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夫胡公冕二三事——百岁老人彭猗兰的回忆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网   2020-07-11 15:32:50

　　和张国焘吵架

　　1912年春，公冕经沈钧儒先生介绍，在杭州体育专门学校当教员。后又转到杭州第一师范当教员。在那里，公冕接触到陈望道等人。1921年10月，由沈定一、陈望道介绍，公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为了继续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经组织同意，公冕与汪寿华等10余人前往苏联。

　　后来公冕对我说，在苏联看到两件事对他的一生影响特别大：第一个是当时苏联各地都还没有平定，而且灾荒很严重，粮食供应紧张，很多人活活饿死。可是他看到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各级领导、职员们把自己每一顿饭吃的面包节省下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拿去救济灾民;而且每个星期日还参加劳动生产，所得的报酬，一律上缴去救济群众。第二件事是苏联同志不管自己有多困难，对国外来的代表都毫无例外地热情款待。公冕一行每到一处，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或普通群众，总是拿出最好的东西让外国代表享用，腾出最好的房间让外国代表住。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时值第三国际正在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除中共党员外，还有国民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组织上决定公冕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当时中共总代表是张国焘。张国焘在开会时经常独自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以总代表的身份压制其他成员的意见。这种做法引起其他同志的不满。在一次讨论会上，公冕忍不住站了出来，当着大家的面批评张国焘是“个人英雄主义”。张国焘十分生气，因为他不认识公冕，以为公冕是其他党派的列席人员，就对公冕说：共产党内的事情用不着外人管。公冕大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张国焘也就没有再说什么。这件事让张国焘感到很没面子，却让公冕取得了很多在场同志的支持，会后很多人对公冕说“干得好”。可是不久，瞿秋白同志就召集了党小组会议，批评公冕不应该在有非党员参加的会上感情用事，随便批评张国焘，因为这种做法无疑会打击党的代表在群众中的威信。结果，经党小组会议决定，公冕被剥夺半年的“选举权”。公冕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后来因公冕在工作中表现积极出色，党组织不久便撤销了对公冕的处分)。

　　对于公冕要求到东方学院学习的申请，党组织研究后认为，公冕已经具备相当的革命理论基础，而国内的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公冕应迅速回国参加工作。公冕于1923年春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拒绝陈氏兄弟的劝说

　　1927年至1928年夏，上海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同志们都隐蔽起来，分散居住。公冕住在赫德路正明里，在李一氓、毛一民家里搭伙。我到上海后，在毛一民等同志的撮合下，和公冕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由于经济拮据，连饭都没请大家吃一顿。那时候，敌人盘查得很紧，和组织联系不上，公冕和我的生活也没有着落，结果只得靠借债、典当过日子。公冕先后典当了他心爱的怀表、手表和值钱的衣服。我虽然17岁就到广州参加了革命，打枪、骑马、当指导员、管理起义部队财务样样做得八九不离十，但居家过日子我却是一窍不通。买菜、做饭和日常的家务事，公冕就一个人全都包了。公冕有时在街头看见落难的同志，就把自己弄来的钱分一些给他们。有时候，我们实在没钱了，公冕就到巷子口的香烟店、杂货店那里去借。好在公冕平日和店主们有说有笑，还经常帮助他们写封信、读段报什么的，一般来说，多少都能借到一些。经济虽然拮据，我们的生活却十分美满。由于公冕经常在街上走动，看到他的熟人也不少。后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得知公冕的消息，有几次派人来到正明里，告诉公冕说：只要写封信给蒋介石，不但对公冕的通缉令可以取消，还可以有“职位”。对此公冕总是婉言谢绝。

　　在上海这段日子，公冕虽然忙于生计，但脑子里一直想着如何革命。正在这时候，公冕的家乡来了几位同志找他，谈起当地民间散落着大量枪支，且农民觉悟高，开展革命运动有一定基础，请公冕回家乡去指导。1928年8月初，公冕带我回到了他的家乡。但没过半个月，消息就被敌人知道了。“浙江省府”给永嘉县打来电报说公冕要在当地组织农民暴动，指令逮捕公冕并押送省城。幸而当时永嘉县民政科科长陈福民是公冕的朋友，见到电报后，连夜派人秘密通知公冕。接到报信，公冕和我当夜动身绕道转回到上海。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这次我们躲进租界里。这时候，我已经怀孕了。考虑到我和孩子的安全，公冕决定让我生了孩子后，先将孩子寄养在亲戚家，由于我会广东话和一些英语，他为我联络了南洋的朋友，送我去新加坡教书谋生。我是1929年9月出国的，那天公冕送我到码头，在我就要上船时，突然听有人对我们打招呼。我回头一看，是一位穿着浅色中山装的男士，公冕说他就是陈立夫。公冕问陈立夫来码头做什么，陈立夫说他送朋友去英国。寒暄了一阵，陈立夫对公冕说：“我们对你说过几次了，你只要给他(蒋介石)写封信，问题就解决了。”公冕礼貌地笑了一笑，很坚决地摇了摇头。陈立夫也没继续说什么，向我们告辞后走开了。

　　对胡宗南进行策反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们全家陆续搬回上海。1947年冬，公冕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以后，吴克坚、祁式潜等同志经常到我们家来谈工作。吴克坚向我们转达了周恩来同志的问候，同时给公冕布置任务。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组织和恩来同志考虑到公冕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享有一定的威望，要求公冕立即展开策反工作，策反的主要对象是胡宗南、温州专员叶芳等人。

　　在黄埔建校初期，公冕就与国民党的各方面人士常有工作上的接触，而与黄埔前期军人更是有着师生关系。早在1910年，公冕在孝丰当营教导员时便结识了胡宗南。胡宗南报考黄埔军校一期时是备取生,公冕曾经为他说过话。在东征时，公冕提拔过胡宗南当教导营副营长，公冕负伤时，胡宗南曾经当过公冕的代理营长，后来由于公冕的推荐他当了团长。1932年春，公冕曾要胡宗南的弟弟胡琴轩拿着密信到南京，劝胡宗南起义。听胡琴轩说，胡宗南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这怎么行呢?”因为有过这样一层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公冕在平凉、西安做了很多革命工作，胡宗南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1948年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公冕曾三次去西安策动胡宗南起义，为他提出了三个方案，并提出由公冕请我党派人到他身旁，帮助他指挥各军起义和办理善后等事宜。胡宗南也曾答应考虑，但碍于面子，怕“这样做，会给校长、同学骂死”。尽管如此，他对公冕依然抱着友善的态度，有一次在公冕回上海前，胡宗南给了公冕一封送给汤恩伯的催军饷公函，说如果机场查得紧，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公冕一到上海机场,就被查问，公冕便将文件拿出，才得以安全离开机场。西安的策反工作，公冕总是及时通过上海的吴克坚同志向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其中策反的细节过程，公冕于1949年7月来北京时，写成材料，由叶剑英同志转呈给毛泽东同志。

　　1950年，胡公冕来到北京，任政务院参事(1954年后改称国务院参事)。1979年6月30日，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92岁。

　　（作者：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