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北九分校受训的岁月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高怀钧   2020-05-21 16:16:37

　　1939年，苏北不少县市和地区沦入敌手。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及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鲁苏皖边区游击队及省属保安团队等控制的地区，仅有东台、盐城、兴化、泰州等九个县城和一些乡、镇。至1941年，形势更为严峻，兴化县城也被日寇侵占，只保有车桥、曹甸、安丰、泾口、小闸、蒋桥、姚河、东西水晶等集镇和村庄，方圆不足百里，四面临敌，战斗频仍。在此险恶环境中，九分校克服种种困难，使最后一期(十八期)学生完成学业，为部队输送素质较好的军政干部，这在当时全国各战区是极为少见的。

　　1939年冬，我就读于王庄第二中学补习团。一天，偶见墙壁上张贴有招生简章。视内容，原来是国民党宿迁县政府受东台军校苏干班委托，代招邳、宿、睢三县知识青年人伍军训。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年龄18—25周岁。我投笔从戎杀敌报国之念油然而生，决心报考。

　　当时宿迁县城已沦陷，县府暂驻宿城北约40公里的马陵山五华顶一座寺庙内，初试地点就在这里。不久，三县有志青年纷纷前来报考，被录取150余名，我是其中之一。几天后，被通知到邵店镇圣寿寺集中，编一个临时中队，由县府一名科长带队，并派出一中队武装人员护送。因沿途要通过敌占区，只得昼宿夜行，派出精干人员打前站，负责刺探敌情，安排食宿。入夜，我们这300多人的队伍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积雪，静悄悄地跋涉前进，所幸未遇到任何干扰。数日后抵达我军防地益林镇。至此，护送人员完成任务，转返复命。次日走水路，坐民船，经过兴化县城，不日到达陆军第八十九军驻地——兰亭。由军部派员用轮船把我们送达东台县城，被房步尧少校(黄埔十期)接收。这时已是旧历除夕了。不久，新生陆续到达，通过复试，于1940年2月1日正式开学，是为十八期。组建一个入伍生团，编四个营，营长分别是孙逊、徐攀凤、房步尧、孟逸京等，都是黄埔八至十期学长。后来，因局势变化，补给困难，又缩编为三个营。还编有一个女生队，队长是黄埔十六期张祖年(女)。

　　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据查同学录，有安徽、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四川、辽宁、云南、陕西、浙江等省籍，皆少数，而以江苏籍居多。起初很多同学互不相识，各操方言，也听不懂。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志愿汇聚在一起，所以非常亲热，迅速熟悉起来。

　　我们的班主任是李守维(黄埔二期)，副主任顾锡九(黄埔四期)，常务副主任先后是单洪培、王康奇、王宗翰。政治部主任沈霞飞，教育科长陆九麟。入伍生团团长韩德考，后是王康奇。副团长先后是黄隆德、程砚农，团主任训育员董世昌。我被编入入伍生团一营三连三排八班。营长孙逊，连长姓朱，训育员忘记姓名了，排长魏盘安，教育班长刘坡。由入伍生中选出一名内务班长。

　　编队后，剃去长发，脱去便衣，换上军装，发一身旧棉军服，一身罩在棉军服上的新的灰色单军服，头戴军帽，腰束皮带，足穿青布鞋袜，下打绑腿，翻领内钉有白领布，显得整齐精神。夏秋季着短裤、自编草鞋。从此，我们便是一名抗日军人了。

　　起初我们驻在城郊西溪泰山寺，不久又移驻城内三昧寺。当时苏北已是孤岛，经费短缺，靠重庆派飞机空投，每感不足。因此办校方针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每餐吃的是一种储存较久、内有稗子的大米，我们叫它“老仓米”。副食是青菜豆腐汤，8人一盆，就地蹲下，时间有限制，5分钟吃完，听到哨音迅即起立，清洗碗筷放回原处。睡的是地铺，自己动手用稻草编织成整齐美观的铺沿，军毯折叠成方块，餐具及洗漱用具排列有序。每日值星官带领内务班长检查打分，定期评比。1940年2月至9月，环境尚属安定，教学均按计划进行。有较好的讲堂，偌大的操场，天桥、木马、单杠、双杠、障碍、赛跑等设施应有尽有。操场一侧有大的讲台，升旗、阅兵、讲演、体育竞赛、纪念活动等都在这里举行。总有军乐队奏起悠扬悦耳的音乐。每天驻地、操场往返，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抗战歌曲，嘹亮激昂。早晚点名则唱黄埔校歌。

　　入伍最初3个月，操场制式教练较多，训练极为严格，每个基本动作都要求做到准确、踏实。如“立正”这个动作要领中，要求两腿挺直、小腹收缩、挺胸，两眼睁大向前平视。操练时，排长巡视各班，有时从身后向同学腿部猛踢一脚，以试探双腿是否挺直有力。副团长程砚农(黄埔六期)对此更为重视，常从队列中选出几位同学做示范。器械、拳击、劈刺等教练亦极认真。还举行过5000米赛跑，某同学(不记姓名)得到冠军。他体胖身高，跑起来看似不慌不忙，但越跑越快，把众多对手抛到后面。数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如在眼前。

　　入伍7个月后，奉命分配到淮、阜、盐、宝、兴五县各区、镇组训民众，宣传抗日。两个多月后归队。1941年1月1日，在淮安县泾口镇升入学生队，接受军官教育。我被编入学生总队第一大队一中队二区队。大队长周渠(黄埔十期)，中队长吴履元，训育员邓永训(军校十六期)，一、二、三区队长分别是王宜昌、马绍兴(西安分校十五期)、方旅平。

　　班长皆由学生中选任。在此期间，战斗和野外训练都从单兵到班排连，还有夜间紧急集合、战备行军等，地形与筑城学讲解与实施相结合;课堂上的课程有典范令、夜间教育、野外勤劳、内务规则等，还进行过实弹射击;政治课与军事课一样重要，有总理遗教、政治经济学、列强侵华史、哲学等;文娱方面，定期由女生队和男同学排演话剧节目，宣传抗日，也不时做课外游戏，演奏歌曲，丰富生活。可谓身处险境而不惊，艰苦中有乐趣。通过学习，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坚定苦学军事和抗日报国的意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军校教育期间，东台、盐城、兴化等县城已相继失守，地区日益缩小，局势变得更为严峻，经济十分困窘。我们因此进入游击式的学习生活。打谷场、大树底下便是课堂、训练场。学生以班为单位开伙，轮流磨粉炊煮。1941年春天还闹过粮荒，我们喝了两个多月的稀粥，但并不影响学习情绪，还是争分夺秒地苦练杀敌本领。此时敌我犬牙交错，已难分前方与后方，一面教学，一面还要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敌情。每人发足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也就是这年暮春，一次突遭敌伪军包围，我们全总队师生包括女生队在内，在王康奇主任率领下乘黑夜从敌伪军的鼻子底下钻出去，安全转移到第一一七师防地，聆听刘漫天师长、沈霞飞政治部主任有关对敌斗争策略及政治工作的报告，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磨炼。

　　1941年10月，历时21个月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在泾口镇训练场地进行考核。20日举行毕业典礼。这时我们还身着单衣、短裤，足穿草鞋。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分列式和阅兵式都很出色。毕业时发给每人一本同学录和一枚纪念章。毕业证书当时未领到，1942年夏天才由重庆运来。由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将军召集，并代表校长颁发，然后会餐。

　　我们拿了派令，奔赴所分配的单位，投入血与火的抗日战场。值得一提的是，毕业仅一年，我们十八期二总队就有一批同学在与日寇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其中我所知道的有张莲生、蔡兆林、金仕荣等同学。从资料中了解到的还有十七期巴泽昶、十六期李广本等同学。负伤的有十六期李铁、十八期李金仁同学。因我与李金仁同学共过事，他在车桥战役中被日寇一颗子弹射进前胸，幸未丧命，但弹头嵌在胸骨间而受痛苦折磨，8个月后才在一家医院取出弹头。

　　在校期间，还有一些同学因事故和患病而丧生，如十六期的周广萃和周精良同学、与我同队的程军波同学(沭阳县人)。在那个炮火连天、烽烟弥漫的年代，他们为了救亡图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然而，抗日英雄们的血不会白流，那万恶的日寇终于向我缴械投降。十四年抗战以我国胜利而结束，堪以告慰英烈们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