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广州搞细菌战的罪行
来源：沙东迅   2019-05-07 10:29:56

      1993年，有一名叫做丸山茂的旧日兵班长在东京参观“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行展览后，良心受到极大的震动，第一次在东京揭露说：“当时我是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班兵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军医大佐)。该机构较为庞大，是配属1200多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本部下设6个课。其中专业将校100人

　　附图一：

当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日军8604部队进驻时的模样。

　　“总务课，是后勤保障、人事、财务管理部门，由熊仓卫生少佐任课长。

　　“第一课，是细菌研究课，由沟口军医少佐任课长。本课下设庶务班、研究班、检验班(主任：佐藤大尉)、培地班、消毒班和动物班。共约80人，其中将校官10人，中国劳工7人。

　　“第二课，从事防疫给水研究，江口卫生少佐任课长。

　　“第三课，从事各种传染病治疗的研究工作，由小口军医少佐任课长。

　　“第四课，从事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渡边军医中佐任课长。第四课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禁止与外部人员一切交往。食住等一切生活都在里面进行，很可怕。只有晚上点灯时才能看到里面的一些情况，里面的棚子里挤满了石油罐(笔者按：内盛着作鼠疫实验用的老鼠)。有时从外面运来很大的行李(笔者按：是不是已被麻醉了的活人或尸体呢?)，连哨兵也不能看到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第五课，是器材供应部门，其课长忘记了。

　　“为了不再出现侵略他国的情况，我再三考虑，决定把不为人知的‘大量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披露出来。

　　“昭和17年(1942年)2月——5月。

　　“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河南滩(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受害者——由于日本军攻占香港而造成的。香港难民中，由水路逃到广州的大部分人。

　　“加害者指挥官——波字第8604部队(南支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简称南水部)部队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

　　“实施者——南水部第一科(课)细菌检验班卫生伍长的场守喜。

　　“的场守喜的后方作业——使用细菌的增菌、准备，对被感染者作大便检验、凝聚试验、糖分解试验等，整个工作直接听命于部队长，同是第一科(课)的细菌研究班伍长清水清也可能参与了，理由如后述。

　　“大量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起因于日军对香港的侵略。昭和17年(1942年)1月，香港的军政厅企图把市民赶出占领区，开始征收香港、九龙的粮食、物资，这使香港居民陷于严重缺粮的境地，这时，军政厅发出公告，只要市民回家乡，就发给粮食。

　　“无法度日的难民中，从陆路回去的人们走向深圳边境……由水路回乡的人大概更多吧。那些人从珠江溯流而上，涌向广州市。军方为了保持广州市的治安稳定，而不让他们进入广州市，而关在滩(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里，对他们施以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这里有一个日军管辖下的(伪)广东省政府的检疫所。……检疫所往西，沿珠江边到离珠江口400米处的珠江弯曲处，是昔日的旧炮台，后来用作监狱。周围600米用石墙围起来的地方就是难民收容所。收容所的南水部负责人是的场守喜，他好象是收容所的所长。的场守喜和我是昭和13年(1938年)8月应征来的，在转到南水部后，也一起在第一科(课)细菌检验班工作，在内务班也共过事。

　　“昭和17年(1942年)4月……我和一名军属、一名士兵共3人被派到滩(南)石头作疟疾调查。这样……在这里见到了的场守喜。

　　“有一天，对收容所的难民作了疟疾验血。我注意到的场守喜一听到这消息，显得很担心。他说：‘不要在收容所吃饭，工作完成后，必须对所有器材进行消毒。’由于的场守喜的提示，我们知道收容所内充满了危险……

　　“……的场守喜把我带出屋外，走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很郑重地对我说：……我告诉你，我正在做的事，但为了你自己的安全，这事一辈子也不能说出去。日本军方为了保证广州市区的治安，把来广州的难民安置在滩(南)石头收容所，但由于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命令南水部，用细菌杀死他们。很不幸，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小心完成任务。我首先在收容所内的4个水井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但由于难民不喝生水，也不吃没煮过、没炒过的食物，因此，这一计划没有成功。于是，部队长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副伤寒菌)，准备把它们投放到饮用的汤水中，具体由我指导执行。……实际作业时间选择在(伪)省政府职员上班前的早餐时间，利用还不习惯的难民造成的混乱，推迟搬入汤水桶，在难民不知不觉中投放细菌。……这个方法还是成功了，当晚就出现了患者。肠炎沙门氏菌患者的死亡率很高，死亡者不断出现，死者由(伪)省政府负责埋葬，埋葬的地方是采取就地埋葬，在先埋尸体上不断重叠放上新来的尸体，到最后，连掩盖尸体的土也没有了。”

　　丸山茂还听说：“要把收容所的200多难民转移到北江上游占领区以外地区。听说给他们发了数量不少的法币、粮食、衣服。被送到占领区以外的人大概是感染了肠炎沙门氏菌未发病，或是发了病，但病较轻而幸免于死的人们，他们都是‘带菌者’。这是(日本)军方坏到骨髓的战法，他们连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都不放过，把他们当作‘菌种’，在敌方阵地展开细菌战。”

　　丸山茂还写道，当时按日军规定，在前线作战3年以上者，可分批返回日本，可是的场守喜和清水清都不能返回，被派到新几内亚去作战，这“大概是参与了滩(南)石头细菌战而要封住他们的嘴巴吧”。后来丸山茂多次查找的场守喜，他一直没有回国，可能是用战死灭口的方式消失了。

　　丸山茂还附带谈到直接指挥用细菌战大量屠杀香港居民的波字第8604部队长佐藤俊二在那以后的情况。“昭和18年(1943年)，他调任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长，一年后，晋升军医少将，成为满洲第5军的军医部长。战争结束时，成为苏军的俘虏，作为731细菌部队一系列细菌战审判的被告，接受了审讯。据记录，他作为荣字第1644部队长，协助731部队，开展了瘟疫菌、伤寒菌、副伤寒菌的细菌战;作为第5军军医部长，他承认指挥731部队的两个支队，但对在波字第8604部队指挥的滩(南)石头细菌战，与航空部队合作在中国内地散发瘟疫弹的细菌战却矢口否认。”(以上详见日本丸山茂著，沙东迅、易雪颜译：《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屠杀香港难民的证言》。原标题为《不管有多么堂皇的借口，走向战争都是罪恶的》，摘要在《亚太经济时报》1994年12月18日、《广州都市人》杂志1995年1月号发表，全文未发表)

　　波字8604部队机构及其所在地

　　笔者根据丸山茂提供的地图，又向曾耳闻目睹过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情况和遗物的中山医科大学有关人士了解，他们提供了如下的佐证：50年代初期，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即现中山医保健科)二楼有两张椅子背后写着“波字第××××部队”(号码不记得了)的字。在一些旧家具也有这些字。广州解放初期，伍汉持纪念医院(即现在的中山医肿瘤医院旧楼)一电线杆上钉有一木牌，上面写着：“波字第××××部队、华南防疫给水部”的字。在生理学教研室有一旧椅，背上写着日文“系长室用”，此椅现还在。抗战胜利后，在清理旧图书馆地下室时曾发现有许多日文书刊，其中细菌书刊特别多，出版年代多数是昭和年间的，可惜这些书刊前两年全当作废纸卖掉了。现中山医大生理教研室的实验室里还保存有中、日文的金属商标的铁柜，写明是日本东京的产品。抗战时期，原中大医学院驻有许多日本军队。这些军队不像打仗的军队，有不少日军穿着白大褂，像医生一样，还养有一些马匹，他们办公、居住的地方都戒备很严，有武装守卫，有的还用铁丝网围起来，不让无关的人员进入。

　　据此，可以确定波字第8604部队本部、部队长室、总务课、第一课、疟疾研究室、动物室均在现为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旧楼(两层，另有地下室)的地方，第二、三、四、五课、经理部、宿舍、酒吧、马房、细菌培养室、检验班等均在旧图书馆附近，包括现中山一院部分地方。笔者根据丸山茂两次提供的地图和调查所得而画成一个示意图，并标明现在名称于文后附图一。

　　波字第8604部队除其本部占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外，其防疫给水部还占据了原设在广州北郊江村的国民党第四路军野战医院和军医学校旧址，同时驻扎在这里的还有师团司令部步兵第108连队本部、师团通信队等。波字第8604部队防疫给水部占用了原细菌学和解剖学教室，并匆忙地筹建作业室。这支部队在广州北郊江村驻扎长达3年，主要从事防疫(侦察水源，收集疫情情报)病源检验、验水、消毒检诊、净水等作业，直接为日本军队和日人啤酒工厂服务(见《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编，沙东迅、易雪颜译，未刊稿)。此处的主要建筑物还在，现由广州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医院等单位使用。

　　波字第8604部队的罪恶活动

　　位于南石头的广州难民收容所实际是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的细菌武器实验所。(见附图二)广州难民收容所前身是广州惩戒场，建于1912年6月，是利用河南南石头西边珠江白鹅潭畔的旧镇南炮台旧址改建为惩罚罪犯之用，面积47亩多(约31000平方米)。场分内外两部，外场西通河岸，筑码头以泊轮船。利用其原有之深壕厚壁，又于场外四周，开辟巡逻路线，铺水泥路面，共长1000余尺。犯房全部用井字形，当中为运动场(或称地堂)，东西南北建四楼，楼上楼下两层，各房建在楼之四翼，又成十字形，中隔铁闸，以便管理。计四楼上下统建犯房304间，除暗室不计外，可共容千人左右。内有作业工厂6座，建于犯房四角及两旁，组织犯人参加劳动生产。1941年4月在其北边设立粤海港检疫所。所长是日本人岛义雄(曾任台湾总督府医院院长，为5级医官)。细菌专家医官岩濑祜一(前台湾卫生技师、8级医官)，还有中国和日本医官、技术官、兽医官、检察官、事务官、雇员、汽车夫等总共78人，其中日本人12人。

　　据丸山茂揭露和笔者调查，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在该处进行细菌战。

　　1、用活人作细菌武器实验。 据丸山茂揭露，该部“使用细菌的增菌对被感染者作大便检验、凝聚试验、糖分解试验等”。顺德市一位梁先生揭露：“海港检疫所每天晚上7时后，派出很多日军拿着吸蚊器到附近村庄吸蚊虫，入到村民房中蚊帐内吸蚊，顺便调戏妇女。将吸到的蚊虫放入玻璃瓶内，带回检疫所，将捉来的青年人喂蚊作试验。棣园村的一个青年范茂，被咬得满身蚊口，逃走后又被日军捉回。日军又将他灌水，之后用一块床板放在他的肚上，两个日军踩上去把水踩出来，连续多次，日军以为他已死，即收队回去。经过几个小时之后，范茂没有死，爬回到棣园村，后来变成黄泡仔，不久死去了。鸡春岗村一个结婚不久的青年李日被日军捉去喂蚊，被咬得全身蚊口，后又送去人场(在现广州造纸厂内)，将他阴部割去一条筋，后来他变成跛仔。当地人经常听到难民所传出的惨叫声。”

　　据世居南石头村农民吴伟泰揭露：“日军占领广州后，惩教场改为难民收容所。日军侵占广州后第四年(1942年)，亲眼见到日军在稻田中用纱布袋捞孑孓，又捉人喂蚊子，然后抽蚊血来做试验。我姐夫被日军捉入检疫所喂蚊，后得病，三几年后病死。当时南石头村死人不少。”

　　南石西居民肖永光揭露说：“我弟弟肖树1942年被日军拉入检疫所，关了两个晚上喂蚊(即强迫让蚊子咬)，头都肿了，后来在医院医了很久才好。”

　　南石西居民梁檬揭露：“那时每天早上6时左右，就有二三个日本人随便进入村民的房里，用手轻轻地拨开蚊帐，将一只只吸饱人血的蚊子捉入他们带来的小玻璃瓶内带走。还有强迫村民从耳朵取人血和打针抽血做试验。”

　　2、用细菌屠杀香港和广州的难民。 前引丸山茂所揭露：军方曾命令“南水部”(按：即波字第8604部队)用细菌杀死在广州难民收容所的香港和广州的难民。的场守喜曾接受部队长口头命令，在收容所内的四个水井内和难民饮用的汤水中投放伤寒菌和副伤寒菌之后，不断出现死亡者。死者就地埋葬。对此笔者曾找过耳闻目睹的当地居民和逃出难民所的难民多人调查，他们所提供的情况是怵目惊心的。

　　曾入过难民所几年的难民冯奇(当时叫冯庆章)揭露：“1942年春夏间，香港沦陷后，有大批香港难民一船一船运到南石头收容所，约三四千人之多，日本人强迫难民打防疫针，打后很多人发高烧、抽筋……不几天便倒地不起，死了的或快断气的都丢下了化骨池。”后来冯奇也得了伤寒病，幸得村民相救，抬去红十字会医院救治，才免一死。

　　曾当过难民的肖铮揭露：“当时难民所每日死40-50人。所内有两个并排一起的化骨池，每个约20平方米，高约4米，把尸体放进去，用石灰、药水化尸，但尸臭味很浓，后来把它封了，把尸体运出去，在附近山岗上埋葬，有的埋得不深，被野狗咬出手、脚。那里流出的水是黑色的。”

　　据当时曾从香港乘大轮船到南石头河面被截留船上，而后设法逃出的香港难民何琼菊及其长子冯芳标揭露：日军侵占香港后，1942年初(春节前)她们一家4口乘船从香港回广州，船抵广州南石头后，被日军拦住不准上岸，说要检查瘟疫，验大便。如认为有问题，就拉入检疫所传染病室。船上原来有难民480多人，到她们先后设法逃离时只剩下40余人。那些进了传染病室的，听说都死了。

　　当时的目击者黄有揭露：“1942年初(天气很冻)有许多香港难民坐船返广州，先在检疫所检验，结果将大部分难民收入难民收容所，不久许多难民病死了。”

　　据附近村民吴伟泰、梁檬、范有生、何金、黄有、钟瑞荣等目睹：当时有6名左右的抬尸人每天从难民所运出尸体和一些未死的人到附近的南箕路邓岗埋葬。建国后，此处建房时曾挖出许多遗骨。

　　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编写的《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中曾记载：“广州霍乱(注)流行时候，最棘手的是处理尸体……所以选择在河南南边6公里，远离居民的地方进行土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越来越窄小，与此同时，人手和搬运车辆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改为火葬，再考虑到火葬用的燃料(汽油、木柴)也不容易到手，最后决定实施‘E式尸体处理法’，即是用水泥造一个占地2.5平方米(按：这个数字有误，可能应为25平方米)，高约3米余的无底四角梯形池，从上面投入尸体，让其自然腐烂。这样的建筑物造了两个，堆放了50-60具尸体，过了一段时间，首先使该处的尸体开始腐烂，水份渗透到地下或者蒸发后，再堆放50-60具尸体，这样子交替进行，到最后尸体收放完毕，才封闭上部投入口……然而，由于顺风，附近的村庄经常闻到难以忍受的恶臭，人们十分厌恶，于是，不能再用此法，必须考虑别的方法。”

　　上述日本军方组织编写的书，除难民死亡原因、难民数字缩小等之外，其他基本情况与日人丸山茂和中国知情人所谈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注：1942年8月，伪广东省卫生处专门编印了《广州市流行时疫症状及预防法》“卷首语”称：“伤寒、赤痢与流行性感冒、登革热病等，为本市最近流行之病症。”没有提到霍乱。同年10月，伪广东省卫生处发出公函指出：“查市内迩来发生肠热、痢症颇多。”这种情况正好与丸山茂所揭露的1942年2月-5月，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长佐藤俊二下令用伤寒菌、副伤寒菌杀害大批难民相吻合。又从当时他们所处理尸体的手法，以及当时目击者提供的情况，时间大体也是在1942年左右，可说明1942年广州主要流行的是伤寒而不是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