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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生前身后事——黄埔军校早期教官赵煜与章琰家属来往书信考释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网   2020-07-18 14:52:32

  章琰,黄埔军校教导团营党代表,共产党员,1925年3月13日牺牲于第一次东征的棉湖战役,是该次战斗阵亡人员中职位最高的一位,同时也是在东征中牺牲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章琰是黄埔军校早期难得的军事理论家,他所撰写的《士兵日课问答》曾由蒋介石下令下发到教导团各营、连党代表的手中,作为教育士兵的教材。在他牺牲后不久,黄埔军校政治部和黄埔特别区党部就决定将其遗著《中国征兵制刍议》印成单行本,作为“中国军人社丛书”第一种刊行。1925年6月出版的《革命军》第6、7期合刊专门设有“章琰遗稿”的栏目,由谭延闿题写栏目名称,登载了《军需独立制概论》、《三民主义革命军的新精神》、《中国征兵制刍议》等三篇文章。然而,或许由于其牺牲时间较早,或许因其共产党员的身份,目前见到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和教职员名录中都没有章琰的名字。一些资料和回忆录误将章琰写作“章炎”、“张致”等。至于章琰的生平事迹,则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难以查考。

  所幸的是,2004年,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从章琰后人姜俊武先生处征集到黄埔军校办公厅人事科长赵煜写给章琰父亲姜廷辅的6封书信,为我们了解章琰烈士提供了线索。这些信写成于1926年11月到1927年7月约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落款日期是1927年7月2号的最后一封信,是用沾水笔书写在普通信纸上的外,其余5封都是竖行格式,毛笔书写,写在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专用信笺上。但5封信的样式又不完全相同(详见文末附图)。第1封信和第4封信的格式一致,上方是竖行印刷的总理遗嘱全文,信纸的左端上方有“第 页”的字样(手写标注页码),下方印着“革命化 纪律化”几个字,信纸的右端上方有“中华民国 年 月 日”的字样(第一封信上方有手写的“阳历”二字,填入“中华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应为写信的时间),下方印着“集体化 国际化”几个字。信纸的正中是正文部分,竖行,印刷的红色细线格,共有8行。信纸的最下方有“广州市龙藏街萃经堂印”的字样。第2封信与第一封信上下方是一样的,信纸左右两端的文字有所差别,“革命化 纪律化 集体化 国际化”一起印在了信纸的左端,信纸的右端下方则印着“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用笺”的字样。根据信的右端上方所填入的时间,这封信写成于1926年12月17日。第3封信的最上方从左到右印着“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用笺”的字样,横行印刷,下面还有一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字样,字段的中间带有一个小小的国民党党徽,字号比第一行的要小一些。信纸左右两端的样式与第一封信同。第6封信的最上方仍是总理遗嘱;信纸的左端上方并排竖行印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的口号,中间是“第 页”的字样,下方印着“惠爱中路文宝楼印”的字样;信纸的右端上方是“阳历中华民国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收到”的字样(涂黑者为手写填入),下方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用笺”的字样;信纸正文的下方则印着“亲爱精诚”的黄埔军校校训。

  从内容来看,6封信中除了一封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党务科发给赵煜的公函外,其余5封都是赵煜写给章琰父亲的。

  赵煜,别号熙明,云南维西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八期毕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历任滇军排、连、营、团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兼办公厅第四科科长,参加北伐战争。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七军总务处长,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副官处长,河南省政府军事厅代理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云南任省军管区司令部高参,第一方面军总部参议。1946年7月授陆军少将,同年底退役。解放后曾任民革上海市委委员。1956年11月5日在上海病逝。赵煜信中有“侄本与令郎为兰友,因未知妻子近况,是以于忧愁之余到处设法探访,以期尽十余年相交及后死者之友情而已”;“老伯与侄并无一面之缘”;“侄于去岁探得老伯住处”之语,由此推断,赵煜是在章琰死后主动与其父取得联系的。

  由于章琰为革命离家多年,与亲人疏通音信,赵煜在信中概略介绍了章琰自1911—1924年间的情况,这也为我们了解章琰的生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赵煜所述,章琰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加入沈定一创建的学生军,与赵煜相识。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后,学生军改名为入伍生,归陆军部管辖,由南京留守黄兴指挥。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入伍生先是被升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后因全国陆军小学生群起反对,又被送往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补习,二人同被编在第四连。补习一年多后,章琰因与学校的数学教员口角被开除,在赵煜的介绍下到新疆谋事,但未能如愿,遂返回上海。后因与陈其美相识而随其进入革命队伍。1915年袁氏称帝后,陈其美派遣章琰到天津进行倒袁活动,并提供了一万元活动经费。因袁氏去世和陈其美被刺,章琰与赵煜在天津日租界共同组织中华革命党天津支部后就停止了活动。

  1924年,章琰因与蒋介石相识之故,入陆军军官学校,任连党代表,后升任营党代表,获少校军衔。章琰在军校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留下了4篇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著,在建设新式革命军队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最后又在战场上以身殉革命。黄埔军校时期,是章琰短暂人生中留下的最后也是最为辉煌壮丽的一笔。

  另外,据赵煜的叙述,可以澄清以往章琰生平史料中的几处细节:

  1、章琰的本名。据赵煜代章琰父亲拟的申请抚恤金公函,章琰原名姜维清,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后改维清为“维青”,后改名章仑,又改名章云(号梦云)。

  2、章琰并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章琰是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补习期间被开除的,其后赵煜叙章南北奔走,辗转北京、新疆、上海的经历,并在信中有 “侄在保定军官学校就学。令郎携(女友)到保定与侄相商一切”等语,指章琰为倒袁事曾到保定军校探望他,共商革命计划,但并未提及章琰有再入保定军校就读之事。章赵之间情谊深厚,一直保持联络,假若章琰有过入读保定军校的经历,曾在保定军校读书的赵煜不会不知,也不会不提。

  赵煜信中还提到为章琰作传一事,称黄埔军校政治部委派秘书杨其纲负责此事。杨其纲为章琰的同乡,与章琰的关系很好。赵煜在信中询问章琰的“生年日月及幼年事迹”,请求章琰父亲“若有旧日家信友人信件请完全寄来,以便作姜烈士小传时一并石印”。但“四·一二”清党后,杨其纲被拘捕,作传之事转由编撰委员会负责。笔者曾查找影印的《黄埔军校史稿》,并未见到章琰的传记,或许是因章琰和其编撰者的共产党员身份,使传记中途搁置的缘故。

  赵煜和章琰父亲通信,主要是为了办理章琰的抚恤金领取和汇寄事宜。赵煜在知悉章琰父亲年老无依的情况后,极为同情,主动提出代为办理相关事宜:“侄以受托名义上禀于广东之国民政府,将令郎阵亡各情叙上,将家贫亲老妻少子幼各情叙上,请得应付恤金发下,侄即全数由邮局汇寄任邱”。赵煜还在1926年11月6日写就的信末尾,代为起草了一封申领抚恤金的文函,给章琰父亲作为参考,并特别嘱咐他寄回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拟凭借章琰与蒋介石的旧交情,以及赵煜任职的便利,“由熙珍转呈校长,庶易于办理也”。

  由于政治部在呈报公文中误将章琰报为上尉,“是以总司令部阵亡册中只有上尉党代表章琰,并无少校党代表之名目”,章琰的恤金实际上是按照上尉的标准发给的。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恤金包括一次性恤金和年恤金两种。一次性恤金只给与阵亡者亲属,按照死者阵亡时的军衔,一次性发给一笔钱。年恤金是逐年分发的津贴,可以分为死亡和阵伤两种,不同情况领取的年限也各不相同。如阵亡者,领取15年;因公殒命者,8年;积劳病故者,5年;阵伤致残者,终身给与。年恤金的发放比较严格,要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发给恤金给与令,然后再凭令领取。

  据赵煜在信中的叙述,章琰的一次性恤金600元,年金从民国十六年开始领取,每年350元,发到民国三十年为止,共计毫洋5250元(规定广东毫洋)。然而,由于连年东征、南讨,战事频繁,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极为浩大。尤其是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战事进展快速,军费支出激增,到1927年时需以广东一地的财力供应湘鄂闽赣浙的开支,财政状况可谓捉襟见肘。章琰的恤金也恰恰从侧面反映了这种财政上的紧张状况。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规定所有款项的支出都要按照金库券两成公债票一成的比例搭配。章琰的一次性恤金600元,其中就有广东毫洋420元,金库券120元,公债票60元。金库券是在广东规定时期兑换现洋的短期有价证券,到期支付本金和利息,也可以在市面上将其折兑换成现洋。公债票有彩票的性质,每月开彩一次,头等奖有二万元,如果不能中奖,要到三年后抽签还本,清付利息,相当于三年期的定期存款。至于年金部分,也因受“清党运动”和“宁汉对立”的影响而耽搁下来。赵煜在1927年7月2日的信中提及,因政府纠纷无暇顾及,须待内部纠纷解决才能领取。

  恤金的邮寄也颇费周折。赵煜因“汇款地址未明”,不敢贸然从事。章琰父亲久等未见恤金,不免心生焦虑,遂给黄埔军校政治部发函催促。政治部党务科也因此于1926年11月16日给赵煜发函(即第6封信),称“顷据姜廷辅来函略称伊子章琰实名姜维清,应请更正。恤金多寡务希从速汇寄,籍济饥寒等语。据此,查章烈士恤金给与令经于十一月十九日由台端具领矣。已否代领汇寄希即查复并请分函章烈士家属知照为荷”。赵煜随即于17日给章琰父亲去信,解释耽搁的缘由,申明自己代领恤金完全是出于过往的友情考虑:“侄之籍贯通信地已详, 前函不必多疑。侄现任科长,颇可自给,若非与令郎有旧交,作壁上观矣”等。1927年1月,在得知确实的地址后,又因黄埔军校附近的邮局没有汇票,需到总局去领取,加上时近年关,赵煜不得不跑到广州城内邮寄,“毫洋四百二十元,交邮局汇兑时兑换大洋贴水每元一毛六,邮局汇费十八元七毛(每百元五元五毫),保险信挂号费等等外共汇来大洋三百四十元整”。

  章赵二人相交十余年,情谊深厚。赵煜在章琰牺牲后仍牵挂好友情况,千方百计设法与其家人取得联系,积极代为奔走作传、恤金等事宜,在动荡流离的年代谱写出了一首感人的友谊颂歌。虽说小人物大时代,但是从个人的遭际中往往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形和历史状况,从小的个案和物件能观看大历史。

  (作者:李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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