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嘉彬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网   2020-07-16 09:08:17

　　百年前的今天，我父亲诞生在一个中等商人家庭里。祖父好逸恶劳、抽吸鸦片，家道衰落，父亲七岁时祖父去世。我们的祖母虽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但很知道读书的重要，常常劝父亲要用功读书。因家境贫寒生活艰难，父亲的学业完全靠比他大七岁的姑姑扶持。也是当时小学校长施兰轩看准父亲的自幼好学、成绩好，在他的关怀下，准许父亲到他后任校长的昆明成德中学进行半工半读。未曾想到，在这所中学一边摇铃扫地、一边坐在教室最后边听课的父亲相继失去了最亲的祖母和姑姑，竟然成了一个孤儿。祖母的教诲、校长的鼓励让父亲树立起了生存的信心。19岁的父亲投笔从戎进入云南讲武学校，20岁时借路费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投入到追随孙中山反军阀、建共和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洪流中。

　　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后，“打到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这首歌是父亲当时最爱唱的歌。在军校期间，由于父亲学习优良、思想纯正又办事认真，毕业后就留军校担任入伍生排长。三年后调任国民革命军，历任连长、营长。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的一·二八淞沪战争时，父亲为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五七二团的上校代理团长。在这次著名的前期抗日战役的半个月战斗中，部队官兵伤亡很大，父亲也身负重伤。

　　父亲身负重伤后送往苏州医院，有战功的父亲受到时任蒋介石南京警卫师师长俞济时的赏识，1934年父亲被保送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这对本来就感自己学历很浅、急盼提高的父亲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露。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名目繁多的基本军事科目、近代兵器、联合兵种应用战术。每两周一次的野外演习，每年一次的联合兵种大规模演习，以及驾车、滑雪、游泳、骑术、打猎、各项体育锻炼、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等几乎都是每个军官的必修科目。德国军官的强壮体格、端正的姿态、饱满的精神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刻苦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在德国长达五年的学习。和父亲同在德国学习的蒋纬国先生在姐姐元敏和姐夫陈弘访问台湾时曾说：“黄埔军校在西安王曲七分校的教官中，你父亲和我在单杆上做的动作最标准，只有我们两个会在单杠上翻跟斗。”

　　留德回国后，父亲先后在陆军第六、第七分校当副主任时，对军官士兵要求很严格，特别重视官兵的衣着仪表和官与兵、上级与下级的礼节。操练不合格，动作不规范必须重来。办公室主任罗历戎按其地位在父亲之下，罗见到父亲都先立正举手敬礼。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罗后来调三十六军任军长, 父亲从军校调到三十六军整编五十二师当师长，又在罗位置之下。父亲到三十六军报到时先对罗立正敬举手礼。父亲知道罗是胡宗南的系统，并不以为然。重要的是他教育别人做的事自己必须先做到。

　　当时七分校驻地王曲县方圆几十里驻有各分队，七分校专门成立“民主组”注意搞好军民关系，与当地人民发生的任何矛盾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军队要负80%的责任。1944年河南大旱灾，成千上万的灾民往陕西逃荒，父亲的部队正驻扎在邠县，看到男女老幼灾民将马路两旁的大树皮、地里的野菜全吃光，惨不忍睹。父亲提议全师官兵每人拿出两斤粮食救济灾民，不论男女老幼每人一筒米，两万斤大米如数发光。

　　1946年7月上旬，10辆美制军用卡车突然出现在西安的东大街上，载有外祖父张治中将军从新疆监狱里营救出的131位共产党员。由少将刘亚哲护送准备经西安到延安。当时陕西是蒋介石亲信胡宗南的地盘，而父亲却是西安的警备司令。为了不让胡宗南把这批共产党员抓到手，父亲派他的得力参谋郑坚吾执行了一项秘密使命：10辆车一到西安的当晚立即被护送去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郑向周子健处长通报并传达父亲口信：“将131位共产党员移往八路军办事处过夜为好。”第二天清早，西安报纸迅速报道了此事，使得胡宗南无法再下手，131名共产党员不久安全抵达延安。7月12日，西安政治气氛突变，内战爆发。父亲在关键时刻的这一招，为中共保全一批干部出了微薄之力。

　　父亲喜爱体育运动，他每天到部队和官兵做早操、打篮球。家离部队五公里，为他准备的专用小汽车，如果不是下雨天他就不会乘坐，而是选择骑马。1946至1947年在兰州，冬天滑冰是一项十分奢侈的运动。冰鞋很贵，更难的是建一个人工滑冰场花费更大，无人敢问津。时任兰州警备司令的父亲调来部队，平整场地，搭起大草棚，引进黄河水，一个人工滑冰场建了起来。不仅市民喜出望外，部队官兵也穿上了新制作的冰鞋。父亲穿着冰鞋剪彩之后带头滑起来，市民官兵来往穿梭、欢乐开怀。

　　抗日后期，父亲的部队周旋于陕甘宁一带，以巩固抗日成果和统一战线为首任。驻防之处，当地老百姓惊异地发现国共两军相对却平安无事。解放战争开始后，外祖父张治中留在北京，父亲的部队常听到解放军电台广播：“凡属张治中将军麾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与之交火。”那时，住在甘肃天水、任一二○军军长的父亲心领神会，听到解放军快到了，跑得飞快，部队只能听到遥远的隐约炮声，根本未向解放军开一枪。

　　1949年解放前夕，父亲部队驻在甘肃酒泉，而在兰州的亲属由马步芳胁迫飞往成都。一大家人分北京、成都和酒泉三处，父亲举足艰难。在安排好部队并准备起义前，原西北行政副长官刘任奉蒋介石手谕，将父亲紧急从酒泉乘飞机带到重庆。蒋介石问父亲：“文白先生好吗?那边有什么消息。”父亲答：“半年没与张将军联系了，那边消息全无。”蒋又问：“新疆陶峙岳最近的情况怎么样?”父亲答：“我不知道。”蒋再问：“你的部队还能作战吗?”父亲答：“需要休整。”回答完蒋的三个问题后，蒋气急败坏大拍桌子。在旁的俞济时立即将父亲拉开解了围并对父亲说：“我们马上就去广州，你跟我们去好了。”对于老上级的关怀，父亲从容对答，借故先到成都看望家眷再去广州。当夜，火速赶到成都时就发现俞济时已安排专人到家里进行了关照。父亲当机立断，决定全家逃往香港。通过教会朋友购得六张去香港的飞机票，母亲和家眷先去香港，父亲又回到重庆和卫士黄利元飞到海南岛三亚市。到三亚后才知道没有去香港的飞机，更为难的是没有进香港的许可证。困难难不倒到处有朋友的父亲，他的一位姓耿的学生是保卫三亚飞机厂的团长。这位耿团长帮父亲弄了一份到台湾的证件，还搞到一张经香港加油再飞往台湾的飞机票。飞到香港，父亲在下飞机时就看到了急急忙忙来迎接的母亲。没有入境证的他大步走向出口，没想到机场出口的警察并没有阻挡，就直接出了大门。全家在香港停留一年后奔赴祖国大陆北京。

　　45岁的父亲到北京，经过革大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父亲由中央政府安排在水电部任参事，并获得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荣誉。大量的学习、全国各地频繁的参观考察使父亲的思想观念不断地在转变。虽然父亲开始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他的严谨、勤奋向上的作风丝毫未变。千军万马的指挥权没了，工作之余就在家种花草、养金鱼，津津乐道地在做几道好菜上下功夫。家里小汽车没有了，就改骑摩托车。为了取得驾驶执照，父亲就认真学习北京市交通规则。从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份“交通规则考试提纲”问答中，清秀的笔迹、详尽的答案足足地写了密密麻麻的10页约3800 字。父亲对生活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对未来充满着信心的精神，在新社会里并不是在下降而是在上升。

　　解放后，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将军曾邀请父亲到某培训班作报告，他的开场白很有趣：“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嘉宾(和父亲嘉彬之名同音)是地道的军事家……”父亲精彩的演讲获得成功，受到热烈欢迎。

　　1966年开始的“文革”，不可避免地也冲击了我们的父母亲。记得一天父母亲在家吃饭时，一群红卫兵闯入家中，为了一份什么材料用皮带抽打饭桌威逼着父亲，让母亲钻地下室小洞。然而，父母亲的冷静和忍让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随后，父亲被隔离审查了近一年。当时，“四人帮”的走卒逼他承认是潜伏在北京19年的国民党特务。在一次凶暴的逼供中，这些走卒动手打人，父亲陡然站了起来，无所畏惧地大声疾呼：“我是黄埔军人，不是什么潜伏特务!头可断，人格不许侮辱!”那个时期，无数冤屈的受害者离开了人间，我们的父亲并没有倒下。而且还用上万篇工整、秀丽的学习笔记和100,000字的自述材料充分地证明了他顽强生存的毅力和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抗争!当时，外公病重，外婆洪希厚向有关方面诉说：“张治中将军病危，长子不在，长婿如长子，能否让周嘉彬外出探视一下?”这才很快惊动了周总理。在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下，父亲才度过一劫平安地和家人团聚。

　　作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父亲，恢复名誉后不久就接受组织的安排，参加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的活动。这无疑为父亲的晚年增添了更多了解社情民意的机会。在一次经太原、西安到延安的访问时，他不顾自己血压高、心脏不好仍坚持参加。到延安地区时突发了心肌梗塞，经宝鸡市医院和政府的积极抢救病情好转后返回北京。一年后于1976年 4月病情复发去世。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他那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精神值得我们儿孙们永远学习、继承、发扬!

　　(作者：周元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