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前身是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三团,地址在江西省赣南于都县郊。我们江苏去的同学男女共三十人(女生十人)。1939年2月由淮阴出发,4月初到达学校,同年10月毕业,我们这期便是第十六期。
全校共有学员三千人,女生三个中队,编入第六大队,队长唐可锋,当时称政治总队。分校副校长由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兼任,实际负责全校政、教工作是教育长唐冠英。校部设政治部、教务、军训、军需及总教官等处,并有医务所。课程分政治、军事两类。政治科目有总理遗教、 总裁言论、 日文、 医护常识,军事科目有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会、战略战术、武器剖析等。另外有体育、音乐课每周各一节。
入校后,前三个月为预备期。除课堂教学外,操场教练与野外演习并重,但基本步法的操练更为重要,每天早、晚集合,常常增加步伐操练。进入正式期后,增加持枪操练。但枪支不多,每中队只有四十余支步枪,各区队轮流使用。
军校生活是紧张而严肃的,每天从清晨五时起床至晚九时就寝前,都在紧张而有秩序的学习操练之中。只有课间十分钟的休息及一小时午睡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起初大家不习惯,个别身体素质较差的同学甚至病倒了,但仍然坚持出操、打野外,最终胜利完成学习任务。真可谓是意志坚如钢,学业结硕果。我们在校学习期间,精神生活是充实的,但物质条件很差。没有课堂,晴天在山林中,每人一只小板凳,一块画板,放在膝上做作业。伙食每天两餐,一菜一汤,小操场是“饭厅”。开饭号一响,跑步到操场,站好队唱新生活运动歌。班长发出“开饭”口令后,端起饭碗,狼吞虎咽,非吃三碗不饱。每天有一个同学下伙房值日,协助进城采购油、盐、菜等。
军校警卫也是学员轮流站岗,每班两人,一个班两小时。白天站岗等于休息,可是站夜岗,那两小时似乎比白天一天还要长似的。这是因为我们营房是山坳里的祠堂,三面是山,正前方是开阔地,后面及左右树林茂盛。到夜间寂静得吓人,偶而从山上滚下几粒石子的响声,都让人不由得紧张起来赶快扳动枪机,喊响口令。毕业之前,我们进行过一次实弹射击,每人三发子弹。至于轻重机枪也曾操练演习,但并未实弹射击,实属憾事。
这年秋天,重庆派陈诚代表校长来校视察。虽然与大家见面仅一两个小时,而事先真把全校师生忙苦了。尤其是我们学员,天天增加步伐操练时间,以准备接受检阅。记得我们中队一个同学,由于过度紧张,当区队长发出“正步走”口令后,她竞左脚左手齐出,姿势十分别扭,惹得大家直发笑,而她自己竟然不知道。区队长几次纠正,她却总换不过步子来,急得直想哭,我们则忍笑忍得肚子疼。这个同学后来还当了班长。接受检阅的前一天晚上十时,全体整装出发,至次日凌晨三时许到达集合点。这里四面环山,山岩呈灰黄色,和我们军服颜色浑成一色,我想即使日机从高空飞过,也不易发现我们,真是一处绝好的屏障。八时整,检阅开始了,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检阅台。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我们自己看了都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这证明我们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女兵了。
这次全校学员大集合,又是长距离行军,是我们入校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回校途中,大家都有同样的感想:我们这些青年,为了救国,离开家乡,告别爹娘,不远千里汇集到这个革命大家庭中来。今天,我们经过艰苦磨练,努力学习,已具备一个战士的基本素质。既感无比自豪、兴奋,又感到保家卫国的重任在肩,更需继续勤奋学习,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
10月底举行毕业典礼。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典礼没有一点铺张,简单而隆重,由教育长唐冠英主持并讲了话,他勉励同学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扬艰苦奋斗、勇敢向前的精神,为抗日救国而奋斗!11月中旬,同学们一批批离开学校,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我们苏北去的这批同学,除一名不愿回江苏外,其余二十九人全部回苏北。临行时,我们的队长孙执礼一直送我们到村口,叮嘱路上要探听情况、注意安全。我们依依不舍地向队长告别。1942年我在苏北军校苏干班时,得知孙队长回部队后,于一次战役中光荣殉职。这消息使我感伤不已,默默地致哀:队长安息吧!
当我们回到苏北时,江苏省政府已退至兴化。这里是苏鲁皖游击总司令部所在地区,陆军第八十九军亦驻附近东台兴化一带。我们被派到军部后,男同学下连队当见习排长,女同学留军政治部搞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不久我调到军校驻江苏干训班女生队任区队附,直至十八期学员毕业。
(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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