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只为抗战
来源：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网   2022-05-24 15:16:13

　　1916年2月27日，我出生在上海，家里虽不算富裕，却也丰衣足食。1936年5月，我从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肄业。经朋友介绍，1937年5月，我到武汉国民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技术科做实习生，有心钻研电影洗印技术。

　　一、坎坷的从军历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21岁的我血气方刚，再也不能安心工作，一心只想报效祖国，到前线去参加抗战。那时，国内只有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合办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我来不及与父母联系(我是家中独子)便前往报考，录取后到山西运城民族革命大学分校上课，课程有民族运动和军事两部分。当时的教育长是李公朴，任教的教员中有丁玲等共产党人。当年12月，日本人打到临汾，局势混乱，学校被迫解散。李公仆去了西安后，我随即跟赴，但到了那儿一看，无所作为，只得返回汉口。

　　(一)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

　　1938年2月，我在报上看到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招收飞行员，便去报了名。通过体检和笔试，我被录取为该校第13期学员。当时，空校要求入伍生必须在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学习半年。5月，我赴广西柳州分校报到，年底学业结束，本应回空校开始进行飞行训练，但因日军频频轰炸柳州航空分校和昆明总校，致使9至12期的学员无法正常训练和结业。我虽心里万分焦急，却也无奈，只得随队转至昆明陆军第五分校继续学习。直至1939年底，我们才从黄埔军校16期步科班毕业。全体学生被授予准尉军衔，转至昆明航空总校待命。

　　(二)国内飞行训练

　　终于，在1940年2、3月间，我们正式开始接受初级飞行训练。1941年初，赴云南沾益进行中级飞行训练。在训练期间，我们一再遭到日军的轰炸，只得辗转于沾益、四川宜宾和昆明等地，坚持训练。直至1942年初，我们的中级飞行训练才告结束。

　　那时，我们的飞行考试聘请美国教官(志愿者)和中国教官进行严格的考核，而最终的考核决定权在美国教官手中。我们这一批学员，当初入伍时共180多人，都是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是航校历届学员学历最高的，有来自清华、北大、重大、浙大、齐鲁大学、南京体院，以及上海的大学生，最低文化程度亦是高中生。可是，当陆军学业结束，回航校再体检，就被刷下了40多人。当初级飞行训练结束时，又淘汰了一半的人，最后只剩下70多人了。

　　(三)国外训练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尚未参战，但已有《中美租借法案》出台，即美国可租借飞机给中国，并接受中国飞行员赴美训练。在漫长的等待之后，1942年5月，几经辗转，我作为第三批学员，终于在印度的孟买，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因太平洋有日、德潜艇不时袭击，极不安全，所以我们的船须绕道印度洋、好望角，再转至南美洲。经过40多天的航程，我们终于在1942年6月顺利抵达美国亚利桑纳州凤凰城威廉姆斯机场。经过一个多月的飞行准备 工作，我们又在当地机场分别重新进行初级和中级各两个月的飞行训练。1943年3月，我如期完成学业，被授予空军准尉飞行员(见习官)。我选择了参加双发动机的高级飞行训练，因为当时我听说我们可能会飞P38战斗机(当时最好的飞机)。最终，我被分配飞轰炸机，另有一部分学员飞驱逐机。

　　此时我们仍不能立即参战，又到墨西哥州接受B-25轰炸机飞行训练。一个月后，再到克罗拉多州进行专门演练。

　　1943年6月，我们乘飞机经南美洲、非洲，再次转到卡拉奇进行了战斗演练(主要是编队和低空轰炸)，直至1943年10月，结束国外训练。到我们回国时，已经离开祖国一年零五个月了。但我非常珍惜在美国和印度经受的各种级别和科目的飞行训练和实战演练。由于训练刻苦认真，我比较扎实地掌握了飞行技术。

　　回国后，我被编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任少尉飞行员。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由队长陈纳德准将指挥作战，约有七八百架飞机，其中只有中美混合团有中国飞行员参战。他们来自国民党空军一、三、五大队，但该团的指挥权仍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中美混合团共有一个轰炸大队(下有四个中队，每队24名中国人，10余名美国人)及两个驱逐大队。我们大队的美国和中国队长名字我已记不清了，而二中队队长是福利(FOLLY)和吴超尘。飞机的地勤修理技术人员都是美国人。

　　当时，美国人分管作战，人事和后勤补给归中国人管。

　　二、参战!参战!!参战!!!

　　(一)巡航与轰炸

　　1943年10月，经过千辛万苦，日思夜盼，我们终于来到广西二塘飞行基地，从此开始参战。

　　那时，我们主要是担任从浙江以南到福建以北，以及广东以西到海南岛的沿海巡航和轰炸日本运输船只任务。我第一次的任务是赴海南岛巡航，当时，正驾驶是美国人，我是副驾驶。初次在自己的祖国领空巡航，我的心情真是既兴奋又紧张，我渴望有战斗任务下达。在执行一两次飞行任务后，我便作为正驾驶参战。11月，我方首次有一架飞机被日军击落，机上有中、美两国飞行员。

　　1944年初，我方10多架B-25战机开赴台湾，轰炸日占新竹机场。我没有去，而是与其他四人(包括一名美国军官)被派去印度接回三架B-25H型轰炸机。这种飞机上装有7.5厘米口径、专门对付地面坦克用的大炮(由飞行员操 控)。飞机接回后，我方便准备攻击日军地面部队。全队军官个个争着要开B-25H轰炸机，我以为由我开回了飞机，就有机会去驾驶，可没想到，事与愿违，不免感到些许遗憾。

　　3月，我们转而在长江一带及汉口、九江等地执行轰炸日军机场和仓库的任务。一日，同乡张天民第一次驾驶B-25H飞机赴长江一带巡航，在芜湖发现日军炮舰。他急于进攻，但未选用当时较先进的武器——7.5厘米大炮高空射击，而是采取低空轰炸，结果被日军炮舰击中，迫降在江对岸。机上五人四死一伤，张天民牺牲了，机上只有枪手活着，被老乡救起，飞机也报废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轰炸目标时，我们虽都有驱逐机掩护，但仍遭到日军战斗机和地面高射炮的猛烈攻击，双方都有飞机被击落。记得有一次，我军要对汉中机场和仓库进行轰炸，为防止泄密，我们从二塘机场飞达衡阳的中途，美国上司才宣布作战任务。我们18架轰炸机在几十架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汉口上空，先是受到高射炮的猛烈炮击，接着我们受到四五十架日军战斗机的攻击。虽然我们有战斗机的掩护，但仍有日军战机闯入我轰炸机编队中。我方有几架飞机被击中，我驾驶的飞机也被打中了几发子弹， 所幸并未击中要害。这一仗，我方无一人伤亡，圆满完成了任务。

　　(二)我“报销”的第一架飞机

　　1944年5月，日军攻占广西，机场受到威胁。我们奉命撤到四川梁山基地。这时起，我们的任务改为巡航长江以北及黄河一带，轰炸日军机场、仓库、地面部队和黄河大桥。

　　6月，我驾驶B-25飞机在许昌附近巡航，发现日军地面部队向南入侵。我们两架飞机先在高空投弹轰炸，接着我又发现了敌军先头部队，我瞄准后，狠狠地按下按钮，接连发射了一串7.5厘米口径大炮。敌军装甲车立刻应声中弹起火，可我的飞机“上炮塔”也被日军击中，枪手受伤，机身也被打了几十个洞，幸好未被击中要害。我驾驶飞机平安返回机场，可惜飞机损伤得太厉害，已经无法修复，只得报废。

　　(三)轰炸黄河铁桥

　　1944年 10月，上级下达秘密任务，要求我们四架轰炸机赴汉中待命。当时，由于飞行员奇缺，每架飞机上都只有一个飞行员，其中一架是美国人，三架是中国人，我是其中之一。到达汉中机场，上面才宣布我们的轰炸目标是黄河铁桥。当时，黄河铁桥早被日军占领，成了日军运送兵力和物资的重要交通枢纽。在此之前，十四航空队曾派轰炸机多次前往轰炸，均未炸中主桥，我方还损失了几架飞机。

　　此次作战，上级要求我们采取低空轰炸的策略，力求炸毁主桥，任务分配如下：中队的美国副队长德吉士上尉和我负责轰炸主桥(铁路铁桥)，杨训伟和肖振昆负责炸另一座公路浮桥。

△中美混合团轰炸黄河铁桥

　　我们每架飞机上都装了三颗1000磅的炸弹，起飞后从黄河铁桥北岸低空进入轰炸路线，日军地面部队发现后，立刻用炮火密集猛攻，我们飞机上的枪手也拼命回击。刚进入桥头，就看见在我前面的美国人的飞机投弹了，可惜他投弹时间太早，未击中目标。我紧随其后，看得真切，咬紧牙关沉住气。开始俯冲时，我利用机头前的四挺机枪猛烈扫射，等飞到桥中，我按动按钮连续投出两枚炸弹。这时，美国人的飞机已经拉起，我在紧跟编队的同时，扔下了第三颗炸弹，可惜这枚炸弹撞针先碰到水面，落下后未能爆炸。

　　离开铁桥后，我命令领航员迅速到炮塔上去查看，是否击中目标，他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主桥已经炸断了，炸断了!在此之前，另外两架飞机也已将浮桥炸断。回到基地，大家都兴奋不已，连老美飞机上的机械师都跑过来对我翘起大拇指，连声称赞。

　　这是黄河铁桥第一次被炸断，这次轰炸的成功，不但截断了日军的地面交通命脉，对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虽然后来日军又从桥下搭起由枕木铺设的铁桥，恢复交通运输，但效率却大不如前。此后，我方又多次去炸桥，有时炸中，有时未中，也有战友为此献出年轻的生命。

△黄河铁桥遗址

　　(四)我“报销”的第二架飞机

　　1944年11月的一天，我奉命飞往湖北宜昌机场轰炸，那是敌占区，任务比较危险。那天天气极差，飞到宜昌后无法寻到投弹目标，我只得折返。回航时天气更糟，阴雨绵绵，我用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失灵，呼叫梁山基地电台也得不到回应，盲目降落是不可能的，只会导致机毁人亡。我决定往西飞，看看成都那边的天气如何，可是飞了一个钟头，到达成都上空，天气仍不好。此时，天已黑了，飞机上的汽油也快用完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作出弃机的决定。通讯员、枪手、领航员一一跳伞后，我最后一个跳下(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跳伞)。跳伞前，我把飞机上的所有灯全部打开，当我跳下后，发现那架无人控制的飞机，折转头向我飞来。飞机从我头上掠过，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来飞机在离我数公里的地方爆炸了(机上装满了炸弹)。

　　第二天，根据我的约定，在飞行的反方向就近公路边，我相继找到了四个战友，他们中只有枪手一人受伤。因为在漆黑的夜里跳伞，他跌在树上，摔断了一条腿。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来到了乐山县政府，得知飞机掉在深山里，未伤及群众，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

　　来到成都，我找到了国民党空军第五司令部，请他们接收枪手住院治疗，可他们推三托四，我只好找到美军驻成都后勤医院。当医院负责人听说我们是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的，爽快地答应让枪手接受治疗。这说明我们当时在美军中是有威望的。我们四人第三天便从成都飞回梁山，接受新的作战任务。

　　我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2月期间一直参加战斗，到了1945年8月，我们第十三、十四期一大队二中队参加作战的24个同学中，就只剩下了12人，也就是说有一半人在抗战中牺牲了。

　　抗战期间，我获得了多枚勋章、奖章，其中有“彤弓”“云麾”两枚勋章，另有两枚美国空军颁发的奖章，一枚是我轰炸黄河铁桥的奖章，另一枚是参加作战25次以上的奖章。

　　三、后记

　　说起往事，儿孙们常常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参加抗战?作战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亲人?

　　当你的祖国受到外人凌辱时，作为她的儿女，你怎能听之任之?我想，过去、今天或将来，无论何时，也不论谁，一定会奋起抗击。而在战斗时，我怀着满腔的仇恨，只想痛击敌人，只想战斗，在那种情况下，哪里有时间想到亲人、想到害怕。人生能有几回搏!每每回忆这段经历，我觉得我的青春年华没有虚度，我的方刚血气没有虚耗，足以让我欣慰坦荡。

　　作者简介

　　戴自瑾，黄埔军校五分校16期18总队步科，原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