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首倾注黄埔情
1994年,唐格森同志刚刚当选吉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之初,他琢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去带动黄埔同学践行党的方针政策,践行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宗旨。由于历史原因,黄埔同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思想上不解放,行动上放不开手脚等问题,既影响了工作开展,又影响了与党之间的感情。唐会长认识到解决这一思想障碍、化解这一情绪是首要问题。他明白黄埔同学有为才有位,他要用黄埔这份事业去唤起同学们的内在热情,鼓舞黄埔同学用执着之心,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于是,他频繁组织同学们学习座谈,提高政治素质,不断调动黄埔同学的积极性,一再鼓励黄埔同学“以一种劲可鼓不可泄,精神振奋要始终如一,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做我们能够做的事、做得了的事。”、“用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黄埔精神去塑造我们的形象”。他多方奔走,发挥自身优势,在统一战线中为黄埔同学鼓与呼。他亲自撰写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理应是统一战线行列中的一员》、《踏着伟人的足迹走》(伟人指孙中山)、《缅怀创建黄埔政治训练的先驱》(先驱指周总理)、《弘扬黄埔精神》等一大批文章,先后发表在省内及国家级报刊上;他与省政协协商,在省政协专委会为黄埔同学安排特邀委员的职位,得到主管部门“考虑到黄埔同学成员的特殊情况,同意在省、市政协给予安排”的答复。这些努力,既调动起黄埔同学的积极性,树立光荣感和自信心,又在很大程度上宣传了黄埔,逐渐受到了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为全省黄埔同学争取和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氛围。后来,省政协等部门举办各种座谈会时,其中都有黄埔同学会的位置。这样既满足了黄埔同学参与的愿望,多了学习交流的机会,也扩大了黄埔同学会对外界的影响。
因为有着这样无限深厚的同窗之情,唐格森十分关注同学们的生活情况,时常牵挂着同学们,1996年冬天,当他得知双阳黄埔同学于献天家中无收入、生活极为困难时,立即嘱咐机关同志与长春市双阳区委统战部和当地民政部门联系,为他解决困难,自己先拿出500元钱寄去。从此,逢年过节,唐格森就拿出200至500元不等寄给于献天。当黄埔同学陈效敏家中发生变故时,唐格森立即寄去500元钱。几年来,唐格森慷慨解囊,先后为10名贫困黄埔同学捐款达10000多元。为了让贫困地区辍学儿童上学,唐格森资助大安市新艾里乡两名贫困儿童,一次拿出1000多元。为了黄埔同学“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他常年为贫困同学订报刊。2003年他自掏腰包500元为20名同学订阅了报刊。
执着奉献 成就斐然
当然,这位亲如手足的学长也有着和普通同学一样的人生曲折,但和所有黄埔同学一样,当面对坎坷时,他选择的是坚韧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唐格森,1930年12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一个贫民家庭,从小在母亲的熏陶下熟读诗书经典,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远大志向。中学毕业后,他投笔从戎考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二十三期步科。1949年11月毕业,进入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留校做文化教员。1956年,唐格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一所大学进入另一所大学,唐格森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浑然忘我,也与汲取知识、传授知识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今后的从教生涯和走上领导岗位积累了丰富的学识财富。
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后,唐格森在教育领域里工作了30多年,从普通教师到进修学校校长,唐格森始终抱着“一个新中国培养的师范大学生,应该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的执着信念,默默地培育芬芳的桃李,孜孜不倦地撰写学术论文和教研文章。1962年9月,唐格森调到吉林省蛟河县,先后在县师范学校和几所中学任教。为了搞好各村级学校的文化普及工作,他曾在大山里被野狼危及生命,也习惯了顶风冒雨渡江夜宿山林,他凭着对党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默默耕耘出一片崭新天地。正当他在教师的平凡岗位上教书育人、努力奉献才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揪斗、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家也被抄了。他写的《“三家村”写作思想漫谈》、《试论田汉戏剧》、《解读夏衍》以及为数不少的剧本(包括电影剧本)、诗歌、散文……均被抄走并成为批斗的“证据”。
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振奋,心情舒畅,1978年9月至1987年3月在蛟河县进修学校工作期间,先后6次被评为吉林市、蛟河县先进工作者。他在蛟河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校长期间,主持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的全面改革,亲自制定并实施学校五年发展规划,带头进行科学研究,先后有19篇学术论文和科研文章获省市级优秀论文奖。1986年该校有13个科研项目获市级优秀项目奖,他本人也获得了科研组织成果奖和教改实验成果奖。1985年9月,他被吉林省政府授予“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勤政为民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989年7月5日,已任省民革副主委的唐格森,被吉林省人民政府任命为省监察厅副厅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省第一位民主党派成员在省政府监察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唐格森在省监察厅副厅长的职位上一干就是6年。在此期间,他以身边的领导同志为师,认真汲取人家的优点长处,鞭策自己前进;另一方面向书本讨教,多方积累,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业务水平。他始终把握一条“我是党在民主党派中举荐出来的,工作中既要当好公仆又要当好诤友,时刻不忘肩上的使命”。他先后分管领导监察厅举报中心和信访、宣教、审理、城市、地方、执法监察室六个处室的工作。他认真领会上级指示精神,统筹作出工作部署和安排,注意调动发挥干部的积极性,一丝不苟地抓好落实,各项工作搞得比较活跃。在加强监督立法“举报”工作中,唐格森认为,现在党政一把手违纪现象增多,比例趋高,主要原因是他们将手中的权力商品化、私有化了,因而堕落成腐败分子,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因此,他建议:一要强化、严格责任追究制。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有些腐败现象不是无迹可寻的,应该追究上级领导责任。二要对党政干部容易产生的独断专行进行监督。有些领导发生的贪污、腐化问题并不是在他所在的最后一个单位,走了许多单位都没被查出来。这也说明了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必要的。三要尽快制定一部《举报法》,以保障举报得到及时应有的重视,并做出有效的调查,及时制定出保证举报人的生命、财产及其他个人利益不受侵害或对被举报人的处罚等条款。唐格森为了进一步大力加强反腐倡廉的宣传力度,他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先后在省级、国家级报刊上发表了《以荣辱与共的责任投入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斗争需要人民群众参与》、《先给乱收费开个处方》、《谨防公款“吃喝玩乐”回潮》、《跳出“衙内”陷阱》、《行贿者也应绳之以法》等大量文章,受到上级监察部门及省监察厅领导的好评和高度重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工作中,他事事亲历亲为,不当“甩手”干部。周末和节假日他常常不休息。1991年9月,厅里筹备全省第二次执法监察研讨会时,他起早贪黑地对各地推荐的29篇文章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连国庆节也没休息。他有时生病也坚持上班,甚至患病住院,也让同志们将材料送去,在病房里听情况、研究工作,未等痊愈就急着出院工作,他这种敬业忘我、甘愿奉献的精神,在全厅干部和党外人士中传为佳话。六年来,监察厅党组始终坚持放手让唐格森独立开展工作,在立案调查、定性处理等重要问题上,充分发挥他的领导、指挥、决策的作用,使其真正有职有权。他主管的举报中心在办案和监察工作中成绩突出,曾连续三年被评为厅先进单位;信访处把“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运用于信访工作,实行目标管理,曾多次受到监察部信访司的肯定,并在全国监察信访工作会议上介绍过经验;1992年宣传处在全国和省内新闻媒体发表稿件300余篇、国家级31篇,受到监察部宣教司的多次表扬;案件审理处的工作向程序化、制度化迈进了一步,受到监察部审理处的充分肯定。1989年至1994年他本人先后阅批信访件6000多份,处理和审理违法违纪案件300多件,没有出现差错和纰漏。由于他坚持原则,时刻不忘肩上的使命,对党忠贞不二的执着,被人们赞誉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参政议政为党分忧
1998年3月,是唐格森终生难忘的日子,他成为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正像李瑞环所说:“人的一生中,像政协委员这样与人民与国家直接相连的机会不多,尤其是本届政协委员跨越两个世纪更为难得。我们要无愧于组织,无愧于时代,在个人和政协史册上写下值得纪念的一页。”在人民大会堂聆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唐格森感到由衷的荣幸,他仔细听、认真记。从此,天更蓝,路更宽,他谋划着省民革和省黄埔的未来,决心强化自身建设,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履行好参政议政职能,与中共同舟共济。
唐格森于1986年12月加入民革,1988年当选省政协常委和省民革副主委,1997年当选省民革主委,1998年当选吉林省第八届政协副主席。他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坚信党的正确领导。自1952年向党提交入党申请,50多年来,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听从党的召唤,组织的安排。1994年5月他被调回省民革作专职副主委,开始在民主党派的舞台上谱写新章。
进入新时期,统一战线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唐格森提出了省民革工作要“议大事、办实事、抓自身”的主张。“议大事”就是发挥民革的主要职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办实事”是指为社会服务;“抓自身”是指民革自身建设问题。根据这一主张,他明确了省民革机关内部各自的职能和“议大事、办实事、抓自身”的关系;调整了各专业委员会,健全了参政党机制,使民革的整体作用得到了发挥;他抓了思想教育和工作作风的改进,提出了“协商、协力、协调”的原则和“爱国家、爱民革、爱本职”的要求,使领导班子和机关的工作作风都有了很大的起色。为提高广大民革成员的素质,他亲自到基层讲课,参与提案的调研和论证,1995年被省政协评为优秀提案的《关于我省招商引资的建议》等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在办实事上,唐格森支持民革成员创办了中山职业学校;他率领机关干部深入大安市新艾里乡建立扶贫点并为其解决了5万元打井资金、8万元校舍维修费用、100万元无息贷款发展养殖项目,提高了扶贫点的“造血”功能。
在民主党派工作中,唐格森经常说:“当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要有一个自控的意识和能力。”唐格森从省监察厅调到省民革任专职副主委时,机关给省民革每名副主委订两份报纸,而在监察厅时则是10份。俗话说:入一家门随一家俗,他从不去破格。信息量不够,他就自费订了4份。1994年他母亲去世,他到呼和浩特市奔丧,往返乘飞机花去近2000元,处长拿来文件说按规定是可以报销的,他决意不报。2000元,在省民革这个经费紧张的单位并不是小事,这样,他觉得心里也坦然些。
“天道酬勤,几分耕耘几分收获。”50多年来,他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每当他走上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就越发刻苦学习,越发深入调查,越发勤奋工作,越发不断进取。如今在黄埔军校同学会担任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担任常务理事的唐格森仍然是那种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工作作风,他那种晨耕夕作,以闲为废,以忙为乐,勤于动笔,笔耕不辍的“好胜精神”依然折射出黄埔军人的光彩。
(作者: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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