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发射毒气弹
无辜的毒气受害者
毒气试验场
日本关东军毒气弹
本报特约记者张根祥
“毒魔”犯下的罪行
渡边国义原是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炊事班长,不过在1944年后的毒气训练中曾担任过助手。他供述了关东军化学部搞毒气活体实验的一些情况,主要方式有撒播实验、活人实验等。
撒播实验,有的是通过演习方式进行,有的直接撒播在东北的村庄、道路、河川等,以观察效果。这种化学战实验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广泛的地区进行。以下参见《细菌战与毒气战》。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在伪兴安北省海拉尔日军飞机场以北两公里草原及村庄道路上秘密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一周的黄剂(糜烂性持久毒气),结果有6名中国农民通过放毒地区时,由于身体中毒腐蚀而死,50人手脚溃烂。
1940年7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于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以东4公里通向中国人村庄的道路和草地上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一周的糜烂性持久毒气,结果有5名中国农民通过散毒地区时中毒后身体受腐蚀而惨死,另有25名中国男女农民的手脚被毒气伤害。1941年11月,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富拉尔基的实弹训练中,导致地头的农民80人中毒。1944年8月中旬,还是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同样的试验,毒死4名中国人,20人受到毒气腐蚀致残。
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1942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1943年1月,1943年9月中旬,在伪兴安东省扎兰屯周围西南、东南山地,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先后4次试验糜烂性毒气及喷嚏型毒气效力,共毒死10名中国农民,140名中国百姓手脚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伤害。
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伪兴安东省碾子山以东3公里山地施放了糜烂性持久型毒气,导致当地农民3人死亡,50人手脚受到腐蚀。
“516”毒气部队所进行的这些试验绝大部分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的受害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中的毒,更不知道如何治疗。试验后,日军通过秘密跟踪调查,掌握实验效果。因此,时至今日,除日俘、战犯的供认外,在许多受害者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揭露日本侵略者施毒杀戮我同胞罪恶行径的证人已很难寻找。
在用各类毒气进行试验的同时,“516”毒气部队还伙同731细菌部队进行毒气的活体试验。平均每天有4~5名中国人、苏联人或蒙古人被当作试验品活活折磨死,这种活体试验至少进行过50多次。
草原上的毒气实验场
在《满洲草原上的恐怖的化学战》等日本关东军士兵的一些回忆录中,提到了二战期间日军在内蒙古进行毒气实验一事,根据其行军描述,可推断该实验场在以海拉尔为中心的50公里半径区域内。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发现巴彦汗毒气实验场遗迹。日军当年构筑的工事主要有堑壕、交通壕、汽车和坦克掩蔽部、单兵坑、指挥所、大小牲畜及小动物坑等20余种。当年侵华日军用于生化武器实验的工事掩体的遗址和足迹有数百处,占地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可以肯定,这一实验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二战中最大的毒气实验场。
日本关东军在此设立生化武器实验场,一方面因为日军当时一直把苏联作为进攻对象,而呼伦贝尔地区的气候、地貌等重要自然条件与苏联相似,在此实验有实战效果。另一方面,此地是游牧场所,地广人稀,便于保密。
关东军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化学战实验和演习,而且还将化学武器应用到了实战当中。1939年7月,在诺门罕战争中,日军第23师团曾在海拉尔兵站兵工厂秘密运送4发甲号毒气弹(每发500公斤),供给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海拉尔日军第一医院曾对死亡的苏军军官进行过检验,结果是因毒气弹中毒。这表明,日军在诺门罕战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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