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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回忆外公张难先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网   2020-07-15 09:03:53

  在北京东皇城根南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旁,有一排年代悠久的老居民楼,这里住着很多当年在民革中央工作的老职工,林上元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年逾八旬的林老,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民革中央顾问。他的外公是著名辛亥革命元老张难先,与严立三、石瑛并称为“湖北三怪”,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湖北财政厅长、浙江省主席等职;父亲林薰南,国民党中将,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林上元作为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学生,毕业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军队排长、连长、参谋等职。1949 年投奔解放区,先后任民革中央联络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兼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从外公、父亲再到自己,林上元感叹:“我们一家三代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是跟着时代一步步走过来的,能够在各种政治风潮中,每次都找到正确的方向,实为不易。”

  10年不问政治

  林上元一生受外公张难先影响颇深,他说:“外公的廉洁奉公是我最为佩服的。”

  张难先1874 年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儒商,很重视子女教育。少年时期,他聪慧伶俐,入私塾读书。从小,他就具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秉性,曾偷出家中的药物、食品救济患病乞丐,也曾挥拳教训欺辱贫寒学生的富家子弟。“外公从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心和对权势的挑战精神。”林上元说。18 岁那年,张难先奉父命参加科举考试,在考场上,他目睹了同场考生争座位、大肆作弊的不良之风,于是拍案而起,留下一副对联“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懒与俗士论八股文”,携白卷拂袖而去,抛弃了求取功名之路。后来,因父兄去世,家道中落,他饱受饥寒,但仍不改其志,苦读圣贤书,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1904 年,张难先离开家乡奔赴省城武汉。他参与创建了湖北第一个反清民主革命团体“ 科学补习所”,后又参加新军及“日知会”,组织起义事宜。张难先之所以被认为“怪”,主要因他“以守常见恶于世”。林上元举例说:“外公本系辛亥元老,袁世凯窃国,他拍下一张僧装照,以示‘消极’,后来又退还黎元洪送来的秘书聘书,归田求学,10 年不问政治。家里一贫如洗,他就‘以种菜为活’,自己上街卖菜。”192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筹备北伐,友人李济深邀张难先出山,第二年元月,50 岁的张难先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正式步入政坛。

  在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个敬业而博学的军师,经历了武昌起义、反袁、反对军阀、反蒋等斗争后,1925 年当上了广西梧州榷运局(民国初官方所设掌管盐专卖专运的机构)局长,从此正式开始了政治生涯,辗转祖国各地,曾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林上元告诉记者:“外公在民国屡任要职,结交权贵,却无官僚习气。他曾被称为‘张青天’”。1928年,张难先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当时桂系统治湖北,汉口征收局局长白崇墨系白崇禧胞弟,武穴征收局局长为李宗仁之嫡表,均倚仗权贵,不理局务,坐拿干薪,张难先将他们一一免职。“外公铁骨铮铮,一身正气,常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

  1930 年12 月初,张难先在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当部长时,蒋介石选任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他当然十分重视,久闻外公廉洁,所以委任他担任此要职。”张难先知道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张人杰留下的烂摊子,他先后5 次推辞都未获批准,无奈只得赴浙江上任。

  上任那天,浙江省高级官员和地方绅士都在杭州火车站列队恭候,左等右等却不见张难先。“谁知外公穿着布衣和布鞋,带着简单行李,坐三等座列车已经到了杭州。他下车后自己叫了辆人力车,直奔省政府,向门卫说明身份后就走进了办公室,在车站迎候的人都扑了个空。”新任主席轻车简从来履新,使省府上下的人大吃一惊,不良风气由此开始改变。

  林上元说,外公任省主席期间,一直住普通民宅。当时,省政府办事人员按照前省主席的先例,将张难先的官邸安排在西湖边的澄庐。那是清朝大官僚盛宣怀的别墅, 本来极其豪奢,为了张难先入住,他们又花重金装饰一新。张难先看后心感不安,觉得国步艰难之时,不能如此享受,何况又是出于贪官盛宣怀之手,更不可安居。第二天,他就另找房子,搬到城头巷子里的普通民居中。

  拒收蒋介石“特别费”

  林上元坦言,外公的大胆直言,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蒋介石。

  “在人事制度上,外公选贤任能,不徇私情。”林上元说,1931 年初,蒋介石来电,要他任命蒋伯诚为浙江省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张难先经过调查,认为其中一人可用,而另一人假借蒋介石关系在当地飞扬跋扈,不可用。于是,张难先不管蒋介石几次来电坚持,都严词拒绝。他在浙江任职期间大胆裁员,引发了一些所谓“皇亲国戚”的不满,他们向蒋介石告状说:“张难先私邸豪华,小老婆若干……”蒋介石闻讯后,携夫人宋美龄悄然抵杭查访。

  “蒋介石去后,没有去外公的办公地,而是直奔他的住所,还提出要见我的外祖母。”林上元说,“他一看外公住着普通民房,而我的外祖母正扎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便明白这是诬告,第二天还专门请外公夫妻俩以及我母亲去家里吃饭。”

  其实,此次突然巡查还有一个缘由,张难先此前也令宋美龄非常难堪。宋美龄曾带老母亲去杭州游玩,蒋介石事先已通知张难先接待,但接到电话后,张难先非但没有去车站迎接,反而跑到富阳县“检查工作”去了。宋美龄无奈,只得自己带着宋老夫人游玩,临走时将所有花费让后勤处长转交张难先报销。张难先压着迟迟不给钱。不久,当蒋介石来浙江巡查,在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大家要节约开支,像今天欢迎我的仪式就太隆重了……”谁知张难先接过此话,立即拿出一大包单据摆在蒋介石面前,提高声音说:“蒋主席有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这是半个月前夫人来浙的花销,共计13780元,您看怎么处理?本省实在无能为力。”在众目睽睽之下,蒋介石只得铁青着脸说:“谁开支,谁负责!”

  林上元说:“外公还有个特点,他从不拿政府发的‘办公费’,他任铨叙部长和浙江省主席期间,工资800 元,另外国民党还给1000 元的‘办公费’,比工资还高,相当于岗位津贴。外公从来不领。” 后来,张难先回到湖北,准备辞去政府职务,蒋介石为了拉拢他,送上“特别费”3000 元,张难先马上予以退还,说已在汉口总部领了旅费,此处没有什么特别开销。张难先的一位老友见状提醒他:“蒋送的钱是不兴退的,你不接受,我看不大好。”张难先笑问:“不接受他的钱,难道还要砍头吗?”“砍头当然不会的。”张难先大笑说:“既不会砍头,那就请放心吧!”

  上世纪40年代,张难先家庭照。前排坐者由右至左:林上元母亲张泳穆、张难先、林上元舅父张澈生。第二排:左为林上元长子林际昌、右为次子林际平。后排左五为林上元

  令宋美龄垂泪

  自从蒋介石在会场被当众羞辱,回到南京后,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训斥了宋美龄。宋美龄决定治一治张难先。她找了当地很多人调查张难先的资产,但得到的情况都是“此人无别墅,更无钱财,自己的工资也都救济当地穷人了”。

  宋美龄不甘心,又令人在省府内部暗中查访,还是无果。《湖南档案》史料曾记载了一段关于宋美龄与张难先的故事。宋美龄最后索性自己去探个究竟,她没带随从,也没打招呼,闯进张难先的家,在一栋陈旧的破房子中,看见一位老妇正坐在窗边纳鞋底。宋美龄看她50 岁左右的年纪,一套粗布衣服,粗糙的双手看来是经常劳作。张难先看到宋美龄拜访,明白了来意,见宋美龄话中有话,冷嘲热讽,心里更是一肚子火。他索性起身扯开中堂旁挂的山水画,只见神龛中露出一个奇怪的灵牌,上写“张难先之灵位”。“我早已为自己立下了生死灵位,誓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而死,不贪钱不贪色,不赌博不纳妾,洁身自好,松坚霞灿!有劳夫人转告蒋委员长,我在职一天,灵位伴我一天,若有半点差错,决不犹豫,立即自裁,以谢天下!”宋美龄愣住了,她说:“张主席,你这不是太自责了吗?”“男儿为节而生,为节而死,视节为命也!”宋美龄听到他的铮铮之言,看到家中的境况,被感动了,贵为第一夫人的她,不觉落泪。宋美龄查贪回南京后,对张难先由一度嫉恨而转变为佩服。

  宋美龄走后,张难先一拍桌子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当省主席了,你老蒋怀疑我,我还做什么官!”于是,他收拾行李,要辞官回乡。他回到省府写了辞呈,又用白纸写了一张告示,贴在省府的大门旁:“余主政浙江省三年来,处理公私事务不计其数。现已辞职回乡,若有对不起民众之事,请尽管唾骂……”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镜,站着全家老少,默默地望着张难先,眼里噙着泪水。这是杭州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当官离任时百姓用清水明镜相送者,仅此一人”。

  对于这段往事,林上元表示怀疑:“虽然外界的这段传说表现了外公的气节,但我没有听外公谈过,我觉得拿灵位这个举动,不符合外公的性格,他不是那种愿意做姿态的人,不喜欢故意标榜自己,即使清廉也从不会故意对外界表现出来,好像刻意做给别人看似的。”

  武汉解放前夕,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准备对武汉重点工程进行破坏,然后逃离武汉。当时已75 岁高龄的张难先,为了延阻白崇禧的破坏,发起组织武汉市救济委员会维护社会安定。有一次,白崇禧召集大家来开会,在会上对推动武汉和平解放的人进行威吓,张难先见状厉声训斥:“你要炸武汉,就把我这条老命绑在炸药包上,一起炸掉吧!”他指着白崇禧的鼻子怒吼:“党国之所以搞到今天这种地步,就是你们这帮家伙造成的,你们是党国的败类!”说罢,连连举杖挥手,叫白崇禧快走。掌握生杀大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遭到一顿怒斥,虽然满胸怒气,但因张难先在同盟会声望极高,又曾是国民党元老参政员,他只得强压怒火,无可奈何地连声道:“好……好。”最终,白崇禧不敢铤而走险,从而保全了武汉。

  1949 年10 月1 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张难先就是56 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一。同月6日,国民党中常委219 次会议决定永远开除宋庆龄、张难先等人的国民党党籍。翌年2月,张难先婉言谢绝周恩来邀其担任监察部长一职,回到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担任中央政府委员并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驻会常委,系行政三级国家干部。1968 年9月11 日,张难先在北京病逝。

1944年,林上元(后排左一)在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不讲人情,不讲关系

  林上元告诉记者,外公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他的儿女没有一人到国外留学。“按理说凭借外公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他没有。外公的长子黄埔军校毕业,后来在抗战中病逝;另一儿子复旦大学毕业,外公也没有让他从政;我的二姨妈是共产党员,学医;三姨妈武汉大学毕业。家人都知道,外公不讲人情,不讲关系。记得外公退休后,家里客厅挂着一幅字,内容是:我现在退休了,你们找我说话不可能。”

  林上元的父亲林薰南有过两段婚姻,“其实父亲与母亲最后感情不和,也和外公的廉洁有关。”林薰南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期。1923 年3 月1 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7 月19 日,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是西江地区的军、政最高长官。当时孙中山还没有培养军事干部的军校,李济深知道办军校的重要性,在肇庆创办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他上任后,深感人手不足。尤其当时各地军阀割据,养成极坏风气,请客吃花酒、大赌大喝、吸毒玩女人……李济深想到了自己的老相识、好友张难先。他聘请张难先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教官。后来还是缺人手,张难先想到了品学兼优、同样毕业于军校的女婿林薰南。

  林薰南于是就任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教育长。后来国共合作开始,1924 年1 月,黄埔军校成立,他又到黄埔军校任上校教官,1927 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办公厅主任,后任湖北省会公安局长。1928 年底赴日本学习军事。毕业回国后,任南京陆军大学少将兵学高级教官,1935年4 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36 年任陆军大学特别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参谋本部高级参议,最高国防会议办公处作战组中将组长。

  1941 年,林薰南调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广东省防空副司令。1945 年7 月11 日正式任陆军中将。1945 年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中将顾问。“父亲后来定居日本,起初他也想能沾外公的光,外公那时候又是财政厅长,又是省主席,都是‘肥差’,他想让外公随便提拔个官位挣些外快,但这是外公最反感的。可能因为这些事情,父母开始经常吵架。父亲后来又在日本成了家。父亲没有入日本籍,直到去世。”

  让林上元感到惋惜的是,父亲晚年和他几乎没有见面。“父亲一直都希望我过去,1949 年新中国刚成立,他托一个香港朋友找到我,让我去日本。我当时已经进中国政法大学了,思想转变很大,不想过去,后来把信交到了政治部。”林上元也听说父亲在日本比较富有。“父亲到日本以后待遇很高,他是日本中国代表团中将顾问,拿很高的美金薪酬。那时候日本经济大萧条,父亲在东京银座最好的地段和华侨合开了饭店,还在热海等地购置了很多房产,经济条件非常好。父亲其实很爱国,多次想回来,但后来反右整风开始,他就不敢回来了。”

  林上元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在广州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我已经不想跟着国民党干了,觉得没有前途和希望,我一个人突破封锁线回到了解放区。”

  延续黄埔精神

  林上元受家庭影响,最终也选择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他毕业于黄埔,晚年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对黄埔有种特殊的情感。谈起黄埔的特点,他讲了很多外界不知的黄埔轶事。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苏联帮助成立的,所以它的训练有几个特点,爱国、革命的意志非常强,勇于牺牲,绝对服从。”林上元还记得,学校挂着这样的条幅:“不怕牺牲,不怕吃苦”;“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他说:“当时要建立革命武装,所以对学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要求极其严格,刚进黄埔时,首先要培养‘法西斯般的绝对服从’精神。黄埔学生很多都是政界、经济界要人的子女,身上有很多理想主义和骨子里的傲慢,入伍后,要磨练我们的性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在黄埔学习时我一度想休学,但当时考军校家人极力反对,是我坚持要考的,就这么回去了,不甘心。”林上元还记得,杜月笙的儿子当时也和自己同期,还有上海商会会长、上海交通银行行长的儿子,都在黄埔。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当年的“富二代”,家里很有钱,是从上海到香港包专机飞到学校的。“杜月笙的儿子长得非常胖,我们的军服他都穿不上,每次训练,就看操场上我们穿着军服在前面走,只有他一人穿着西服跟在后面,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军校对单杠训练体能要求很严,他那么胖,每天吊着,受了很多苦。”

  在黄埔,可能家境越好,班长会对这种人越严格,实施各种“无理由的惩罚”,去除他们的傲慢劲儿。但杜月笙的儿子却逃过了这一关,“他父亲的青红帮流氓集团很厉害,当时我们根本看不上电影,但只要他往剧院门口一站,我们整个大队都能进去看电影。他最后被磨练得不错,还留校当了班长。可能在现在看来这种训练模式有些残酷,但它却培养了军人的忍耐力。”林上元回忆,可能正是由于经历了这种训练,后来“文化大革命”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黄埔出来的学生几乎都没问题。“我们的身体素质、劳动能力肯定没问题,受的那点冤枉气对我们来说也不算什么,能挺过来。”

  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培养了一批批非常优秀的军事人才,“大家都很有志向,都想报效国家,不想当亡国奴。我父亲那一批出来的学员,都升得很快,素质不一般,在国民党时期就非常受重用。”

  1984 年6 月16 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2009 年,林上元当选为会长。他说,黄埔军校有个校训,“亲爱精诚”:对革命队伍要团结“亲爱”,对祖国要“精诚”。“所以我们黄埔同学的感情非同一般,是生死与共的情感,同学之间感情比较密切。黄埔军校同学会希望能够牵线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现在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岛内退役将领,不少是黄埔军校后期的同学,大家都很珍惜昔日的同窗情谊。在大陆,我们最年轻的黄埔军校同学如今也都80 岁了,到了这个年龄,很多人都走了。黄埔军校在台湾还在继续办,已经80 多期了。我们希望这种联系不要断,它既是珍贵的历史,也保留了一种可贵的精神。”

  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作者: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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