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记忆：热血与青春
来源：陈漫生（步青）   2025-12-27 11:12:04

　　从长沙到广州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国民革命军已过长沙，正在(注：应为“欲”)进攻汀泗桥的时候，家中接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陈毅安(他是我的四叔)的来信：要我和五叔陈鸿翥(编者注：陈敬安，陈毅安胞弟)火速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

　　我们叔侄见信之后，都非常高兴。随后就准备了行装到长沙汤颐家。在长沙汇集了三十余人起程向广东出发。

　　我们一行从长沙乘粤汉铁路转株州到杨山石下车。这时粤汉铁路并不通车，我们一行下车之后，只得步行前进。在火热的夏天，穿草鞋，戴斗笠，背包袱，沿着大道向坪石、乐昌方向前进。日行数十里，甚至百余里。每到夜晚就担心住了黑店，总是忐忑不安。到旅店第一件事，就是找盐水泡脚。脚板在火热的大道上被沙子磨起了泡，泡穿了，泡里又起泡，需要浸在盐水里。实在痛人，但没有人吭声。

　　长途跋涉每人皮肤晒得发黑，能揭起一层纸薄的白皮来。下半身象走在热灼灼的火云里。因此，采取早晚走路中午休息的办法。但是，一到黄昏就非找到镇上或村子里不能歇脚。发痧闹病的人很多。一小部分人不能坚持，就向后转折回长沙回家了。

　　投考黄埔走上革命的道路，要靠坚强的毅力，奋勇前进才行。从坪石到乐昌要乘当地的软底小木船经十八个险滩顺流而下，其速如飞。弄得不好，触礁，淹死在江里。可我们什么也不怕，一直从长沙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韶关。

　　韶关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揩部教导师驻扎的地方，教导师师长就是二伯陈嘉佑。我的父亲陈蕴儒，三叔陈秩常(编者注：陈秩常系教导师秘书，陈毅安兄长)等亲人都在韶关。他们随即引我和五叔、楚叔去到司令部见二伯陈嘉佑，他表示极喜欢。五叔、楚叔都是高个子，惟独我个子比较矮，他就问我父亲和三叔陈秩常：他身体单弱，也去考黄埔吗? 我表示：我不是一路上走到这里来的吗，我一定要去考!我们一行的同伴都见过了陈嘉佑。第三天，陈嘉佑挂“花车”率同我们一行到了广州。二伯、三叔下榻在广州酒家，而我们一行住在广州的华容里旅馆里。下一步，就是报名投考黄埔军校了。

　　投考黄埔军校

　　一九二六年约九、十月，我们一行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四叔陈毅安常常在广州的公园里和我们谈话。主要是为我们的考试作准备。

　　我们的考场在广州惠爱东路的中山大学。当时，黄埔教育长是方鼎英兼入伍生部部长。李亚痧是我们考试时的主考。我和五叔、楚叔不止考一次，都没有考上。我的体格检查，不够一枪高，都有问题。我们考来考去，考官李亚芬都认识我们的面孔了。有一次，他说：“你们又来了”。这可以看出，我们要进黄埔、要革命的迫切要求和一股劲儿了。当然，考三角、几何、代数，我们算在家里还补习了一番。对于考“党义”，我们也早有准备。把三民主义本本弄得个“滚瓜烂熟”，而且作了问答笔记，但总考不上。

　　于是，我们请二伯陈嘉佑写信给方教育长(他们是日本士官同学，又是好朋友)，用第二军名义保送也是办得到的。果然，信去了，我们得到通知，指定日期在广州东堤天字码头黄埔军校办事处二楼举行了特别考试。参加特别考试的，并不止我们几个人。

　　当我们得到考取的消息时，真是喜欢得手舞足蹈。二伯、三叔、父亲看见我们也很开心。既要我们努力学习，又要我们当心身体。

　　四叔陈毅安，我们在东较场又和他见过一面。这也是最后的一面。当时他正在排队荷枪出发。从此就再也没有看见他了。

　　他后来担任红五军参谋长(编者注：后任红3军团第8军第1纵队司令员，攻打长沙战役总指挥)，在一九三0年攻打长沙时壮烈牺牲，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浮云化雨千村遇，遍地梅花吊古今”。现在回忆起仍使我潜然泪下。

　　学习与生活

　　考取之后，到燕塘入伍。我、陈鸿翥(编者注：陈敬安)、楚叔都编在入伍生第二团。陈鸿翥编在第一营某连，楚叔编在第三营十一连，我编在第二营八连。六期入伍生有两个团。第一团团长为郭大荣。第二团团长为李亚芬。二团第一营营长为罗子实，第二营营长为杨文涟。第八连连长是黄埔三期的糜藕池。

　　燕塘的营房是茅草盖顶，竹子搭成的。从地板缝里看到地板离地约尺把多高。有寝室、食堂和课堂，还有团部办公室是在进营房的左手边营房后面的一排房子里。射击场环靶在瘦狗岭下，操场也在这一片广大的平地上，靠近营房，即出营房的右手边的广大平地上。从出营房的方向，向右前方远远地望去，那就是有名的白云山。我们点名站队，就在营房子的中间走道上。各营连在自己寝室的门口走道上.站横队。出操的话，站成横队，一个向右(左)转，变成二路纵队，就可以下操场了。团有政治部。第二团政治部主任是甘霖。他是湖南湘阴县人，是我的同乡，因此还谈得亲热。

　　我们入伍，身上穿着灰色的军袈，是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式，有风纪扣，头上是戴着前高后低式的军帽，帽花是圆形的“青天自日”式，帽顶的边有轮廓，是用柳条圈从帽里衬开而成的。但政治教官的军帽不同，他们军帽的顶边没有轮廓，也不是前高后低的，只是圆圆的一顶软边帽顶的军帽。

　　脚腿上，缠着绑腿，我们叫“打绑腿”。我打绑腿，常常是打得太紧，一到操场跑步，胀得腿痛得要命。有时不敢报告，艰苦地忍受着胀痛，那种滋昧是极其不好受的。以后的经验是腿要鼓起劲来，手要松松地缠。太松了，在小腿上部折转缠绑的地方，易松垮下来。脚上穿的是草鞋、布袜。腰上横了一根皮带。这些装束，就是黄埔六期入伍生的戎装。

　　我们入伍生的生活非常紧张。早上大约五点钟听起床时超脒，约十分钟听吹哨子声排队点名。接着，有十几分钟体操。解散之后，抓紧时间洗脸、整理内务，把毯子折得四方有轮廓，其他的物件照规定摆好。约五点半钟左右集合吃早饭。吃早饭的时间虽然有十几分钟，实际上，争先恐后，快的不过只吃五分钟就吃完了，值日排长，看看大家都吃完了，就由值星学生发口令“立正”。大家站起来“解散!”大家方散。进食堂吃饭，必须整队进入，各人站在各人的吃饭的坐位上，值星官来，值星学生才下口令-立正，坐下，开动!

　　大约在七、八点钟上讲堂。那时候，讲堂少，操练多。后来，练射击，队伍到瘦狗岭下，无论是射击，还是到壕沟里看环靶，摇着红旗，对我来说，都很带劲。也有自修的时间，好象规定在晚上。上讲堂，大约是讲的政治课“党义”，和典，范、令等军事课，四大教程还谈不上。有许多具体情况，就记不清楚了。

　　第六期步兵操典是根据日本式的。头一个时期是徒手操练，后一个时期是持枪操练。徒手操练时，立正姿势搞了很久。说立正姿势，就是基本姿势。其他姿势，都离不开立正姿势。立正姿势作不好，其他姿势也就作不好。操场中也有大约十分钟休息的时间，大家就研究立正姿势和对身体各方面的要求，有时研究向左向右转的分解动作。如向右转，右脚用脚跟，左脚用脚尖，同时用力，身体向右转四十五度，然后用左脚靠拢右脚，归还立正姿势。向左转的做法与向右转的做法相反就是。如向后转三个动作，正步走的分解动作等等。

　　随着教练的进步，大家研究的东西也就进步了。例如持枪教练时，大家曾互相研究“枪上肩、枪放下”如何使头不向左倘一下，等等。研究这些要领，经验。

　　持枪教练时，我最苦的是持枪跑步。操的是俄式枪，三角刺刀。自己还没有一枪高，右手持枪跑步，因为力量集中在右手，便将右肩抬得太高。苦透，苦透。后来懂得持枪要用腕力提起枪，紧靠胯部，这样，要好得多。总之，满身练得痛，也不在乎。虽然紧张，却精神很振奋。对那些半途闹病折转回家的人，相比之下，自觉骄傲。一有空时，就研究术科，研究典、范、令。

　　名人讲演，每一星期约一次或二次。这些讲演者，有一部分是黄埔的政治教官如肖楚女、恽代英、刘侃元、甘乃光、高语罕等等。队伍是集合在大操场上，站的是讲话队形。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围着搭起来的讲台。讲演者面向瘦狗岭方向。

　　讲的内容概括起来是革命的政治理论和当时的形势分析等等。入伍生听讲是比较高兴的，视为一种革命的新生活。

　　有一天晚上，政治部的血花剧社在燕塘演过一次话剧，戏台搭在靠近营房的门口，戏名叫做《鸭绿江》，看了非常感动，是一次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在演话剧之前还有许多其他节目。入伍生第二团的阮震南同学也登台表演魔术。象这种演出并不止一次。每逢节日或庆祝会，晚上就会有戏剧、魔术等节目表演。戏剧有京剧、话剧。京剧多半是请广州大新公司的有名青衣、老生如金艳秋等来演出。后来还有过从法国回来的交际名花紫罗兰参加演出。记得演过孔明的《空城计》和《大劈棺》、《纺棉花》等剧。学生感到生活极紧张又活跃。

　　黄埔军校的学生有国内各民族的革命青年，也有国际上各弱小民族的革命青年。同连的杨远久就是回族的革命青年，他是土耳其人。朝鲜的崔庸健也在黄埔当过区队长等职。朝鲜的杨宁在第三期入伍生时当过第七连连长。朝鲜的李远素是三期同学(他在一九二九年当过营、团长，抗日期间曾任鄂西师管区副司令。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回国)。第六期有一位朝鲜同学姓李(名字一时记不起)，蒋介石还横写了“坚苦卓绝”四个字给他。越南等国也有革命青年进黄埔的。参加黄埔军校的同学程度不一，有留学生、大学生、中学生等。

　　第六期在广东燕塘入伍训练几个月时问，就开赴东江方面驻防，我第二营开到东莞守城。营部驻扎在东莞的文庙里。我八连驻守北门。除守城而外，还要每天派一班人押送轮船来往于东莞、石龙之间。轮船上供给一顿午饭吃，菜肴较好。驻防的生活非常活跃。我们连有国民党区党部、小组等组织。只要是开会，官长和学生是平等的，都称同志。例如在党的小组会议上，学生可以批评连长、排长的一切。这样突出了党的权威，官长和学生就有同志般的亲热，平时军纪更加严明。

　　我们的伙食，也不是由连长或其他官长包办，而是由连上轮流派出学生二人每日当采买，依照规定每人每日的菜金采买当天的菜。我们有计划地每天节余点菜金，到每逢星期六吃一顿大荤，这在当时叫做“打牙祭”(谐音)。当采买的一早得到菜市场去。手臂上戴了一块红布上写了“采买”两个字的袖章。当时市场对黄埔学生也特别客气，而黄埔学生买菜也不肯败坏自己学校的名誉，总是和气公平地购买付钱，回来还要监厨。轮到当采买的，这一天就象是给了他一天事假一样。逢时遇节(对连党部改选等)，在这些喜庆的日子里，还要大打牙祭，喝得酒醉熏熏地，猜拳、唱京戏。在这样的时间里，连长、排长对学生并不严加管束。连长只是事先关照：“同学们，节日里你们尽情欢乐，只是不要喝醉了。”第八连有尚望、邓漏宇、马君武这三位同学活动能力极强。尚望和连长糜藕池同样当选为连党部执行委员过。

　　这时，我们入伍生过着又有纪律、又有生气的革命生活。没有打过仗。入伍生第二团只有过一次第一营、第三营为一路从石龙向沙头角出发，第二营为一路从东莞向沙头角出发，到沙头角会师，说是为了打当地的土匪，实际上，土匪闻风而逃。

　　“清党”惨祸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宁汉分裂的局势已成。我连奉命在东莞防地进行清党。连长糜藕池集合队伍又轻松又严肃地说：“今天，我集合你们要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区分一下，跨党的也站共产党的一边。”说着，连长就指定共产党员站的地点，说：“共产党员站在这边来。”后来把集合的共产党员送走了。

　　很多第六期同学，纷纷逃往武汉去了。以后参加了张发奎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是第四军参谍长叶剑英兼任。

　　我连在清党之后约半个月光景即从东莞调黄埔。我驻平岗。后调校本部，编在第二中队，陈明仁任中队长。我就住在校本部第二进房子的楼下西面一间寝室里。寝室里的床铺，排列整齐，是双层铺位。我住在上层，铺位上都贴有名字，内务非常整洁美观，吃饭在最后一进，即第四进楼下，楼上有教室和学校的办公室。

　　黄埔是一个孤岛，在广州之南约三、四十里，居珠江中流。周围约二十里，当中有一座高山。沿珠江南岸，在这座山的东头，建筑了几座炮台，这叫蝴蝶岗。从蝴蝶岗过田陇(田陇下面即操场)，便是黄埔军校本部。再从校本部向西有大礼堂、军械库、船坞、平岗疗养所，上山的西头叫平岗。从广州天字码头上轮船，约一个钟头可抵黄埔。新洲、鱼珠炮台与蝴蝶岗炮台对峙。珠江正流的大小船只航行必经此处。黄埔码头，在军校正门口，码头是洋松木料做的，打有洋松木桩，突出水面的面积很大，形如工字，水极深。从黄埔码头上岸，便可看到军校正门挂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块辉煌的校牌。从这里造就了不少革命英才。

　　我在陈明仁的第二中队时，李济深副校长已派李扬敬任黄埔教育长。此时，约当一九二七年九、十月，武汉东征军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张发奎部队已抵广州，号称铁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 (是武汉军校和由黄埔清党时逃往武汉的第六期学生改编的)住市郊北较场四标营。

　　张发奎部队到广东，与桂军不相容，于十一月与桂军发生火拼，十一月十八日张攻下桂军司令部。就在这个时候，冷不及防，张发奎军队过来，大约是在上午，学生已在上课，忽然枪声“砰!砰!”大作，自东面而来。这时，校门紧闭，我与同学彭孝昆越学校后墙逃跑，彭被中弹而亡，我随诸后过田陇冲上蝴蝶岗，刚上山，遇来攻士兵，只好急退，到蝴蝶岗下，忙钻入一个竹篱的夹墙内，墙内已有一人，互不吭声。但看到墙外张发奎的军队士兵来来往往，我不敢动，心中砰砰不安(这件事，后来我写了一封长信回家，全家为之泪下)。校门紧闭，张军叫喊冲击，李扬敬教育长便令开门，自己走出说：“我就是教育长，什么事问我，不必打”。就此枪声息了。李扬敬与张发奎原系同学，故李扬敬在被迫的情况下昂然去了广州。张发奎为什么打黄埔呢?学生看到张军从军械仓库搬去无数枪械，才揭穿了这个谜。

　　宁汉分裂，政局动荡不定。教育长李扬敬一到黄埔，就对学生疑虑，认为是蒋介石的嫡系，采取“顺者存，逆者亡”的排除异己的态度。实际上，学生立志革命，只听从革命真理。当时，参加共产党者多，就是当时的明证。李扬敬一任教育长，首先撤去所有在校任职的第四期同学(九十四人)。宣铁吾等见势不妙也都走了。陈明仁当中队长，早已动摇待机而走。六期学生纷纷逃往南京(实际先到杭州)。

　　我当时血气方刚，为国民党分裂，互相残杀，断送了革命前途而痛心忧虑，终至于咯血!当天晚上发病吐血时，只觉口中吐出的东西带盐碱味，被同学张越群发觉，经报告被送平岗疗养所治疗，当即注射、吊盐水，翌日专轮送广州东山医院(这是黄埔军校的医院)。在进门急诊检验时护士搭脉一声“有”(实际我听得懂广东话)，我的眼泪便随着这声音奔流而下。另外一个医生听了，立即过来搭脉，后被送太平间急救。当时，我心里明白，自已只有一线生机，因为入太平间救活的人极少，我算例外。

　　经过一段时间诊治转入重病室(在医院后面一间平房里)。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忽然听到砰砰砰!继着机关枪声响了。我呆住了，直到医院里的厨房有人弄到红带子系在颈上，才逃了回来。他说：“共产党打来了”。共产党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弄得莫名其妙。下午颈上系红带子的军人已进到东山医院了，我们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有两个颈上系红带子的军人已经走进了我的重病室，在这生死关头，定睛一看，原来他在喊我陈步青。我说：“啊，是你。”这就是在清党时同连的马君武同学。他说他在医院里看到我的名字特来看我。我问他的情况，他说，别后他跑到了武汉，加入了第二方面军叶剑英为团长的军官教导团(后改为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昨天晚上叶挺、叶剑英、恽代英秘密召集了教导团全体人员讲过话，我们随即起义了。还说，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等等情况。我才了解，心定下来。他之所以能对我讲这番话，是由于我们彼此要好，他知道我的思想是比较左倾的。他简单地告诉我几旬，匆匆地就走了。

　　事隔一日，李福林的部队从河南(珠江之南)分两路渡江，李福林驻韶关的周定宽部也己进驻广州附近。张发奎则用帝国主义军舰从黄埔运来了黄慕松部队。叶挺和聂荣臻视察战况之后，知道已被包围，处于被动，遂下令向广州东北花县撤退，直向海陆丰方向前进。

　　我很清楚地记得，广州起义部队，刚撤退的第二天，那些被俘虏的人(包括教导团的同学在内)，在东较场列队，被张发奎、李福林等用机枪扫射，悲壮而惨烈地牺牲了。马君武在不在牺牲之内，无从知道。

　　我在东山医院出院后，就坚决要离开广东。无路费，就请长期病假，领取二十元毫洋，乘怡和轮到上海。先在上海卡德路二伯陈嘉佑家居住一夜，便转道杭州。在杭州会晤了五叔(陈敬安)、楚叔。自己被编入新编中队。贺衷寒任总队长，总队部驻城站北边内横河桥。第一大队长为陈明仁，第二大队长为伍诚仁，第三大队长为宣铁吾。第一、二火队和新编中队的学生是第六期的，第三大队的学生是第七期的。第一人队驻南星桥，新编中队驻钱王祠。我在杭州新编中队三个月，可以说在西湖逛了三个月。柳浪闻莺，断桥残雪，三潭映月，花港观鱼等等美景和灵隐寺，都逛得熟了。晚上，有时还要逛大世界。记得，有一次大世界门口发生黄埔学生大打横行霸道的伤兵事件。总队长贺衷寒闻讯便集合各大队和新编中队大骂一顿，说：“你们不是打伤兵，是打我总队长。”在杭州，就出过这样一件事。

　　一九二八年三、四月，所有在杭州的黄埔六期学生迁南京，第七期的即宣铁吾大队仍留杭州。南京已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杨杰已经被赶跑了，何应钦任教育长，王柏龄任教授部主任，王右瑜任训练部主任，戴传贤任政治部主任(不大来)，张治中任政治部副主任，酆悌任政治部秘书。后来，把部改为处。王柏龄被调走。教授处长王右瑜，训练处长张治中，政训处长酆悌，总务处长宋思一(现任贵州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民革贵州省主任委员)，后由王万龄继任，军需处长陈良。后来张治中被调升教育长，教育处长为徐国镇，教官有姜水汶、吴农华、仇尚达、柴志明、茅以新等人。他们中有的是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教授。学生共三千五百多人，编为步兵三个大队，工兵大队，交通大队，炮兵大队，航空班，骑兵队等。我们初到南京进校时还有一个第三大队，我们称为前三大队。大队长为应鹏。前三大队约于四月份就提前毕业走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第六期毕业于南京。编印有同学录。同学录上第六期学生均有照片和家庭住址，共三千五百多人(分校未计算在内)。从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同学，同学录上虽无照片，但有姓名和家庭住址。

　　毕业之前，由军官团和一部分六期学生合并组织有总理奉安护灵团，随蒋介石到北京，迎总理孙中山先生灵柩安葬于南京钟山的中山陵墓。我为护灵团之一员，随行到北京，初住花园，后迁移住西山卧佛寺。参观过故宫、颐和园，到过居庸关，瞻仰过詹天佑先生的铜像，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非常感人。到过南口，参观过冯玉祥部队的超越障碍物等等表演，如地壕沟、推倒房屋等。蒋介石在北京与冯玉祥、阎锡山，同结金兰之好。

　　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起，临毕业之前，首都(南京)警察厅在第六期和军官班中，逮捕过共产党地下党员，虽经各方营救，但关押狱中达二年之久，才结案释放。

　　第六期毕业时，组织有留学预备班、政治警察训练班等，考选学生进修。我考入政治警察训练班。第六期同学经过六月一日总理奉安典礼，就都星散各方，大部分同学分发各部队去了。(全文完)

　　(注：原文刊载于中国黄埔军校网>>黄埔之家，因年代久远，作者叙述的有些史实细节会有些许偏差。特此说明。)

　　本文由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原主任，粤港澳大湾区黄埔同学后代亲友联谊会理事廖克勤推荐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