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4年3月投考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六分校的,尽管文化测试第一名,但因身高不够未能报上名,便被安置到六分校练习营当兵;6月入军预班二期一队受入伍生训练;9月随六分校撤到桂西南;1945年初到大榕山区囤兵训练;4月升入该校二十期通讯兵队继续学习。抗战胜利后,各分校撤消合并为成都本校,我又于1946年初重新考入该校二十一期就读。
我投笔从戎时虽正值抗战如火如荼,但因忙于军训及行军转移,故很少有作战机会,不过,1944年8月到11月期间,我也随队为抗战做了三件事。
1944年8月,日军攻占湖南衡阳,重兵南侵广西,而湘桂边境的龙虎关是军事要塞,且囤集存放有军粮300万公斤,故六分校奉命前往龙虎关构筑防御工事,时间紧、任务重,我和同学们天天挖“山”不止,手都打起了血泡,换班时,常常累得倒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为免军粮落入敌手,8月底,美军飞机轰炸龙虎关,将所囤军粮全部炸毁。不久,日军第十一军第三和第三十七师团由道县进击龙虎关,意图突破关隘南下,与由南部入侵的日军夹击桂林。为阻击南下之敌,六分校学生军后与日军三十七师团二二七联队激战龙虎关龙头岭,由于汉奸带路迂回攻击,学生军不敌而被迫撤退。
同年9月,六分校撤出桂林向柳州方向转移,我队奉命押送学校的军需物资由桂林至柳州。因战事吃紧,我们搭上了我这辈子坐过的速度最慢、结构最奇特的三层火车(即闷罐车里装满物资,车顶上挤坐着难民,车底下搭着的木板上也横躺着煎鱼也似的难民),三百多公里路程,竟走了半个多月!斯时正值“秋老虎”肆虐,闷罐车外骄阳似火,闷罐车里热气熏人,未几,我们全身都长满痱子,痒痛难忍。而更有甚者的是,一路上,我们既要防日机轰炸,又要防日军偷袭,还要防汉奸捣乱,同时,还得应付列车骤停时所引起的混乱……尽管路途艰险,但我和同学们百倍警惕、昼夜守护列车,须臾不敢懈怠,最后终于完成任务,安全抵达目的地。
10月的一次行军途中,我队担任后卫。那日,天刚蒙蒙亮,经过一夜的长途跋涉,我们抵达河池长老山村。正欲休憩片刻,断后的哨兵突然发现日军火力搜索队有三、四十人尾追而至。“狭路相逢勇者胜”,在队长的指挥下,我们第一时间抢占处于有利位置的山头,居高临下、先敌开火:那一刻,步枪、机枪乱弹齐发,手雷、手榴弹爆炸声声,直打得毫无防备的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晕头转向,还以为碰上了我军的主力部队。尽管敌人拼命抵抗,但由于我队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敌寡我众)的优势,故与我对峙三个多小时之后,受挫的敌人逃之夭夭。这场不期而至的阻击战结束后,我队清点人员,竟毫发无损。
我的抗战三事,比起为国捐躯的前辈和同学,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它却在我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我由是懂得了什么叫做“黄埔精神”。这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牢记这种精神,凭着这种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服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为反“独”促统竭尽绵薄之力,担任重庆黄埔军校同学会北碚联络组组长,得到上级的好评和同学的赞许。“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2006年6月,耄耋之年的我有幸被评为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先进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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