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8604部队在广州细菌战残害上万中国人
来源： 大洋网-广州日报   2017-01-16 11:26:50

　　今天的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旧楼就是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广州大本营旧址”，记者看到，除了当年的人字坡屋顶如今被修改为平屋顶，整幢大楼基本保持当年结构。正值毕业季，现场一群穿博士学位服的毕业生在大楼前拍照。

　　1995年11月5日，78岁高龄、刚安上心脏起搏器的丸山茂前来拜祭“粤港难民之墓”，并在墓前献上2450只由他请日本少年儿童手工折叠的彩色纸鹤，他剃光头、诵佛经表达对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的深深忏悔和对死难者认罪之情，祈愿“中日友好，永不再战”。

　　1995年丸山茂来到中山大学医学院当年二层兵舍二楼并找到他当年所住的房间。

　　日寇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在广州残害成千上万中国人

　　秘密进行生物战(细菌战)与化学战(毒气战)，是二战时期日本当局蓄谋已久的阴谋。日本置1925年日内瓦《禁止使用生物化学武器国际协定书》于不顾，二战时期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都进行了以人体为实验的细菌战罪恶，杀害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在东北的“731”细菌罪恶早就臭名昭著，而曾经发生在广州的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细菌试验却鲜为人知。

　　1938年10月31日，广州沦陷第10天下午3时30分，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进驻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号称“华南防疫给水部”的800~1100多名日本军，对外打着防疫招牌，实际上却在广州秘密进行时间跨度为6年11个月的罪恶细菌战，用粤港难民和中国战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人试验和活体解剖，杀害了成千上万生命。据日本《化学战史》不完全记载，广州沦陷期间，日军还对广东先后实施了20次的毒气战。

　　中国最早研究日本“波字第8604部队”细菌战的专家、今年76岁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沙东迅，从1994年起至今21年间挖掘线索，揭露真相，通过大量人证物证还原被日本人掩盖半个多世纪的日军在广东发动的细菌战、毒气战细节。调查结果令人震惊：沦陷期间起码成千上万粤港难民被细菌杀害。原中山医学院内解剖室、南石头难民收容所、伪粤海关海港检疫所成为日本“8604”细菌战实验场所，大批粤港难民、广东军民在这里成为日军细菌实验和散布细菌的牺牲品。

　　从2004年开始本报记者一直跟踪沙东迅对日军“广东细菌战”调查进展，并在沙东迅带领下多次走访南石头邓岗(现南箕路一带)、增城市小楼镇秀水村马屎忽山、中大医学院图书馆旧址等部分当年日军罪证现场，采访了萧铮、梁时畅等多位亲历见证人。

　　2015年7月6日起，广州日报记者在沙东迅带领下，连续一周再次实地探访当年日军细菌战罪证相关旧址。沙东迅接受广州日报记者专访时公布，仅根据最新查证的部分档案和当时的报刊记载，广东沦陷期间日本人至少40次利用毒气战杀害广东军民。从1937年9月至1945年7月，日军用毒地点包括广东省内多个城镇和乡村，重点是广州及珠三角和粤北、粤东战场等地。
 

　　调查者说

　　沙东迅：成千上万粤港难民被细菌杀害

　　沙东迅说，二战期间日军对广州粤港难民进行了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细菌迫害，至今许多亲历者、见证人都相继离世，所幸调查已取得重大进展，保存了诸多调查采访记录及被采访者本人认可的签名。

　　1994年1月，中国发起针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当时日军对广州细菌战细节尚无记载，沙东迅收到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教授的一封调查邀请信函，附有日本1993年第2期《战争责任研究》杂志的两页复印件。其中一页是日本伊香俊哉所作的《旧日本军细菌战部队关系图》(1932年至1944年全体图)，郭成周在图上标注：“日军在广州滩(经沙东迅考证，此‘滩’字应为‘南’字)石头设有检疫所，检疫所西侧珠江弯曲部有旧炮台的地方，其前方就是监狱和难民收容所，在此日军就使用细菌毒害了来自香港的大批难民。”另一页标明：“波字8604部队(广东)(中山大学)”。以这两张复印件为起点，沙东迅开始了艰难的调查取证过程。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广州南石头邓岗大片白骨是日本人在广州细菌试验的重要罪证！” 调查过程中沙东迅对15名目击者、幸存者进行了访谈，对多处现场进行了取证。据统计，1939至1945年间，日军8604细菌部队共有800~1100多人在广州等地，从事各种细菌、传染病的研究及鼠疫培养和病(活)体解剖。全体成员受过医学知识培训，其中部分是医学、细菌学的专业人员。沙东迅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广州沦陷期间成千上万粤港难民被细菌杀害，原中山医解剖室、南石头难民收容所、伪粤海关海港检疫所是日本“8604”细菌战实验场所。

　　根据对日本细菌化验班长丸山茂两次提供的地图，以及与原中山医学院有关知情人员核实，日军细菌战本部及6个课均驻扎在现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旧楼及其附近地方，包括现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一院部分地方。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还发现了原日军8604部队曾用过的、写有日文“係長室用”的旧木椅和从东京运来的医用铁柜两个(均有日本东京出产的金属商标)。
 

　　亲历者说

　　梁时畅：大量无棺木不明白骨惊现南箕路

　　广州造纸厂退休老干部梁时畅是第一个发现侵华日军细菌试验留下遗骨的见证人。2005年8月22日，时年84岁的梁时畅向本报记者回忆了当年挖到遗骨的情景：

　　“1953年，我在广州造纸厂担任基建计划调度组长，选择南石头邓岗(即现在南箕路北段)建职工楼，在现场发现南箕路两侧半米深地下，埋葬着大量无棺木不明白骨。在广州民间风俗中，再穷的人家死了人也一定会装进棺材再埋葬的。

　　白骨越挖越多，沿着南箕路两侧足足100多米长地下，到处遍布残缺不全的人骨，成型的筋骨、颅骨却很少。越往下挖人骨越密，层层重叠。每层都被30多厘米厚的泥土隔开，人骨堆积的厚度大约在20~40厘米，一直延续到2米多深地下。

　　后来附近一位曾被日伪军强迫拉去掩埋尸体的老农民告诉我，这些尸体是日军侵占广州后，从附近惩教场(即南石头难民收容所)运过来掩埋的。当时惩教场每天都死很多人，因为尸体太多，只能在上面掩埋薄薄的泥土。”

　　退休多年的广州造纸厂老工人萧铮，其父亲便是当时被日本人拉去当搬尸工的六个农民之一，见证了当时难民所里两个化尸池被堆满尸骨。

　　萧铮说，其父生前回忆，日军为了掩盖罪行，先在难民收容所建了两个并排在一起的化尸池处理尸体，每个大约20平方米，高约4米，体积约80立方米。但因尸体太多来不及处理，而且有腐尸奇臭的气味外溢，日军只得又令由难民所出面雇用了6名搬尸工，使用3张帆布床和一辆板车(另雇2名拉车人)把难民尸体装运到附近的邓岗(即现在南箕路一带，属广州造纸厂的土地)掩埋，当时6个搬尸工足足用了几个月时间才将尸体运完。当年难民病死或病倒(还未死，尚有呼吸)后，都被直接抬到南箕路两边一带掩埋，成千上万的粤港难民就这样无辜地被日军人杀害。

　　根据曾担任广州造纸厂基建办主任的沈时盛回忆的线索，从1953年到上世纪80年代，广州造纸厂两次建职工楼时都在地下发现大量尸骨，尸骨被迁移到增城小楼镇和花都市赤泥镇。

　　上世纪80年代负责广纸职工楼施工运输的民工队长曾丘模说，当年在南箕路两边挖一、二、三栋宿舍墙基时，挖出尸骨总数超400具，后来由他经手用石湾陶瓷坛子和一些大塑胶编织袋装起，分三批运往赤泥镇和增城。
 

　　侵华日本老兵说

　　丸山茂：收容所饮用汤内投放肠炎沙门氏菌

　　来自日本东京丸山茂的忏悔证词，成为沙东迅调查的重大线索。丸山茂是当年驻广州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检索(即化验)班兵长(即班长)，1993年在参观东京一个“731”部队罪行展览后，丸山茂良心受到极大谴责，开始公布自己的忏悔回忆。

　　“为了让日本不再发生侵略他国情况，我要公布‘日军大量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史实。”沉寂50多年后，丸山茂首次讲述他的亲历，“当时我是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检索班兵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编制是配备800~1100多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其中专业将校100人，下设包括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第五课共6个课。”

　　“1942年4月份有一天，我和另两名同事被派到广州南石头收容所做疟疾调查。收容所所长的场守喜知道后，显得十分担心，他把我带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很郑重地对我说，‘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上面命令用细菌杀死他们。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我首先在收容所内的4口水井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因为难民不喝生水也不吃没煮过、没炒过的食品，这一计划没有成功。部队长又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副伤寒菌)，让我将其投放到饮用汤里，在难民不知不觉中投放细菌，这个方法成功了，当天夜里开始出现了病人。沙门氏菌死亡率很高，陆续出现了死亡，死尸由(伪)省政府负责就地埋掉，在先埋的尸体上不断重叠堆放后来的尸体，到最后连掩埋尸体的土也没有了’。”

　　对没被毒死的难民，日本人采取扩散传播的恶毒措施。丸山茂说：“我还听说要将收容所的200多名难民转移到北江上游占领区以外地区，给他们发了数量不少的法币、粮食、衣服，这些人大概是感染了肠炎沙门氏菌未发病或者发了病未死的‘带菌者’，让他们作为‘菌种’在敌方阵地扩散。”

　　“按照军规，在前线作战3年以上者，可以分批返回日本，可是当时的场守喜不能返回，又被派到新几内亚去作战，这大概是要封住他的嘴巴吧！之后我多次寻找场守喜，但是他一直没有回国。”后来听说场守喜最后改名加藤逃回日本，不敢回家而到处流浪客死异乡。
 

　　井上睦雄：每月生产10~15公斤鼠疫跳蚤

　　就在沙东迅调查取证的时候，1995年7月，第二次自费来广东调查日军细菌战的日本民间友好人士、邮政局职员糟川良谷，亲自向沙东迅提供一份《对井上睦雄的调查访问记录》，并委托他译成中文公开发表。

　　这是糟川良谷1995年7月20日在日本找到原8604部队老兵井上睦雄(应为78岁)，讲述当年在广州亲历的4000字谈话记录。其中谈到，日军曾对中国抗日游击队员进行活体解剖，并养了50万只老鼠，每月生产10~15公斤的鼠疫跳蚤，进行鼠疫战等的重要情况。这是继1993年11月原波字8604部队班长丸山茂之后，又一名8604部队原队员揭露侵华日军在粤的新罪证。

　　井上睦雄说：“我1943年2月随部队进驻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被分配到第四课病理解剖班。第四课还有昆虫班、疟疾班。昆虫班主要从事鼠疫跳蚤的培养，疟疾班从事马、猪、鸡的霍乱研究。我所属的病理解剖班里，解剖开刀者是病理班班长桥本敬佑，其余的人是助手。桥本解剖尸体的内脏时，我们同时切开头盖骨。病理班多时每天得到四五具尸体，一天的时间都解剖不完。被解剖的尸体里男性居多，也有少数女性、小孩和老人，还有被称作中国间谍的人(注：可能是抗日游击队员)。病理解剖时一看就知道那种尸体的额头是遭到了日本宪兵队枪击的。额头有时即使被子弹击中而引起脑震荡但不致死，确切地说，那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为了止血用钳子钳住血管。把血管拉出来在显微镜下观看，只见红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拢成簇，心脏跳动时它们就滚动。地下室里有浸尸体的水槽和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内脏标本很多，被解剖的人有50个以上。”

　　我记得1944年空袭变得激烈前接到增产命令：鼠疫跳蚤每月需要10公斤，就得生产15公斤。空袭开始后，如果美军不久在中国南海岸登陆，这种鼠疫战将发挥最大作用。1945年6月24日，8604部队的一栋老鼠饲养舍和鼠疫跳蚤的培养设施(混凝土建筑物)，被(美军)二十五六架B29型战机编队炸毁。据沙东迅分析，大概是美军得到了日本人培植细菌的情报，对日军细菌培植基地的轰炸目标十分准确。
 

　　日本部分在粤毒气战记录

　　侵华日军对广东投放毒气弹，最早发生在1937年9月27日，在东莞投放。当日日机6架，飞至虎门要塞附近之东莞县城厢外投弹，居民闻到恶性气味，旋昏眩，手足疲软，可见敌机所投为毒气弹。

　　1937年10月8日，日机在广州附近的江村投放毒气弹。12月12日，日机飞江门撒毒粉。11月3日，日机轰炸广(州)武(昌)快车并投放毒瓦斯弹。7日，敌机3架在广九铁路投弹并散播白、绿、黄各色药粉，经政府当局搜集研究，全系毒质。11月中旬报载：“近日拾获击堕之日敌机，皆有毒瓦斯一罐，罐高约2英尺，刻曰毒瓦斯，昭和某年造，并有日本平假名字母。”12月14日，日军毒杀上川岛壮丁，惨死者不下200余人。

　　1938年9月19日，日本准备进攻广东之际，日方发布第285号命令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古庄干郎在作战中可使用红筒、红弹(均为毒筒、毒弹别称)和毒气。

　　1938年农历8月，在增城新塘雅瑶塘边村，由于当地汉奸向日军告密，说当地村民藏匿枪支，日军进村搜索。先是放火烧房，再把村民男女老少几百人驱赶到祠堂熏毒气。毒气是白色的烟雾，又呛又辣，非常难受。熏到人受不了时，日军就把人放出来喝水，然后继续逼供、殴打、强奸，把人放在火里烧、放水里淹、甚至生剖，如果不交出枪，又继续关起来熏毒气。村民被困了7天，前后死亡200人，死者年纪最大的70多岁，小的七八岁。

　　战后，侵华日军在广东使用毒气证据仍在不断被发现。1994年2月5日，番禺在销毁56枚旧炸弹和炮弹时，闻到大蒜的怪味，后经化验证实其中有侵华日军留下的芥子毒气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