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北京西城区报国寺购得一册《军需学校学员班十三期同学录》。此录纸本精装16开,封面红布烫金,计200页,1944年9月出版。内容有:序言校影、校旗校歌、校训校史,官长肖像64帧,学员照片556帧,各期同学通讯录146页,学员生总数13594人。从先期通讯录中发现不少同学都曾在黄埔军校各期军需(经理)处任处长、总务、会计、金柜、支应、审计、粮服、购置、贮藏等职。如黄埔一期军需部副主任俞飞鹏就是军需学校一期学员。另外中央军校还办了三期驻川军需训练班,学员生计647名。由此看出,该录是研究黄埔校史的珍贵资料。
军需学校,是辛亥革命后最早成立的一个军事专科学校,也是中国自办的第一个培养军需人材的学校。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创设军需学校于南京,首任校长张叙忠是湖北人,其受清末洋务派的影响学习陆军,后又出国到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班学军需,是我国学军需第一人。张受陆军总长黄兴任命为军需学校校长,自定校训“一家一业一心一德”。嗣以袁世凯篡位当国,将军需学校迁于北平的东单煤渣胡同。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底定朔方,军事委员会仍命军需学校赓续办理,是年12月乃复南迁,而以南京胪政牌楼陆海军经理法规委员会旧址为校舍,改隶军政部,系国民党陆军各专科学校中成立最早的学校之一。自黄埔军校经理科结束后,军需学校便成为国民革命军培训各级军需人员的中心。后来蒋介石兼任各军事学校的校长,将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作为各军事学校的统一校训。抗日战争起,该校先迁江西省吉安,又转往重庆,新建校舍于蔡家场。后来军政部鉴于实施军需独立迅速进展之际,需用下级干部甚多,又分别在西安、桂林两地设立分校。抗战胜利后本校迁回南京原址。俟军政部改组为国防部时,军需学校裁撤。
军需学校的编制简捷,校长之下设三处(教育处、编译处、训育处)四室(军需室、副官室、秘书室、医务室)。教育处下设教官室、印刷厂,编译处下设军需杂志社,训育处直管各班队部。
军需学校分学员、学生两班。学员班系招集各军事机关部队现职军需官带职、带薪来校受训,两年毕业。学生班系招收中学以上学生,上等兵待遇,一至四期受训两年毕业,五期起改为三年毕业,分发各部队或军事机关任用。
军需学校的学术科教育,主要是指学生、学员班而言,其它各种短期训练班教育则各有偏重。
术科:入校头三个月为入伍生,制式教练、射击打靶外,还要学器械体操、徒手体操、国术。除这些操场野外动作外,还要在课堂上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阵中要务令、着装法、陆军礼节、陆军惩罚条例、内务规则等。入伍期满,每天还有一两小时的术科,如国术、马术、刺枪劈剑、战术对抗演习等。
学科:军需学校每年只有暑假四个星期,其余的授课时间每日6至7个小时,虽然是三年毕业,实际上比四年的大学授课时间还多。学科分以下学类:军事学、经理学、会计学、财政经济学、法政学。补助学科:公文程式、珠算、建筑学、统计学、大代数、有机化学、外语(英、日、法、德文自选一种)、军政卫生学、运输学(铁道、公路、船舶运输)。
综上看似该校学生学了不少知识,但校方仍感学术肤浅,不堪应用。在第一期学生班毕业后,派了王大祯、何伟业等到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学习。第四期学生班毕业后,再选派墨林翰、吴汲明、靳敬箴等人到日本高等班深造。第五期学生班毕业后,又选派吴文权、魏文海、郭宝珠、何芝春、左世彦等人到英、法、德各国学军需。虽然如此,中国的军需学仍无多大提高,原因是在外国的课堂上,教官每讲到关键的地方,就宣布这是该国的国防秘密,请中国学生退堂。
军需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水平,于第六期学生班延聘德国籍教官二人,威尔克教应用战术和图上作业,申采克教粮秣经理、携带粮秣。与此同时又招考了大学毕业生办会计统计速成班,招考高中毕业生办会计统计班,不惜花50元1小时的讲课费延揽国内名流讲课,如经济学专家马寅初,战时财政学专家卫挺生,政府会计学专家雍家源,财政学专家陈长衡,成本会计学专家徐永柞,统计学教授王纯武,经济学教授吴世瑞。还特聘老财政会计学家杨汝梅为军需学校审计教官。年过花甲的老校长张叙忠及时任交通部长的俞飞鹏也时常来校旁听。由于采取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水平,学生在报章杂志上也常有论文发表,考试院也主动承认军需学校毕业生可相当于正式国立大学毕业生,可直接报名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并准许报考高等行政人员和统计、会计、外交、邮务人员。
张叙忠任校长时没有兼教过学科,曾在军需杂志发文两篇,笔法仿梁启超。他也从不查看讲堂和自习,他爱的是术科,常亲临操场或野外督练。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时还穿上防护面具与学生对刺对劈。因此军需学校的术科,较之其它的兵科学校也不落后,有的还要过之。如游泳一科,那时南京各军校还不太提倡,但军需学校每年夏季都要训练游泳半个月。南京在抗战失守时,日寇先截断陆地交通线,留在城里的各部队军需人员近20人,都在风雨交加之夜横江泅水而渡。若非老校长有方,确也不易横渡成功。
老校长慧眼识英才,审慎选拔,教育长墨林翰就是他所慎选培养的接班人,其作风与老校长完全相同,素为军需界所称赞。据闻该校在北京时,招考第四期新生,老校长亲临考场监考。见一考生所作答卷水平甚高,特加注视其相貌,并记住其名墨林翰。评定揭晓,墨名列前茅。新生入学,老校长亲自点名时,方知墨系汇文大学毕业,时任汇文中学英语教师。老校长爱其才,尚未卒业,复保举他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陆军经理学校学习,毕业成绩优良。墨归国在母校任粮秣经理等专业课程教官,是当时研究粮食问题著有声望之学者,不久,提升为教育处长。蒋介石兼军需学校校长时,老校长退职,特举荐墨林翰升任教育长。
该校在北京时购置的编号铜墨盒及特制痰盂,虽经南京再迁到重庆蔡家场后,仍未损失,其它用品可以想见,足资证明学校后勤工作之优越。
抗战初期军需学校迁重庆蔡家场,当时不通公路,每年举行开学或毕业典礼时,校长蒋介石就会从市区乘船溯嘉陵江而上,在老码头下船后,沿一条约4公里的石板路,坐滑竿到校训话,蒋在一次训话中强调:“军需工作关系我们军队的体格,精神与纪律,以及作战力量,都非常重大,一个部队的军需,如果办理得法,则这个部队的素质,一定精强,作战一定胜利;反之,如果军需办理不得法,甚至腐败,那无论这个军队人数如何众多,枪械如何精良,也还是不能作战,因为军队的建立,必须包括三种要素:第一是指挥训练;第二是军需补给;第三是医药卫生。这三者在军队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军需尤为重要。”可见其对军需学校之重视。
由于蒋介石支持军需独立,各军需局的局长、科长,各军以上的军需处长、课长,各军需工厂的厂长,各省粮秣处的处长、科长都出身于军需学校,形成军需帮。只要是军需帮,文件往来、请领经费、呈报预决算等,都会得些方便;领款、领粮、领被服、领装具等自然就更快。所以各部队长官也乐于物色接受军需帮人员,以减少自己的担心和麻烦。
(来源:《黄埔》 作者:单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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