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抗日战争进入非常艰难的岁月,南京失守,军民惨遭日本侵略军的大屠杀,在我的内心深处燃烧着一股报国杀敌的怒火。
1937年9月,我考入南宁军校第九期(后改为十四期)步兵第三队。当时,父亲从乡下赶到南宁,勒令我回乡读到高中毕业。不得已我随父回乡,离开军校。1938年春,黄埔军校四分校十五期七总队招生。这次我又瞒着家庭出走,和中学同学相偕到桂平参加复试。当时复试地点便在四分校十四期甲级班。考试作文题——“知耻近乎勇”。这是多么好的发挥的题目!我一气呵成。
新生入伍后,我们乘船东下,到达德庆。当时的校主任是韩汉英,总队长叫陈家炳(黄埔一期),大队长黄百强,中队长胡浩魂。我被编入一大队二中队,同学们睡的是铁架床,一日三餐,早上吃粥,中晚餐吃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饭前先由一位北方同学苟云森(毕业时是全总队第一名,后到台湾,升至中将兵团司令)教我们讲普通话,然后唱黄埔校歌。学校教育的重点就是要将我们这批入伍年轻人由老百姓转变成军人。我们都从当兵(上等兵待遇)开始,每天出操上课,学习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典、范、令)等。另外,还要学会利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而且,上普通科(英语、数、理、化)。同学中大多数具有高中程度,我自知与别人存有差距,所以下决心向同学学习,向老师请教。当入伍生期满,又实行分科甄别考试,并要每人填志愿表。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填了三个志愿“步兵”。临到分科点名时,学校是按普通科70分以上挑选的,我意外地被点名参加。全总队一千二百多人有半数以上参加特种兵挑选,由队长胡浩魂带队到大操场集中。首先由炮兵队挑选,总队长陈家炳,炮兵大队长邢策为主选人。炮一队选出120人后轮到炮二队选,主考官邢策在我肩上摇摇,胸部拍拍,我被选中了,这是多么一件大喜事!我被编入炮二队二区队六班。炮兵队编组后,我们乘船到郁南原十三期炮兵队的驻地集中,当时区队附是十二期的容定华,他后来升任区队长。从1938年9月到炮兵队起,至1939年12月25日毕业止,容定华始终是教我成材的恩师,永志难忘。
到郁南不久,1938年10月,华南广州战事吃紧,学校西迁,我们乘船到梧州后,部队分为两部分,一些体壮的跟随炮车、马队行进,其他人则跟随步兵队行进。我们经过岑溪、容县、郁林、贵县、武宣、柳州,最后到宜山。校部及工兵队驻宜山,炮兵大队驻德胜,步兵大队驻金城江,炮一队驻在德胜圩东面,炮二队驻德胜圩北面。我们二区队住一间破庙里,地下铺上稻草,人挨人挤着睡,蚊帐都无法挂。庙前有一扇土墙,我们到几里地外买回毛竹,搭起一间一面倒的茅草房,用毛竹搭床架,全班十二人全通铺。我们还利用附近空地建起简易小操场,立起单、双杠,木马,作为健身练操之用。最初无教室,在大树下上课,以后盖起一间大礼堂,还可容纳百多人开会用。每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队长、指导员部署一周的工作和学习进度计划。炮兵学科除了普通科及三民主义之外,还学习建筑学、兵器学、地形学、这些都由专门的教官施教。术科则有炮操、观测、测绘、驭法、马术、通信和旗语,主要由区队长和区队附教导,容定华区队长教观测和测绘,如何运用各种仪器(包括炮对镜、经纬仪、平板仪等),如何目测或手测距离与角度,如何运用三角方程去计算,如何查对数表等等。火炮射击原来是按德式射击法,后来改用苏联顾问建议的利用方格低定位的射击法。在老大哥们的循循善诱下,我逐步成长为队里比较突出的尖子。在临近毕业时全校观摩的一次炮兵实弹射击中,我在连长的指挥下,采用苏式方格低射击法,两发炮弹修正方向、距离后,第三发炮弹就将目标摧毁,博得全场赞誉,受到表彰,这为我以后得到军校保送读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12月25日毕业典礼前,总队长陈家炳多次征求意见,要求我留校任教,但我坚决要求上前线杀敌,分发去西安重炮三团。到重庆后因无汽车可搭,军训部改派我到十八军十八师,历经1940年宜昌保卫战后又到参谋班学习,以后又到了五战区,参加襄樊随枣会战、老河口战役,历任排、连、营长、参谋、科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四十一军一O四师炮兵营长,回归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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