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宜昌进行毒气战
来源：荆楚网   2019-05-21 11:51:19

　　1940年6月至1945年8月，宜昌城被日军占领。其间，敌我双方的攻防十分激烈，1941年10月的宜昌反攻战中，中国军队一度攻入宜昌城区，即将直捣日军第十三师团长司令部。紧急时刻，垂死挣扎的日军丧心病狂地投射了大量的毒气武器，中国军队被迫撤出战场。此役后，损失惨重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市中心修建了存放战死日军骨灰的“忠灵塔”，靠施放毒气救命的中将师团长内山英太郎题写了塔碑。抗战胜利后该塔被捣毁，残碑存宜昌市档案馆。馆藏日军战后回忆录《辽远的战场——日军231联队史》(日文、1974年)中有“忠灵塔”的位置示意图和照片。以上书证和物证共同揭开了侵华日军在宜昌发动抗战史上最严重毒气战的罪恶。

　　盘踞宜昌日军配备毒气武装

　　1940年6月12日，宜昌城区沦陷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建第六战区司令部于宜昌三斗坪，不久迁往恩施，司令长官陈诚赋予该战区“拱卫行都”重庆和“收复失地”的任务。由于宜昌是保卫重庆的屏障，始终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为突破这道防线，在宜昌集结了15000人以上的军队，并将日军新编第四化学联队第十一大队进驻宜昌，设立了毒气武器装配厂，备集了糜烂性、窒息性毒剂弹药。

　　日军的毒化武器多种多样，一般是催泪性的苯氯乙酮，呕吐性的联苯氯化胂，糜烂性的芥子气和路易氏气，还有窒息性的光气、氯化基吡啶和氰酸气。窒息毒气被称为“红色”毒气，糜烂性毒气被称为“黄色”毒气。由炮兵发射或飞机投掷的称为“红色弹”和“黄色弹”，用投掷器或掷弹筒发射的称为“红色筒”，直接洒播芥子气原液则称为“黄色剂”。

　　据一个叫佐佐木治的日本侵华军人在其忏悔谢罪文章中讲述，“1938年入伍来华，自1940年5月起，作为化学武器小队长被分配在第三十九师团233联队某大队，参加了对宜昌的侵略作战。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组建专门使用毒气武器的小队，名曰‘化学武器小队’，配属在各步兵大队里，每个小队携带毒气弹有红炮筒中型25根、小型40根、发烟筒30根”。

　　宜昌反攻战中日军大量使用毒气

　　日军在盘踞宜昌期间，为试验毒化武器的效果和不择手段地争取战斗的胜利，多次非法使用毒化武器，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1941年日军从湖北、江西纠集12万兵力和舰艇百余艘、飞机百余架，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驻宜昌的第十三师团被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约5000人参战。为牵制进犯长沙之敌，蒋介石命令陈诚指挥第二十六集团军和江防军攻击汉宜、荆当各路之敌，相继收复宜昌。自9月28日反攻之战打响至10月6日，面对15个师兵力的强大攻势，驻宜昌的日军已危在旦夕。日军第十三师团顽固据守，在大量伤亡的情况下，将后勤、医护等非战斗人员派往东山战斗前沿进行抵抗，并使用毒气，但无转机。7日夜间，位于桃花岭原日本领事馆的日军第十三师团长司令部处于绝望之中，一方面烧毁军旗和文件，摆设自杀器皿以供师团长及其以下幕僚和各部队长集体自杀，做好“玉碎”准备;一方面紧急用密码向驻汉口的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发出请求空军支援的呼救及诀别信。远藤是空军中将，是负责轰炸重庆的指挥官。中将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在诀别信末尾加上一句：“皇军官兵最后尽了军人本分，在高呼大元帅陛下万岁中死去。”接到电报的远藤，携带一挺重机枪乘坐一架轻型轰炸机赶到宜昌，与内山英太郎在他的师团部会面。在会谈中，内山声泪俱下，说：“已经下定决心，连医院的患者也派到战线去了，司令部内人员也不断出现伤亡，士气影响甚大。但愿在机场没能使用的期间内即使是1个分队的兵力也可，希能给予空运。”远藤三郎马上乘飞机飞往荆门机场，找39师团长澄田赉四郎搬兵。

　　为作垂死挣扎，日军决心再次大规模使用毒化武器孤注一掷。8日，中国军队的主力第二军(军长李延年)第九师(师长张金廷)率部从东山突入宜昌城区，最前沿距桃花岭的内山司令部只有千余米，就在即将破城的时刻，日军援兵在飞机的掩护下赶到。飞机联合地面的日军，丧心病狂地投掷、洒播和发射了大量的毒气炸弹、芥子气原液和毒气炮弹，中国军队猝不及防、死伤惨重。而此时，天降大雨，又得到消息说，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从宜昌增援的日军正在回撤，中国军队功亏一篑，被迫撤出战场，退回原驻防线。经此一役，双方又进入了战略僵持，直至1943年5月石牌保卫战打响，宜昌再无大的战事。1946年内山作为战犯被关押，1949年被判40年徒刑，1958年4月假释出狱。

　　美国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对日军在宜昌发动的毒气战十分关注。据美国1941年3月调查“宜昌战役”中日军使用毒气事件的报告所称：“在1941年10月8日至10日的宜昌攻防战中，日军长时间地向中国军队投射大量的毒气弹，根据作战后的调查，日军使用了芥子气和氰化气体的事实一目了然。另外还有使用路易氏毒气的证据。据报告，中国军队受害严重，受毒气损伤者达到1600人，其中600人死亡”。

　　侵华日军对此次毒气战也有自供。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1942年编纂的《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对宜昌战役的“战斗经过概要”表述为，“蒋介石获悉我军作战期间在宜昌地区的警备兵力明显减少，并严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夺回宜昌，于是发射约1000发黄色弹、1500发红色弹，不仅挫败了敌军的进攻企图，而且在综合了密探的报告以及其他情报后，得知毒气的效果颇佳”。据史料记载，此次日军在“长沙会战”的宜昌战役中，使用了大量的生化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发动的最严重的一次毒气战。

　　建“忠灵塔”暴露施放毒气罪行

　　此次宜昌攻防战，日军第十三师团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中国军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也给侵略者极大震慑。据前面提到的佐佐木治的撰文，他还详述了宜昌作战期间，一次在他指挥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射毒气弹的经过。他写道：“那里有二十几个抗日战士被毒气熏窒息了，口吐鲜血，流出鼻涕，有的处于半死状态，用湿布捂着嘴和鼻子，尽管身上负了几处伤，但斗志昂扬，紧握手中枪”。

　　日军靠毒气战死里逃生完全控制占领宜昌城后，为“祭奠”战死者、提升士气和恐吓宜昌人民，将今解放路、光前街、陶珠路、浙江路一带夷为平地，建起了广场，这里成了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训练场、骑马场和体育场。在广场中央，日军强迫中国苦力建起一座规模庞大的所谓“忠灵塔”，塔碑上的“忠灵塔”三个字，由靠施放毒气保命的日军中将师团长内山英太郎题写。据史料记载，该塔高20米，方形基座边长10米，规模之大，在当时中国同类城市中极为少见，也从侧面印证了日军在宜昌反攻战中伤亡之惨重。此次及后来战死的日军官兵骨灰都暂存这里，举行“祭拜”仪式后，再分批运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在宜昌雾渡河召开会议，决定在黄花场、雾渡河等地建抗战烈士殉难纪念设施，可见此次宜昌反攻战的空前激烈和巨大牺牲。

　　这是一座暴露日军施放毒气罪行的塔，是一座印证日军耻辱失败的塔，是一座见证日军侵略宜昌历史的塔，是一座集众多民愤于一身的塔。抗战胜利后，愤怒无比的宜昌人民将“忠灵塔”合力捣毁，将侵略者的残渣挫骨扬灰，刻有“忠灵塔”三个字的塔碑遂流落民间。

　　斩掉“忠”字残碑控诉日军罪行

　　回顾历史，搜寻档案，日军在宜昌发动抗战史上最严重毒气战的罪恶铁证不断清晰。

　　宜昌市档案馆馆藏的《辽远的战场——日军231联队史》是一名日本退伍老兵来宜昌祭奠殒命异乡的“战友”时赠送的。此人叫小林一夫，是日本广岛日中友好促进会会员，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随着一批批、前后200多人的当年侵华日军退伍兵一起来宜，将该书送给了接待他的市领导，市领导先是转交到市外办，随后又指示转交给市档案馆保存。该书是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39师团231联队原队长梶浦银次郎(日本投降前任宜昌地区警备司令官，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编著的，书中一幅日军绘制的《宜昌市街地略图》清晰标注了“忠灵塔”广场所处位置，并配有照片。

　　根据地图所示，广场的位置基本可以确定在解放路与陶珠路交会处，原市图书馆附近，但碑塔的实物遗迹抗战胜利后一直没有发现。直到2002年，退休后的原宜昌市档案馆馆长孙维玉，在宜昌长航油轮公司退休员工陈忠孝的帮助下，在即将拆迁的商业步行街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被用来覆盖下水道、做煤饼的“忠灵塔”下半截残碑，原来这一重要罪证在这里被千人踩万人踏50多年了。残碑为青石材质，断为两截，但阴刻的“灵塔”两个字十分清晰，“内山英太郎”字迹可辨，残碑周边还留有镶嵌在塔上的水泥痕迹。残碑被及时运至市档案馆保存，后来市档案馆在媒体上征集塔碑的上半部分，没有征集到。现在这半块斩掉“忠”字的无头残碑，在市档案馆常年展出，看上去颇为解恨，虽不完整也足以控诉日军的罪恶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日本本来是1899年、1907年两个《海牙国际公约》的签字国之一。公约明确订立了禁止使用毒气的宣言，规定了禁止使用施放毒药和毒液武器的事项。更令人不齿的是，在1930年和1932年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日本政府代表还煞有介事地主张和强调把催泪性气体(指各国防暴警察所使用的)也应作为毒气予以禁止。然而，日本公然违背了国际公约，在“宜昌反攻战”中大量使用毒化武器，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财产损失无法估量，且留下无穷后患。

　　不仅如此，日军在侵占宜昌期间，还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频繁使用毒化武器。据史料记载，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日军攻入到鄂西山区，欲攻下三峡要塞，经过中国军队强有力的反击而败退，退至长阳磨市东南地区的日军为了突破中国军队的重围，6月7日便使用了毒气。是年11月在“常德会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22日发表声明：“敌军此次向我鄂西长江南岸发动攻势，又大规模使用毒气。9日在枝江县西南腊树垭施放大量毒气，21日敌向五峰仁和坪附近反扑，施放毒气，死伤很多。在仁和坪地区一月余的攻防战中，竟使用毒气进攻达7次之多”。《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也记载，“在市区伍家岗，施放毒气，毒死居民无数”。“在进攻宜昌河西大桥边小铃口地区时，曾放毒菌，致今年春季农民仍普遍患冷热病、天花、鼠疫病等”，凡此种种，罄竹难书!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上惨无人道、狡诈恶毒，毫无信义良知可言。他们明知中国无力用毒化武器反击，就敢肆意妄为，而对拥有毒化武器的美国、苏联、英国等强国，就不敢使用，害怕报复。日军明明在中国使用了毒化武器，却遮遮掩掩，极力在国际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美国对日本在宜昌使用毒化武器大肆宣扬、揪住不放，一方面为中国伸张道义，另一方面却也担心日本将来会对美国使用毒化武器。因为，美日开战已不远，宜昌反攻战结束一个多月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