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朝鲜籍红军将领毕士悌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网   2020-07-17 10:09:02

　　1925年初，毕士悌顺利考取了黄埔军校，被分配到教练部学生总队工作;后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3期学员队第4队的上尉队长。在黄埔军校，毕士悌经常聆听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教诲，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而逐渐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外，他还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和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作战。1925年11月，毕士悌调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第3营营长。1926年，又从独立团调回黄埔军校，升任中校技术教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派毕士悌去苏联学习。在苏联，他先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

　　1930年夏，毕士悌从苏联返回上海，后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前往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东北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

　　932年7月，毕士悌奉命到上海参加军事会议，会后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江西军区会(昌)寻(乌)安(远)军分区司令员、红23军军长、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1军团参谋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自1934年7月起，中共中央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分别派出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以期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兵力，打破其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7月22日，毕士悌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署名文章，明确提出：“只有苏维埃及其红军才是武装中国民众的统帅，抗日的唯一正确代表。”为此，他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响应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号召，紧急动员起来，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时在红军学校工作的毕士悌被编入红军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一起行动。红军干部团是由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这4所红军干校合编组成的。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毕士悌任参谋长，莫文华任政治部主任。该部下辖4个营：第1、第2营为步兵营，第3营为政治营，第4营为特科营。另有上级干部队归其指挥。红军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部队，又是一所培养红军干部的学校。其主要任务是：警卫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同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

　　长征初期，红军干部团受由其与红军总部组成的第1野战纵队指挥。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封锁线、特别是第四道封锁线时，毕士悌协助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指挥干部团英勇奋战，较好地完成了警卫和掩护任务。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不久，中革军委决定将军委第1、第2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另以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的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司令部直接指挥。此后，毕士悌随干部团转战到贵州，渡过乌江，进入遵义。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停驻遵义期间，毕士悌和团领导一直率干部团驻在城内，担负着城内的警卫任务。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演出了一幕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经典战例。在此前后，干部团参加了攻打赤水河畔的土城和二占遵义的作战。毕士悌不仅参与指挥干部团的作战，而且亲自率队冲锋陷阵，且打得非常勇猛。时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土城战斗时曾说：3军团、5军团和干部团率先投入战斗，干部团攻击很猛，硬是攻到了敌军师部附近。敌人眼见不支，突然3个旅增援上来了，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2月下旬，在二占遵义的战斗中，毕士悌和红军干部团在“开展战局的关键”时节，奉命由桐梓出发，一日行军100多里路，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取得了二占遵义作战的胜利。

　　为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中革军委于4月底发出抢渡金沙江的指示。为确保渡江成功，中革军委令总参谋长刘伯承亲率红军干部团和及总部工兵营一部执行抢占皎平渡口、搜集船只、组织架桥的任务。毕士悌经与团领导商量后，决定派第3营作为先遣营随刘伯承执行抢占渡口的任务，团主力则执行抢渡金沙江、夺取皎平渡以北约40的通安州、掩护其他部队过江的任务。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它居高临下，形势险峻，占据此高地，就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口。而此时原定的红1、红3军团的两个渡口都无法使大部队渡江，全军主力遂都改由皎平渡渡江。因此，夺取通安州就成了保证全军渡江的关键环节。毕士悌在渡过金沙江后，即率干部团一部以勇猛的火力一举攻占了由敌军1个连据守的火焰山隘口，进而直趋通安州。在通安州，干部团与由西昌、会理方向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1个旅遭遇。毕士悌立即率部投入作战。不久，守卫渡口的干部团另一部也赶来增援。毕士悌向刚赶到的宋任穷简要介绍了一下作战情况：“仗打得很大，刚才部队已打到街上去了，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迫击炮。因敌我兵力悬殊，我们刚刚退了出来。敌人还没有消灭。”随后，毕士悌与陈赓、宋任穷等简短商量了一下，调整了作战方案，最终，干部团采用佯攻与迂回包围并用的战法消灭了这股敌军，占领了通安州，从而确保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中革军委对干部团的表现十分满意，特予以通令嘉奖。

　　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便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此后，毕士悌随干部团渡过大渡河，翻过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师。两军会师后，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为新的红军学校。干部团改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毕士悌仍任参谋长。8月下旬，毕士悌与特科团的同志在克服重重困难后走出了茫茫无际的草地。此后，由于张国焘不愿北上、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9月10日夜率红一方面军(此时中央红军已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主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次日凌晨，红军学校接到北上的命令，毕士悌坚决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与团长韦国清、政治委员宋任穷立即率领特科团出发。途中，红军学校包括特科团的原红四方面军学员在教育长李特的煽动下，被强令停止北进，后随张国焘南下。毕士悌等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则继续北上。

　　此后，毕士悌随部队通过天险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吴起镇的街上与窑洞内外到处都贴上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等标语。看到这些标语后，毕士悌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感到自己已经“回家”了。1935年11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泉附近同红15军团会师，两部随即进行合编。为加强对红15军团的领导，中革军委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该部任职。毕士悌被调到红15军团任第75师参谋长。随后，毕士悌参与指挥所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并取得了重大战果。

　　为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中共中央决定派红一方面军主力实行东征。1936年2月20日，毕士悌在率部进行渡河(指黄河)作战时不幸身负重伤，倒在了黄河岸边。两天后，这位朝鲜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将领因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作者：潘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