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军校追忆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张之泽（台湾）   2020-05-16 16:16:00

　　雄姿英发 震慑军阀

　　1938年秋，我们是第一批到成都的中央军。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由西校场徒步行军到北校场，扎着呢绑腿，穿着马靴或皮鞋，雄赳赳，气昂昂。各队沿途唱着雄壮的军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旗正飘飘，热血滔滔，我现在要出征，枪在我们肩膀，血在我们胸膛……”从西到北，由各级值星官领道，除空军大队在新都受训，共十五队，不知要唱多少军歌，喊多少口号，才到达校本部。听训时要站一个多小时，头戴铜盔(四川人叫铁帽子)，背着背包(包括雨衣、军毯和换洗衣服)，腰扎子弹盒，斜挎水壶和干粮袋，手托中正式步枪。司令台上迎着二番号(崇戎乐)走出来一位穿戎装、戴黑边眼镜、颇白皙的军官，他就是教育长陈继承中将(他是保定军校二期毕业，后来病故于台湾)。周会一般会请党国要人或专家学者演讲，如果没有，教育长就执“校长训词”恭讲五十分钟。

　　我们总队长王甲三少将，每天清晨朝会讲一段三民主义，全体随声朗诵。平日我们所接受的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形势、东亚史地、伦理学、人生哲学、国父思想等，军事学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再加上战术学、交通学、通行学、筑城学、兵器学等，术科有步兵基本教练、射击教练、实弹射击、野外演习，炮兵上炮操，骑兵习马术，工兵习造桥、操舟，通信习无线操作，辎重习车辆驾驶，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严啸虎等人看了，自叹不如，不敢有异动或其他的杂念。

　　训练三年无寒暑

　　我们的养成教育是非常严格的，训练时间长达三年，没有寒暑假，所以一到毕业分发，不论部队、机关还是学校，都非常欢迎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这是因为军校严格培养的人才非常合乎各军事单位的需要。

　　军校除了教育长代表校长主持校务外，最高职务要算教育处长了。教育处长是负责教育的，不论是教官人事考核及教育计划之确定，还是执行考核、学生考试与毕业分发，全是处长的职责。教务处长仅负责教务行政事务，和其他各科系主任的权力是并行的。我们初入校时的教务处长是本校一期毕业的范汉杰将军，但他在校时间很短就外调去部队了，继任的是一期毕业的黄杰将军，他和我们相处的时间很长，常单独和我们谈话。我们的政治部主任是邓文仪将军。我记得有一次行军到龙泉驿，时值隆冬，我们还穿着单衣，晚上两人合盖一床军毯睡觉，地上铺的是稻草，他一见我们这样，禁不住就哭了!他也常到总队部来讲话。我们毕业时每队有三位同学进入“政治研究班”去受训，成为他的干部。

　　校部除各总队外，另设“高等教育班”，以军校毕业或是行伍军官、少校军阶为招募对象，当时的班主任就是淞沪作战的名将孙元良将军;另有“战术研究班”，研究团、师、军级战史和战术，战术班分四班教授，每班十六人，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主任是名教官杜显信将军;还有短期的“校尉官研究班”、“射击训练班”、“政治研究班”、“军需训练班”、“劈刺训练班”(训练白刃作战)。除“高教班”外，均由军官教育队中将主任王禄丰负责。在成都以战术训练为主，所以尔后考取陆大之学员颇多。

　　琐事颇多，值得回忆

　　1.成渝公路的行程。十五期一总队，是中央军最早入川的部队，行军时的武器装备虽然和一般士兵没有两样，但个个年轻，意气昂扬，素质颇高，入学的成员是“大、高中学生”及“社会优秀人士”。由重庆到成都最多三天汽车行程，但我们却徒步走了近一个月，因为我们要做抗日宣传工作，如探访学校，街头演讲，或是以“三人行”的“十字街头剧”出现：一个人扮演日本军官，一人扮抗日青年，另一人化妆少女被日寇欺凌，当抗日青年向倭寇怒吼“放下你的鞭子”时，立即引起一些四川同胞的共鸣……他们对我们这群意气风发的学生军产生了深刻印象。

　　2.参加最隆重的校庆。1939年6月16日是本校第十五周年校庆，也是纪念总理莅校主持第一期学生开训的日子，当时在北校场隆重举行，一时将星云集，冠盖满黄埔，校长蒋公偕夫人、宋蔼龄以及宋庆龄在司令台参加盛典，四川省的政界军界首长及各大学校长均来道贺，可见在当日是不分派别，均能团结抗日，真是和谐相处。

　　3.逃警报与救火。成都警报和京沪地区的不一样，不是说来就来，而是万县先拉“预行警报”，等敌机到了梁山再拉“空袭警报”，临近成都才拉“紧急警报”，军民疏散有一小时的时间。当时我们的营区有北校场、西校场、南校场、皇城坝、草堂寺、二仙庵及新都宝光寺等，估计有一万多人，一听见预警报，就带了火炮、车辆、骡马与装备器材到郊外分区疏散。有几次日机空袭商业区春熙路，受伤民众很多，而且发生火灾，我们得到上级命令，立即携带消防器材救火，并将伤患者送军医院急救，得到民众极高的赞誉。

　　4.趣事多多，无限怀念。当时军校学生很年轻，也很英武，觉得躲警报是一件乐事，可以停止操课，到郊外散心。胆大的同学还趁此机会与同址疏散的女学生搭讪，因此也促成了很多好姻缘。我们初到成都时，学校每月发给五六块法币，相当于五六块银元。当时请女朋友看电影、坐茶馆、吃饭，也花不了一块钱，而且川娃儿很节省，不管是千金小姐或是一般女娃儿，都是身穿阴丹士林布旗袍，足穿布鞋，如对你有意，只需请她在路边吃“担担面”或是红油辛辣的“阳春面”。学飞行的十五期三大队分发到成都，他们吃高空伙食，全身美式装备，薪饷比我们多，又会跳舞，就到华西坝去追女大学生，由于我们这些“下江老”的中央军比川中的大学生要见多识广，所以很容易交朋友。那时你就是在身后追随她们，她们也不觉得你是坏人，有时还会停下来和你说话。她们最喜欢到军校参观，看炮兵炮操及骑兵马术表演，阅兵分列更是她们最喜欢看的课。一到毕业前夕，双双恋人分别时，女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军校生就唯有忍痛离去。我于1940年毕业后留校，所以知道这些故事。

　　后记

　　1945年8月10日晚上，我们在“智育”看电影，片名是“叛舰喋血记”，正为银幕的故事所吸引，忽然幻灯展示“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以为是电影情节，没有在意，只听老板在前台吼叫：“日本投降了!没听到放爆竹?”我们这才欢呼起来!接着，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出去，见到街上已是人山人海，老美用大拇指向军人致敬，连呼顶好!大家不管认识或是不识的，都牵手跳舞。我们一直狂欢到深夜方回到学校宿舍，我还做了一个还乡的美梦!

　　第二晚，我参加了本校胜利大游行，由教育长骑着高头大马，在部队面前领道，后面是庞大的队伍，以及国父和校长蒋公的照片，校军乐队不停吹奏各种军乐，全副武装的学生部队喊着口号、唱着军歌，还有花车游行，那场景真是让人难以忘怀。人生中这种欢欣的日子，实在不太多，值得我们永生铭记!

　　(台湾陆军官校二十二期季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