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队长孙世勋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朱纯   2020-05-20 09:16:23

　　三年的学习生活，他一直与我们朝夕相处，同学们也都很尊敬他。他学识丰富、懂日语，讲课很生动。每次到野外练习，他总是和大家一道长途步行。此外，孙队长对队里的文体活动也很支持。记得有一次吴晓邦到贵阳来演出舞蹈节目，还是孙队长给我们的票。每逢篮球队参加比赛，他总是授意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并鼓励队员们打好球。而对队里每位同学的身体健康，他也很关心，当许多同学突患霍乱时，多亏孙队长及时组织就医和隔离，才使大家幸免于难。

　　1945年11月，我们毕业了。队长细致地做好学生分配工作，尽量让每位同学都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随着独二队的毕业，队长也调动了工作。我原分配于重庆炮兵四十五团，后被征调到铜梁空军入伍生总队担任少尉教练班长。1946年秋，为了去南京考大学，我离开了空军总部，但后来考学未成。孙队长那时在联勤总部担任上校汽油科长，我和庄汉江同学就常到队长办公室或他家里去看望他。看到我没有工作，队长很关心，急着到处帮我找工作。1947年春，经林光汉同学的叔叔帮助，我被派到新成立的联勤干训班工作。我在该班总务处担任了两年科员，直到1948年该班结束。后来，联勤总部撤往台湾，队长知道我不走，曾在分别时和我互道珍重。

　　1949年，我经人介绍在杭州担任了一年记者，年底，考入华东革大俄专(即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期间，我偶然看到一张由某学生群众组织印发的传单上，有“孙世勋”这个名字，其中提到“从台湾回来”等等。我预感这一定是我们的队长，再看看发出传单的群众组织，是属于北京第六中学。我当时记住了这一点，并想在适当的时候去该校了解一下。

　　1989年我到北京出差，抽空到第六中学去了一趟。门房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孙老师已经退休，并给了他的住址。我立即兴奋地前去看望他，可第一次扑了空，队长不在家。第二次去总算找到了，那时他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师生重逢，分外高兴。九十年代再去看他时，他已迁入高层建筑，住房条件大为改善。我去北京次数不多，但每去必前往看望。队长身体比以前更胖了，行动不太方便，但精神很好，思维敏锐，语言流畅、清晰。他常拿出台湾同学的来信和照片给我们看，看得出，他对同学们怀有深厚的感情。平日里，虽体弱多病，他还是经常参加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给在台同学写信，介绍大陆对台政策。进入新世纪后，国外来访的黄埔同学越来越多。2002年，美国旧金山旅美黄埔校友会访问团回国访问，团长是黄埔八期的詹道良，我问他是否知道孙世勋。他说他和孙世勋在军校时是上下铺的室友，友谊极深。这些年，他也一直在寻找孙世勋。我总算把他们两位老人联系上了，詹老还急着给孙老寄去一千美元。第二次詹老来访时，孙队长已先获信息，寄来照片要我转交詹老。

　　多年来，在台湾的学生，只要来大陆，都会到北京去看望孙队长。而每到年底，他就早早地给同学们寄出贺卡。大家都知道，贺卡里包含着师生情谊和他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殷切期望。不幸的是，2002年，我们敬爱的队长孙世勋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收不到他的贺卡和祝福了，但我们会化哀思为力量，继续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民族振兴尽绵薄之力，以告慰队长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