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时刻见忠诚——逆境中的宋时轮上将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网   2020-07-16 09:57:45

　　广州被捕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宋时轮在黄埔军校被捕，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被关进位于珠江南岸的南石头惩戒场。入狱后，在同狱的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熊雄的教育鼓励下，他政治觉悟不断提高，革命意志愈加坚强。经过多次审讯，宋时轮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很大伤害，以至双腿留下了终生疾患，但始终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发动的绝食和要求放风、看 书、看报等各种斗争。一年后，经党组织找人作保，宋时轮被释放出狱。出狱后，根据领导的指示，他又立即去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待分配工作。谁知才到香港不久，便遇到了一位老同学李适生。李再三动员他去广西张发奎部工作，先以升官发财相诱，继以再次逮捕相威胁，宋时轮始终不为所动。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宋时轮担心再拖下去难以脱身，未待办好组织手续，便匆匆离港赴沪，以后又辗转回到湖南醴陵老家。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宋时轮冒着生命危险，四处串联，几经艰险，拉起一支游击队，不断寻机打击敌人，在革命处于低潮和严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红大”受屈

　　1934年春，宋时轮调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在一次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的劳动中，他分工运泥，由于泥土装的太重，他实在挑不动了，随口对装泥的同学说了一句:“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被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收工以后，装泥的同学立即向党小组长作了反映，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长没有认真了解情况，便召开会议要宋时轮作检查。宋时轮说明实情后认为自己没有错，党小组长又立即将情况向党支部做了汇报，要求党支部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于是会议越开越大，批斗越来越凶，直到组织全校党员大会进行批斗，将问题反映到了红军总政治部那里。这时，总政个别领导人联想到宋时轮此前在广州被捕的经历，怀疑他参加过反动组织 AB团，是有意寻机搞破坏，决定给予他开除党籍3 个月的处分(这是当时的处分决定)。受处分后，宋时轮感到十分委屈，但仍然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更没有改变对党的忠诚。以后，他不仅学习更加勤奋，取得了优异成绩，而且始终毫无怨言，自己背着背包，徒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危害党中央的安全，毛泽东被迫带领中央红军主力连夜仓促北上。宋时轮当时正在睡觉未接到通知，次日早晨起床后知道中央红军已经走了，立即毫不犹豫地只身追赶部队，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后来毛泽东见到宋时轮时，曾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宋时轮，你来了，很好!”这些事情给一些老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到达陕甘苏区后，他还没有恢复党籍就投入了工作，恢复党籍后，又毫无怨言地率部参加了东征、西征。

　　北平遇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达成了停战协定。为保证和监督停战令施行，成立了有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和美国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宋时轮奉命由山东野战军参谋长调任军调部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执行处处长。执行处是协助领导做好军事调处工作的主要部门。到职后，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好地完成了领导赋予的任务，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忌恨。5月15日下午，宋时轮因公外出，在返回住地途中，经过北平灯市西口附近的八面槽闹市区时，突然遭到预伏国民党特务的开枪行刺。枪声响起后，汽车连续颠簸，宋时轮立刻意识到车已中弹，即令司机加大油门，开足马力，按响喇叭，快速冲过险区。宋时轮脱险后，叶剑英立即要求国民政府代表迅速缉拿凶手，严肃处理这一事件。行刺事件发生后，许多人都为宋时轮的安全感到担心。但他一如既往，沉着镇静，不仅更进一步加强了对执行处工作的谋划和领导，而且依旧不避艰险，经常亲自带领大家外出工作，使执行处的工作继续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直到全面内战爆发，才奉命返回山东前线。

　　梁山受挫

　　1947年的8月上旬，为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宋时轮任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受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首长指挥，于梁山地区担任阻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和第八十四师的任务。在胜利完成任务后，国民党军突然调整部署，对第十纵队进行两面夹击，很快将他们逼到了黄河与东平湖之间的狭窄地带。为摆脱这一被动局面，外线兵团首长即令宋时轮集结部队，抢渡黄河，撤往北岸。但由于情况十分紧急，部队在撤退时出现了混乱，最后伤亡1500余人，还把一大批支前民工丢在了黄河南岸。此时，中央军委询问战况，华东野战军机关在未及完全了解战场实况的情况下，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十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迫，损失较大。”毛泽东见报后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野战军首长对情况已有了进一步了解，随即又向中央军委作了反映，但军委却未对此再表态。这使宋时轮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压力，曾一度产生过无法再任指挥的错误思想，但经过领导谈话后，很快认真检查了错误，仍继续带领部队连续作战，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在1948年9月进行的济南战役中，宋时轮指挥西兵团担任主攻，仅仅经过8天激战，便完成了预定半个月的攻城任务，和东集团部队一起胜利解放了济南。

　　“文革”遭难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8月，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的宋时轮受到批判，被停职审查，以后又被“管制”，强迫劳动，待遇从大军区副职降为团职，直至1971年秋重新出来工作，其间整整5年时间。这期间，他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很大折磨，但对党和革命事业仍旧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高度的忠诚，并始终自觉地从革命大局出发，坚持按党性原则办事，无论对己对人，都采取实实在在的态度，从不顾及个人的利害得失，完全按照实际情况说话。1967年秋的一天，宋时轮接到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到了会场以后才知道是揭发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当会议主持人板着面孔要宋时轮揭发陈毅和叶剑英两位老帅的问题，指着他说“你宋时轮是陈毅和叶剑英的老部下，应该站出来揭发他们的问题”时，被当场顶了回去:“他们都是开国元勋，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那人一听火冒三丈，立刻声色俱厉地说:“你这种态度要考虑后果!”宋时轮更是不屑一顾地回答道:“我老了，随你们的便吧!”说罢便拂袖而去。这令在场的不少人都感到震惊，一些和他熟悉的人更为他担忧。以后，宋时轮的确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彻底打倒，连续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但他仍然没有改口，没有低头。在重新出来工作后，宋时轮又不顾风险，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继续坚持进行斗争：一方面尽力保持军事科学院的稳定，大力抓好各项科研工作;一方面积极帮助一些老同志，使他们尽早重新出来工作，多方保护一些被“四人帮”迫害的人员，为他们平反昭雪，使他们免受不白之冤。

　　宋时轮数十年如一日，对党和革命事业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高度的忠诚，是他自觉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生动表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好教材。

　　（作者：宋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