇显零碎。如:日军战俘榛叶修的《日军罪行证明书》中内容就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供词“防疫给水部九江支部兵长西川等三名(日军),于昭和十八年十一月五日常德作战中”,“强拉中国良民”并“放火烧杀”就不见于诸论著中。而这则资料可以证明日本细菌部队不仅试验并实施细菌作战,也有如日军野战部队那样的“放火烧杀”之犯罪行为。

　　该书中的“中方抗战时期档案”因为内容相对庞杂也未能得以充分利用。笔者以为,在今后的日本细菌战罪行研究中,该书的史料应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充分体现其史料价值。

　　(3)《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美]谢尔顿·H·哈里斯著,美国纽约路特莱基公司1994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由王选等翻译的中文本)。该书第八章“南京的细菌战死亡工厂”,运用了美国国家档案中不少解密资料来证实“荣”1644部队的罪恶史,对“荣”1644部队成立的背景、结构、人员配置等也都做了介绍,可谓英文著作中揭露、研究日本细菌战最为全面的著作。

　　(4)《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黄可泰、邱华士等多年调研成果,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1998年,该书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该书以较为详细的史料证实了“荣”1644部队与731部队联合对宁波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是研究日军1940年细菌战(宁波细菌战)的重要参考资料。

　　(5)《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邱明轩编著,三峡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以大量的史料(其中有不少口述史料)证实了日军在1940年、1942年对衢州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6)《细菌战》(杨玉林、辛培林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书中汇聚了部分国内外有关日本细菌战的重要资料,也包括编者自己的多年研究成果。书中有关“荣”1644部队的资料不少,可与其他资料相互参证以裨益于相关研究。

　　(7)《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李晓芳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作者以画册形式反映了浙江金华、衢州地区以及浙江、江西其他地区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惨状,是研究“荣”1644部队的重要口述、实证资料。

　　(8)《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华日军上饶细菌战揭秘》(吴永明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介绍了日军1940年、1942年(两次)在江西实施细菌战的情况;第三章记述了作者及同行、学生在江西玉山、上饶、广丰等地共同进行的细菌战受害情况调查及江西的防疫与防治情况。此二章可视为作者对“荣”1644部队及731部队在江西实施细菌战之研究成果,其中第三章可作为持续研究“荣”1644部队和731部队在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战的参考。

　　(9)《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邢祁等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该书是第一部有关常德细菌战的带有资料性质的书籍,相关资料搜集不全,但基本资料尚存,是研究常德细菌战的重要参考。

　　(10)《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中]解学诗、[日]松村高夫等合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该书着重探讨了“荣”1644部队与731部队在中国实施浙赣、常德细菌战等问题,并引用《井本日记》中的资料,在学术上颇有价值。

　　(11)《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郭成周、廖应昌编著,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版)。该书收集了中外有关日军细菌战的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尤其对“荣”1644部队的内部结构、细菌武器生产工厂、各支队的基本情况做了带有资料性质的介绍,对日本细菌战史的研究具有促进作用。

　　(12)《井本日志》(馆藏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是原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曾负责联络实施细菌战的作战课参谋井本雄男大佐的工作日记,1993年被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及助手伊香俊哉发现)。该日志记录了参谋本部指令731部队、1644部队和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联合在浙江、湖南和浙赣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情况。吉见义明和伊香俊哉将该日志有关内容摘抄下来,并撰成论文《日军细菌战》在学术刊物《战争责任研究·季刊》第2号(1993年12月)发表,后又撰成《731部队与天皇·陆军中央》一书,由岩波书店1995年出版。《井本日志》的发现,对日本细菌战史的研究具有推动作用。它证实了日本细菌战部队与陆军中央的关系,可视为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铁证。《井本日志》也因其真实性而凸显其史料价值。但对《井本日志》的研究尚停滞在初级阶段,将其与其他史料进行排比归纳、相互参证、综合利用等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迄今,中方学者对《井本日志》的深入研究近乎空白。

　　(13)《细菌战部队和两名自杀的医学者》([日]常石敬一、朝野富三合著,东京新潮社1982年出版)。1984年,常石敬一又编译出版了美国调查日本细菌战战犯的相关资料———《目标石井: 731部队与美军谍报活动》。“这两本书中有许多关于1644部队的材料。”[2]

　　(14)《细菌战部队》(晚声社1996年出版)。该书由日本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站出来揭露日军细菌战事实的一批原日军细菌部队队员的证言辑集而成[3]。其中涉及到了“荣”1644部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15)石田甚太郎的证词《原1644部队的证言》、林笃美的《医心点滴》、“荣”1644部队的《检索手册》、肥喜一的《江南春秋》等④。日方的这部分资料多为原1644部队成员的回忆,虽然有误差,但基本可信。以上著述,多数在甄别后既可作为史料引用也可视为学术研究著作。

　　二　“荣”1644部队研究成果之评介

　　这里主要就中国方面地方文史资料搜集与相关专题论文的基本情况做简要述评(专题论文包括数篇日方学者的文章)。地方文史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如:王祖同的《抗日战争时期宁波鼠疫纪实》(载1984年《宁波文史》),邓一韪的《日寇在常德进行细菌战经过》(载1985年《常德市文史资料》),徐绍全的《日本侵略军在浙江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载《浙江八年全面抗战·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陈史英的《侵华日军在丽进行细菌战罪行昭彰》(载《丽水文史资料》第十七辑)、《侵华日军在丽水实施细菌战罪行纪实》(浙江丽水市莲都区政协文史委2005年内部出版)等。笔者以为,这些带有地方特性、收录在文史资料集的文章有其原始性、真实性,其在研究“荣”1644部队方面的史料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中日专家学者对日军华中细菌战和“荣”1644部队的研究论文,公开发表的主要有:徐绍全的《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的细菌战》(《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3期),马登潮的《日军曾在浙江进行细菌战》(《浙江档案》1991年第10期), [日]藤本治的《浙赣作战与细菌战》(《浙江学刊》1999年第5期),高兴祖的《论日本军部进行细菌战的罪责》(《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高兴祖、朱成山的《侵华日军1644细菌部队活人试验受害者遗骸的考证》(《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日]森正孝、陈曦的《日本细菌战在浙江危害深重》(《文化交流》2001年第4期),张连红的《侵华日军南京1644部队与731部队之关系研究》(《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胡介堂的《日军南京“荣”字1644部队细菌战始末》(《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徐浩一的《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丁晓强的《日军对浙江的炭疽攻击》(《浙江档案》2002年第1期),丁晓强、何必会的《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经盛鸿的《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秘密武器试验与战争实施》(《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张启祥的《日本细菌部队在华的炭疽战》(《钟山风雨》2004年第6期)、《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炭疽战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日本细菌部队在华的炭疽战》(《文史博览》2005年第9期)、《细菌战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侵华日军细菌战浙江调查》(《史林》2004年第1期), [日]西里扶甬子著、王希亮编译《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罪行》(《钟山风雨》2004年第4期),包晓峰的《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4期),吴永明、谢志民的《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的危害与战争遗留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陈先初的《1941年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战攻击》(《揭开黑幕———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陈致远的《日军常德细菌战致死城区居民人数的研究(《民国档案》2006年1期),陈致远、朱清如的《历史档案记录的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罗运胜的《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影响状况初探》(《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日]聂莉莉的《日军细菌战常德民众受害记忆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孙伶伶的《美国解密日本二战档案考察》(《日本学刊》, 2008年第1期)等。以上论文除日方专家学者的论文外,其余多为江浙、湖南研究者所著,论文不可谓少,各有千秋。

　　这里应该提及的是几位2006届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即南京师范大学谢刚的《南京“荣”字1644部队研究1939~1945》,江西师范大学谢志民的《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调查研究》、谢建军的《抗战时期江西上饶地区细菌战研究》⑤。他们的毕业论文各有所重,在“荣”1644部队的研究成果里颇有份量,有助于“荣”1644部队研究的深入。

　　三　“荣”1644部队研究有待持续深入

　　诚然,学术界对“荣”1644部队的研究取得了部分成果,但要客观还原1644部队的真实面貌还有很多课题要做。如1644部队详细的编制(序列)问题,南京是否为日本细菌部队最大的细菌试验、生产基地问题,日方获取细菌战效果的情报来源问题,中日双方对某一史实记载(或回忆)存在史料出入问题, 1943年、1944年“荣”1644部队是否继续实施过细菌战问题,“荣”1644部队的12个支队研究问题,《井本日志》的深入研究问题,“荣”1644部队与731部队及其它各细菌部队的关系问题(如可从部队长等人的军衔、试验、研制细菌种类等方面进行比较)等。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或再行研究,一方面,有待新的史料发掘补充;另一方面,原有的史料可以发挥其潜力作用,尽可能地予以利用。于此,笔者就其中两个问题略陈管见,希望抛砖引玉。

　　第一个问题是:南京是日本在华最大的细菌试验工厂吗?据2004年12月22日《北京科技报》载:在200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7周年纪念日之际,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等人历时5年完成一份调查报告———《高墙背后的罪恶》,称日军在南京不只是大屠杀,还有惨绝人寰的活体细菌试验,而且南京的细菌基地并不次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它是日本在华最大的细菌试验基地。笔者虽未拜读过经盛鸿教授的这份调查报告,但可以肯定的是,经盛鸿教授历时5年才完成的调查报告持有此论,无疑有一定的史实依据。的确,“荣”1644本部既是日军细菌试验基地也是细菌战实战基地,但可否就此认定“荣”1644本部是“日本在华最大的细菌试验基地”,尚可商榷。

　　731部队发端于1932年8月,石井四郎和增田知贞等四名科研人员加上5名雇员到中国东北地区考察。次年,日本大本营批准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研究基地报告, 8月,在哈尔滨南岗区秘密建立了石井部队,附属试验场在70公里外的五常县背荫河,由石井亲自担任部队长,时关东军对内称其为“加茂(东乡、石井)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始细菌战的研究、生产和人体试验。”[4]21936年8月,根据日本裕仁天皇敕令———军令陆甲第七号,石井部队扩编为一支正式作战部队,1940年底又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建制4个支队。从1941年开始使用番号,正式命名为“731部队”。该部队实际上归属日军参谋本部直接领导,其归属关系为“大本营(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各分部部长及卫生研究所所长”[4]3。

　　有研究者认为,有超过10 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数量的多少还存有争议)。就其规模而言,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多重领导。人事配备很强,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达2 600余人,其中将级军官5名,校级军官30余名,尉级军官300余名。从1936年到1942年7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 1942年8月到1945年2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 1945年3月到8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部及各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第731部队分为8个部和4个支队。原731部队成员山下升曾供认:“731部队有五十多处细菌输送点,主要有安达、长春、沈阳、白城子、南新京、海拉尔、黑河、孙吴(以上是关外);关内有天津、南京、上海、杭州。”[5]80据此可知,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生产规模是最大的,不然,就不会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日军细菌部队(包括各地支队)细菌输送的大本营。要知道,当时在中国境内的63个细菌支队,得到731细菌输送的点(支队或分遣队)就达50多个。其它四个防疫给水本部(华北、华中、华南、南方军防疫给水本部)中任何一个都不足以与其相匹。

　　1939年4月,日本“荣”1644部队在南京陆军中央医院成立,对外称“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又名“中支那防疫给水部”, 1941年底称“登字第1644部队”。据大快良明(原新加坡9240部队南方防疫给水部卫生兵)陈述:“原善三郎少佐和1644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增田知贞是旧交。1938年,增田知贞曾是直属部队汉口防疫给水部队的部队长。1939年建立1644部队,增田取代原善三郎的位置,调任到南京。1940年初夏,防给体制全面整改,汉口防疫给水部成为1644部队的分部。”[6]此可证明汉口防疫给水部先于“荣”1644部队出现,只是后来“荣”1644部队组建后,本部将汉口设为其支部之一而已。“荣”1644部队的主要机构有:总务部、防疫课(科)等7个部门,其下设12个支部。其支部相对而言比较多,其总部与分部的工作人员总数在1500人以上[7]。“荣”1644部队直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所登户研究所密谋暗杀部队,归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领导。“增田部队的活动很少是独立自主地进行的。‘荣’1644部队基本上是石井部队的一个辅助机构。南京也许偶尔独自进行一些野外实验或其他行动,但它的主要职责是生产病原体,在‘材木’身上试验这些产品,并随时准备石井的召唤。”[8]“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南京荣字1644部队就如同731部队的一个分部。”[9]曾为“荣”1644部队长的佐藤俊二供认:“1644部队是该远征队(即731远征队)的基础,并供给远征队相当数量的跳蚤进行细菌战。”[7]

　　原“荣”1644部队成员,战后曾担任过大阪医科大学校长的山中太木曾回忆:“1644部队的医师总计120多人。731部队里博士学位的医学者很多,但是1644部队里大有潜力的新手也很活跃。”这是“京大和东大的‘大师’挑选年轻而优秀的医学者送进部队的缘故”。1644部队的长官掌握着在“中支”作战和防疫给水工作的全体人员,并且是安排各军与731部队合作的纽带。但在部队内部的实力者中, (1644部队)部队长也只是很不起眼的人物[6]。

　　山中太木在接受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的采访时还说过:“南京制造疫苗和血清的能力是第一位的。终战时,联合国军司令官委托我制造3 000万人使用的疫苗,一个月就完成了,存放在南京制冰会社的冷冻室里,我对司令官说存5年到10年不会有问题。”[10]这里,山中太木只是强调南京制造疫苗和血清的“能力”是第一位的,不能作为南京是规模最大的细菌试验基地之佐证。

　　这么说,并未低估“荣”1644部队在研制、实施细菌武器方面的能力。现有史料和现有研究表明,在研制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场上,“荣”1644部队是731部队的紧密合作伙伴。“在华中地区所进行的三次大规模的细菌作战中, 1940年和1942年浙赣地区细菌作战之主力是731部队,南京1644部队给与积极配合, 1941年的常德细菌战中,南京1644部队则充当了更为重要的角色。”[2]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1943年、1944年,“荣”1644部队是否两次对浙赣地区实施过细菌作战。张连红在其论文《侵华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与731部队之关系》中曾提及:“随着南京1644部队生产细菌能力的不断提高,南京1644部队独立作战能力也飞速提高。据资料显示, 1943年和1944年,南京1644部队曾两次对浙赣地区实施细菌战。”但文中未引用资料佐证。笔者搜集了几则资料,可供同仁参阅,至于是否可以据此认定“荣”1644部队在1943年、1944年对浙赣地区实施过细菌作战,见仁见智。

　　原731部队成员山下升在1952年回答“你谈谈输送细菌的情况”一问时说:“731部队有五十多处细菌输送点,主要有安达、长春、沈阳、白城子、南新京、海拉尔、黑河、孙吴;关内有天津、青岛、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城市的收发点都在郊外。我第一次送细菌是1944年1月,从哈尔滨乘飞机到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第二次是1944年4月(时间记得不准),送到上海,住在防腐部队(它是撒布和防腐的

　　细菌部队,距上海很远,在一个山里)有两个月,听防腐课。第三次带鼠疫、白喉、肠伤寒菌各一箱,送往南京。”[5]山下升的口供里所说的三次输送细菌,均到过南京或南京附近的上海、杭州。而1944年的1月(公历)是中国农历1943年12月(腊月)。山下升的口供证明:至少在1944年, 731部队仍然在向其(原有的)细菌输送点输送细菌,尤其是南方的南京、上海、杭州方向。这是否可以佐证“荣”1644部队在1943年、1944年有过细菌攻击并得到731部队的支援呢?如果没有,为何屡次从731部队输送细菌(武器)过来?

　　丁晓强、何必会在《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论文摘要中写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1940至1944年间,对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实行了残酷的细菌战,其中包括炭疽攻击。”而在正文中,仅有一句涉及到1944年:“1944年六、七月,日军在浙赣沿线再一次发动龙衢、丽温战役,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已具备相当的细菌作战能力,同时731部队还向荣字1644部队输送细菌。”[11]当然,笔者并不否认1942年日军在浙赣地区的细菌战攻击(炭疽攻击)会贻害至1943年。

　　2006年11月15日,日本学者、731细菌战宣传运动委员会代表奈须重雄在南京师范大学与历史系专家、学生座谈时透露,目前他所在的731细菌战宣传运动组织已收集到材料,证实日军曾在南京近郊投放过鼠疫、霍乱等生物细菌。奈须重雄称,一名曾在南京1644部队服役的日本士官小泽作出证言, 1943年夏,他和4名同伴在南京上飞机,他们把带有鼠疫的跳蚤放在瓶子里,在南京一个国民党军队使用过的飞机场降落,将瓶子里的跳蚤在周围撒掉。但撒落后对当地造成多大影响,是否诱发鼠疫,他们不知道。1943年冬,小泽接到上级指示,让他们到距离南京五六公里的一个村子撒伤寒菌。小泽他们进村子撒伤寒菌时,刚好有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走出来,小泽当场把小男孩杀掉。至于最后该村是否爆发伤寒他们不知道,因为地点是严格保密的⑥。

　　注　释:

　　①2002年8月27日,在经历5年诉讼, 28次开庭后,东京地方法院判决全面认定日军细菌战事实,但没有做出谢罪和赔偿的判决。参见《细菌战受害大诉讼》第十七章《判决之日》,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对山崎新的审判资料见《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40-243页,但笔者未搜集到山崎新的供词。

　　③参见1950年2月3日《解放时报》; [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页; [英]彼得·威廉斯、大卫·瓦雷斯《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吴天威译,台湾国史馆1992年版,第324页。

　　④参见水谷尚子《1644部队的组织与活动》,载《战争责任研究》第十五、十六号, 1997年。

　　⑤参见“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⑥参见2006年11月16日的《南京日报》、《南京晨报》。

　　参考文献:

　　[1]孙伶伶.美国解密日本二战档案考察[J].日本学刊, 2008(1).

　　[2]张连红.侵华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与731部队之关系[J].民国档案, 2002(4).

　　[3]七三一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M].东京:晚声社, 1996.

　　[4]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5]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博物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6]水谷尚子. 1644部队的组织与活动[J].战争责任研究(第十五、十六号), 1997.

　　[7]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M].莫斯科: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0.

　　[8]哈里斯.死亡工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82.

　　[9]谢刚.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研究1939-1945[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6.

　　[10]王希亮.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的罪行[J].钟山风雨, 2004(4).

　　[11]丁晓强,何必会.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

　　作者简介:朱清如(1963-),男,湖南慈利人,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和抗日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