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炮兵教官、特别官佐陈诚传略
来源：站长王坚整理   2018-10-28 19:35:07

　　陈诚，字辞修(1898-1963)，廿世纪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之一，经历过东征北伐抗日战争，也参加了两次国共内战。后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纵观其一生，很难单纯地说他是军人或政治家。或许应该说，他是二者合一式的人物。他信念坚定，思维缜密，做人廉洁，治军严谨，善于和国内外各种阶层及身份的人打交道。善于处理各种十分棘手的军政事务。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实践者。本文从若干方面择要叙述这个人，以使读者对其有个完整、深刻的认识。

　　早年的奋斗与磨炼

　　陈诚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应麟，字希文，是位前清秀才;母洪氏，名不详。均是浙江青田县人氏。陈诚从小除了在父亲的督导下识字念书外，还下农田帮助家庭干农活，这使得他对中国的农村问题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同时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和毅力，这对他后来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军事生涯有莫大的帮助。同时也使他成为日后在中国农村实施“二五减租”的第一人。后来在台湾，他更是把中国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美好幻想变成了现实。

　　1911年辞修考入浙江第11师范(校址丽水)，毕业后又在浙江体育学校(校址杭州)就读。

　　1918年投考段祺瑞政权的陆军军官学校。不巧的是，他于正式录取名额中落选，却是预备名额的第一名。经求人情，倒也与正式录取生并肩入伍。就此开始了其波澜壮阔的戎马生涯。作为一名陆军军官学校的八期生，他选修的是炮兵科。由于学习刻苦加上天资颖悟，他很快掌握了炮兵各项知识。成为军校中精通大炮的佼佼者。这为他日后“大炮一响，前途无量”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基础和机遇。可以说，陈诚日后的飞黄腾达，跟他选修炮兵是密不可分的。

　　经过四年的军校生活，他于1922年6月毕业，分到浙江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见习。八个月后见习期满，告假回浙江探亲，实际上去了广州。1923年夏，陈辞修随李济深部北伐入赣，与北洋军阀陈光远部交战，并初次负伤，伤愈后未归队而是返浙，欲谋取一个警察部队中队长的职务。不料因身材矮小遭人视，未被录用，引为大恨。

　　1925年10月在惠州前线指挥作战的陈诚

　　这时的陈诚，壮志不伸，穷困潦倒。沮丧之余，再赴广东。时有一好友赵志垚，认定陈诚是振翅欲飞的鲲鹏，于是雪中送炭-让妻子卖掉一件皮袄，得光洋十元，给陈诚做南下广东的路费。因此被陈诚引为终身患难与共的知己，后来辞修发达后，一直留赵在身边管财务。而赵也不辜负辞修重望-他勤政廉洁，富有才干，把辞修部队及地方上的财务管得井井有条。

　　到达广东后，时逢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陈诚经邓演达(教研部副主任)介绍任炮兵队分队长兼兵器教官。后黄埔军校教导部队成立，陈诚升连长，不久升为营长。1926年秋，严重任国民革命军廿一师师长，次年4月，严保陈诚为少将副师长兼63团团长。就这样，穷途潦倒的陈诚在三年间经过战火的洗礼与磨炼，竟然官运亨通，飞黄腾达，由一个炮兵中队长兼兵器教官跃升到将军。为日后在中国大舞台上施展拳脚打下了政治基础。大炮一响，前程无量仔细研究陈诚的早年奋斗史，可看出他在军中的崛起实在是缘于“神炮”。在东征时期对林虎的棉湖战役中，身为炮兵一连连长的陈诚，无论步兵行军多快，他都能让炮兵紧紧跟随作战。尤其可贵的是，能以有限的炮弹，达成极高的命中率。犹如神人相助。这对棉湖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至陈诚的政治对手的何应钦多年后都这样评价：“棉湖之役在今天看来是一场很小的战斗，但在当时却是很吃力的一仗……对促使这一战役的胜利，陈辞修可以说是最有功劳的人之一，那时我就看出他是一个勇敢沉着的人。”东征回师，收复广州，有天官兵放假外出，陈诚独自在营房，当他在操场上看见白云山上有旌旗晃动，遂派人侦察，回报滇军一个旅撤回广州。陈诚立即召集留在营房的炮兵，向旌旗处开炮，首炮便击倒敌方旅旗。震惊敌军，教导团官兵听见炮声纷纷集结，将滇军歼灭。

　　第二次东征，在攻打惠州的战役中，部队屡攻不克，伤亡枕籍，陈诚在察看战场情况后，命令炮兵连将炮推到敌火力点四百米处，直接对侧方敌军机枪阵地射击，一举将敌火力点摧毁。使步兵四团架梯攻城成功。这几次战役，由于陈诚指挥炮兵屡建奇功，使蒋介石对陈诚有了不可磨灭的好印象。所以这里评价早期的陈辞修：大炮一响，前程无量!

　　北伐与内战北伐战争期间陈诚在严重率领的廿一师六十三团任团长，后严重退出军事生涯，陈诚接任廿一师师长。在北伐中，廿一师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的口号。连排长均身背马枪，与士兵同吃同住，且纪律严明，并与民众关系水乳交融，因而当时在苏浙一带有“模范师”之称。北伐战争中打过几次硬仗，显示出陈诚的作战指挥能力和带兵的水平，蒋介石深为器重。1928年1月9日陈诚作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充分体现了蒋介石对陈诚的栽培与信任。

　　1928年底，陈诚任十一师副师长，不久师长曹万顺另有任用，陈诚升任师长。创建了土木系中的“土”系。在对军阀的混战中，十一师屡建战功，尤其是在“中原大战”中，十一师率先攻入郑州。令蒋介石大喜过望，当即嘉勉：“马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并发奖金廿万给陈诚的十一师，但陈诚以上官云湘纵队协助有功，分十万元给上官云湘的四十七师，足见陈诚为人不贪，办事公道。

　　1930年，陈诚因战功升任十八军军长，由至友罗卓英继任十一师师长。至此，土木系体系告成。1931年5月，陈诚率十八军进赣，参加蒋介石对红军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但红军用“兜圈子”战术与陈诚部周旋，使十八军疲于奔命，处处扑空，有力无处使，三个月不得一战。结果“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无功而返。不过在1932年初，陈诚驰援被红军围困的赣州，使红军也受到了一次挫折。

　　1933年初，陈诚策划了整个第四次对红军中央苏区的“围剿”，但遗憾的是，战术上更高一筹的红军运用灵活的战术，歼灭了第十一师，使陈诚遭受到军事上的惨败。对陈诚的心理打击甚大。同时也加深了他对红军的认识。以至后来在第五次围剿中，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战术。在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担任第三路总指挥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这次他一反前几次失败的战术，恪守“战略上进攻，战术上防御”的军事原则。构筑碉堡，修建公路，分段推进，步步为营。12月日占领德胜关，切断红军的闽赣交通。1934年3月，与彭德怀、林彪的部队在南丰展开激战。并于4月28日占领广昌。5月16日，又协同东路军，占领建宁，7月，逼迫红军在白水、新安地区与国军展开大规模阵地战，令红军损失巨大,10月6日，占领石城。26日，占领宁都。11月攻占红军的“红都”瑞金。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陈诚还以个人独特的见识和魄力，避免了一次国内军队的相互残杀。当时李宗仁、陈济棠发表“冬电”，请缨抗日，实际上是举兵向中央进犯。陈诚认为欲免兵灾，首先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衡阳。当陈诚按计划实施后，李宗仁、陈济棠见战略要地已经被中央军先占，再加上各方的劝说，遂不得不罢兵。这就是所谓的两广事件，事后。陈诚晋升为上将。

　　抗日战争显大将本色

　　在抗日战争中，陈诚在军事行政两个方面均有上佳表现。淞沪会战是陈诚积极参与战役之一，在蒋介石打与不打的考虑之际，陈辞修力主打。虽然这一仗以失败结束，但对鼓舞抗战士气，挫败日寇锋芒，扩大国际影响，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南京失陷后，陈诚于1938年1月11日被任命为武汉卫戍区总司令。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不尽如人意，但也有万家岭大捷这样的战役，整个保卫战，日寇付出了十余万人的伤亡代价。其统帅部拟定的速战速决的企图彻底破产，虽然最后中国军队撤离了武汉，但井然有序，达成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意图。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薛岳与陈城(左)。

　　在首次湘北大捷之战中，陈诚调动土木系18、54、79等几个主力军到长沙，和薛岳密切协调配合，奋战廿四天，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在激烈的昆仑关战役中，陈诚和李济深前往督战，是役击毙日寇少将旅团中村正雄。

　　1940年6月11日，湖北战场上宜昌失守，前线一片混乱，陈诚临危受命，任第六战区司令。他一上任，便以魄力和威望控制了局势。使战场呈现出相对的平静-整条战线上数十万大军对峙，却无枪炮声，有效地稳定了战场态势。鄂西大捷是陈诚的得意之作。

　　1943年春季，日寇大举进攻鄂西，战术诡诈，攻势凶猛。但陈诚运用防守反击的战略，令精锐部队十一师在石牌浴血固守，使日寇无法前进一步。接着，他调集主力从侧翼包抄，日寇顿时阵脚大乱。陈诚趁势掩杀，直至宜昌方休。是役结束，国际国内舆论一片赞扬。使陈诚的军人生涯添上了精彩的一页。

　　但是，接下来的国共内战，陈诚的表现以及众多国民党将领的表现很令人失望。尽管国民党军队有一些出色的战绩，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内战的结果是国民党丢失了大陆政权。

　　用人之道

　　陈诚的用人之道很有些特点：他早期权力不大时，主要用的是保定八期生及旧属黄埔生。这主要是他了解人接触人的范围有限的缘故。后来随着权力的增大，人才的需要量增加，他的眼光也随之开阔。他大致用下列人士：

　　一、敌对方的高手(这从他诚恳对待叶挺可看出)。

　　二、和他仕途竞赛的友军干部及难以驾驭的悍将。

　　三、过去官阶比他高又愿意降格跟他的人。

　　四、黄埔新生来投他的只要挺胸收腹，姿态昂然，并说愿意跟老师革命的，一定收留，不过免谈待遇，否则拒绝。

　　当然，他最信得过的还是土木系出身的人。这不光是由于土木系的人对他的命令执行起来不打折扣。对他本人也十分尊重。而是因为土木系是国民党最廉洁的部队之一，其干部也没有贪污受贿的行为，表现平庸的人在土木系是呆不住的。

　　在地方政务上，陈诚特别注重人才的知识化和年轻化。他在担任第六战区司令和湖北省政府主席期间，驻在恩施。他将鄂西下属八个县的县长，全都换成年龄30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这开了中国近代将官吏知识化年轻化的先河。

　　对社会贤达、青年学生他特别重视，经常从中发现人才，为已所用，真正做到了虚怀纳贤，并且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总之，陈诚对人才的接纳与任用。是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章法。而且，他手下确实没有庸才。在这里要提一句关麟征，关跟陈的间隙由来于早期，多少有些阴错阳差的成份。即便后来跟关麟征闹得很严重的时候，他都对关的军事才能赞赏不已，对于自己没有把关纳于自己的麾下效力。表现出少有遗憾和内疚。

　　陈诚忌用吹牛拍马的人，他认为这类人不堪重用。会误事。他更痛恨贪污腐败官员，对这类人通常用铁腕惩治。即便是四平守将陈明仁，也被陈诚的反贪重拳所误伤。所以陈诚部下，没有国民党内部通常的那种腐败风气。

　　为人处世

　　陈辞修的处世廉洁在国民党阵营中是有口皆碑的。办事的效率之高也有目共睹。他厌恶奢侈，痛恨腐败。铁面无私，整个国民党集团都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他在国民党集团享有相当高的威信的原因之一。

　　陈诚在做中下层军官的时候，就常常戴斗笠，穿草鞋和士兵一同行军。这杜绝了下属各级军官骑马坐轿的腐败现象，他日常生活也十分朴素。毫不侈华。这跟当时许多高级军官每出一次门就要换一次军服，经常按排两个副官烫制服的生活习惯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极少举办山珍海味的豪宴。每天的饮食十分简单。以到有人戏谑他为“和尚”。但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人之因为俭，所以能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他统帅的部队帐目清楚，没有吃空饷的现象。连后来对陈诚非常感冒的何应钦也对陈诚的艰苦朴实的作风十分赞赏：“辞修是个奉公守法而又廉洁的人。当时一般军队受旧军阀影响，风气并不好。假报销很多，但辞修的十八军，每次都按期据实报销”。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嫡系土木系的军官都相对比较廉洁奉公。军官作风也远好于其他部队。这也是他日后执掌国民党军政重权的因素之一。看来一个政党即使已很腐败，也还是需要这样的人掌握核心权力。陈辞修在相当腐败的国民党里手握重权便说明了这点。

　　陈诚对于腐败的惩治可谓是钢拳铁腕。在抗日时期，他在第六战区里便对走私吸毒和种鸦片进行无情地打击。同时对贪污腐败的官员也大开杀戒。处决人犯达数百。抗战胜利后，他在东北又一次以铁包公的面目出现。对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整肃：

　　有个叫田湘藩的中将，办了一个“兵学研究会”，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暗中开赌场。陈辞修就把他逮捕法办。本溪有个保安司令李耀慈，因触犯法律弃职外逃，被捉后陈辞修下令处以极刑。某管理处有个少将李修业，利用职权勒索钱财，也被拘捕。还有沈阳警备司令彭某也因为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当媒体报道这些事情后，满街的吉普女郎消失了。整个东北地区各机关及部门负责人的行为收敛了许多。真是大快人心!这在以腐败闻名的国民党执政时期，陈辞修在人们的心中不啻当代“包公”。

　　辽宁省参议会议长马愚忱开玩笑说：“熊式辉是内科医生，只会开药，治不好病，陈主任(辞修)是外科大夫，能对东北的恶瘤开刀。”

　　正因为他自身廉洁，办事又雷厉风行，所以在国民党声威赫然。连军统头子戴笠都对其毕恭毕敬。有一次在重庆时，有人看见陈诚和戴笠谈话，陈诚坐着，戴笠武装整齐笔直地站着。陈诚两次叫其坐下，他仍然站立，口中并不时称辞修为老师。由此可见陈辞修在国民党里的威信之一斑。

　　最让国民党次将领们印象深刻的是：在蒋冯阎大战中，十一师六十一团据守的陈庄被敌夜袭突破。陈诚震怒，命李默庵率六十一、六十三团反攻，但激战终日，伤亡惨重，李默然腰部中弹，仍未攻下。

　　陈诚在和蒋介石通过电话后，便命警卫连逮捕了六十一团团长刘天锋并执行枪决。

　　陈诚以一个师长的身份处决一个团长，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没有先例的。当时人人闻知悚然，何况刘天锋是陈诚上司刘峙的侄儿，可陈诚就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因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在各个战区，将领们之间谈话涉及陈诚这一点，莫不谈虎色变。

　　陈诚虽有钢拳铁腕的一面，但也有和善细致的一面，在鄂西大捷后，国民党元老居正率团来前线慰问，陈诚多次前往搀扶居正。其情其状，让人感动不已。

　　注重教育与培训

　　在国民革命军中，重视对干部的教育与培训莫过于陈辞修了。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支撑八年全面抗战，得力于一批党政军干部，而这些党政军干部的精英，都跟陈辞修办的各类培训班有极大的关系。最著名的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辞修任副团长，但实际上主持训练团日常工作和事务的是陈辞修。

　　一九三三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共办了三期，每期半个月，培训了7589个中高级军官，在这个训练团里，陈诚强调指出：一支军队，一个政党，应以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为灵魂，否则，在即将到来的抗战中，将会一盘散沙。不过，陈诚把希特勒一套引了进来，他制订军官准则，不管在任何场合，跟任何对象谈话，只要涉及到蒋介石，必须立正致敬。后来国民党将军在谈到委员长、领袖、总裁等词时，无不立正敬礼-就是源于庐山军官训练团。

　　在庐山培训期间，陈诚对学员十分严历，即便是身任师长的范汉杰，也被陈辞修训得不敢吱声。其他的军官就更不要提了。陈诚还不时在各个公共场所任意叫住一个军官问所学内容。使得军官们不得不认真学习，以免被陈诚弄得当场出洋相。

　　在军事科目的训练中，陈诚身体力行，和学员们一样完成任务，因此，大家虽然对他十分畏惧，但又不得不服。

　　当每期训练班结束之时，都要举办一个告别宴会，这时，陈辞修十分亲切友好，会对大家说这样的话，“平时训练时，是因为大敌当前，各位即将奔赴前线，我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意识，所以对大家严格要求，望大家体谅我一片苦心，现在要告别了，我在这里象大家赔礼，请各们接受”说完，他立正向军官们敬个礼。

　　军官们掌声雷动，半个多月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

　　正是，严历时，如金刚降魔;和善时，现菩萨相。驾驭将领，如烹小鲜。真是帅才!

　　这样类似的训练团，后来在1935、1936、1937年陆续开办，在武汉和四川峨嵋山也开办过，均由陈辞修主持。这使得他的影响大增，并对全国各地的主要军政干部了如指掌。

　　即使后来到了台湾，他对办培训班训练干部也十分娴熟，举一例，为了顺利实施“三七五减租”，仅在1949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廿多天的时间里，陈诚的培训中心便培训了4000多名干事。为台湾的土地改革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农民的大救星

　　在中国，有过无数自称为农民谋利益的志士仁人，但是，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又有几个帝王真正帮助农民圆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梦?中国农民在什么朝代实现了做土地主人的梦想?大家仔细想了一下，几乎没有，倒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都被沉重的地租把血汗榨得所剩无几，即使是在盛唐，也有许多这方面反映农民困苦的诗歌，更不要说在很多不管百姓疾苦的暴虐朝代了。

　　落后的土地政策，实际上是阻碍中国迅速发展的桎梏。这是几千年来困扰中国的头号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没有任何出路。

　　现代中国共产党也曾经提出过打土豪分田地的美好主张，也曾有过翻身农民丈量土地的无限喜悦的画面。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却又因为模仿前苏联搞集体农庄式的农业，竟然把土地又收回了国有，结果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到处是飘扬着人民公社的红旗，农村虽没有了土豪劣绅，然而农民们也没有了土地，同样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梦想。以至十多亿人连温饱都难以满足(粮票、布票、油票……大行其道)。好在后来伟大的邓小平同志重新执政后，高瞻远瞩又重新搞分田到户，才算初步解决了中国的农村的经济问题，但这比起陈辞修在台湾推行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来，不仅是小巫见大巫，而且整整晚了廿多年。

　　正因为透过历史看问题，我觉得，陈辞修是中国农民真正的大救星，是陈辞修，使得中国几千来无数志士仁人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彻底得到了实践。并被历史证明是中国农村社会繁荣昌盛的不二法门。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陈辞修任第六战区司令的时候，他就在鄂西开始搞“二五减租”。这是他实践以耕者有其田的宗旨来解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尝试。结果十分成功，在抗战时期，第六战区的农村经济是最发达的农村经济。其具体做法是：农民每出产一石粮食，首先提取二斗五升归佃农，作为种植和种子的工本费。余下七斗五升再作对半分，地主和农民各得三斗七升五，这就是有名的“二五减租”。

　　到了台湾后，陈诚放开手脚，在这个中国的宝岛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古代，台湾素有海上粮仓之称。但是，经过日本人的占领之后，台湾的农业萎缩到可怕的境地。原因是由于少数地主掌握了大部份土地，大多数佃农和雇农完全没有土地，且租金高得惊人，新竹一带佃租高达70%，非但为全国所罕见，就是在整个东南亚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台北、台中、台南等县市的佃租平均也高达56。8%，于是，广大农村日趋凋敝，农民们怨声沸腾，经常群起反抗。稻米产量由1938年的138万吨的最高产量，降为1945年的64万吨，日本人投降后到1949年，也只恢复到121万吨。这对增加了二百多万大陆撤退的军政人员的台湾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根本的出路在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

　　1949年1月，陈辞修就职台湾省主席，旋即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土地革命序幕。第一步，就是实行“三五七”减租。所谓“三五七”减租，其实就是陈辞修在鄂西抗战时的“二五减租”的翻版。

　　政策还未出台，地主们反对声浪逐波高涨。大有淹没台湾岛之势。但辞修胸有成竹。丝毫不为所动，这固然因为他无私无畏的性格所致。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有鄂西“二五减租”的成功经验在胸。他亲自出马前往台湾各县市，向县市长和各界人士阐明“三五七减租”的利弊，另一方面成立“三五七减租”的推行机构，培训4000多名干部，进行督导宣传、调处纠纷、评定产特收获标准、决定租约期限等等。

　　由于陈辞修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三五七减租”迅速推行，从1949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的20天时间里，台湾全省订立30万户的租约，并且租约中规定：租期不得少于6年，期满必须续订。以保障租权的相对稳定。佃农如积欠地租达两年者，地主才有权单方面撤租。这年的夏天，台湾地主们出租的25.7万公顷土地，全部实行了“三五七减租”，这对安抚农民，刺激生产，缓和农村的阶级矛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1951年5月25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三五七点五减租法》，用法律的形式将这一改革巩固下来。陈诚也因政绩卓然而升任行政院院长。

　　但陈辞修的土地革命并未因此而止步。他紧接着决定在台湾实施第二个措施-“公地放领”。

　　公地，顾名思义就是国有或省有的耕地。“公地放领”就是将所有权移为农民所有。承接的对象首先是承租土地的佃农、其次为雇农及承耕土地不足的佃农。当然并非无偿转移，地价是按该地的年收获量的2.5倍确定。以实物计算，全部地价由承接者在10年内偿清。不负担任何利息。

　　1951年6月4日，陈辞修在行政院正式核定《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即日实施。根据实施办法，每农户可按耕作能力和耕地等级承领“公地”。其标准为水田五分至二甲或旱地一甲至四甲。据统计，从1951年开始到1976年先后九批合计出售13.9万公顷“公地”给台湾28.6万农户。而台湾的经济，由此开始了高速发展。

　　重庆谈判结束，陈诚送毛泽东回延安时在机场合影。

　　在这之中，也有波折，在“公地放领”不久，台南地区农村忽然发生了退耕事件-即佃农自愿将耕地退还给地主，开始几十起，不到三个月，聚增至5000多起。这样发展下去，土地革命就会在无形中夭折。那么，中国的农民又要回到封建体制的老路上去。

　　陈辞修获悉情况后立即派人追查，原来是“佃农被地主威胁利诱，被迫放弃耕地”。于是陈辞修又一次展现了无私无畏的钢拳铁腕风格。他通告台湾全省：“凡是地主威迫佃农退耕，一经查出，即以重罪惩处，毫不宽谅”。此令一下，如天雷震耳。地主莫不悚然-因为他们知道陈辞修是个敢开杀戒、执法无情、说到做到的人。为了土地掉自己的脑袋是件不合算的事。于是没有人胆敢继续顶风作案。

　　“公地放领”遂顺利进行。

　　第三步，陈诚决心实施自己的宏伟目标-实现“耕者有其田”。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陈辞修又培训也2000多名干部，动员了三万多辅助人员，采用实地复查、按图索地、就地问人等方式，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摸清了台湾全省的地籍情况。不可谓效率不高。

　　做好了准备工作后，身为“行政院长”的陈辞修，于1951年1月以台湾向人民宣布耕者有其田的计划。并亲手改订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同时拟定了三大原则：

　　一、在不增加农民负担之情况下，使其取得土地。

　　二、兼顾地主利益。

　　三、转移地主土地资金入工业。

　　根据陈辞修拟定的原则，台湾省政府于1953年4月23日正式颁布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其主要内容为：

　　一、是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三甲(一甲相当于0.97公顷)的面积，超过部份一律由政府征收后转放给农民;

　　二、是当局补偿地主被征土地的地价，地价标准为该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以实物土地债券七成、公营事业股票三成搭配分配;

　　三、是农民有偿受领耕地，在原定地价基础上如算年息的4%，在十年内分20期偿付。这样一来，又使相当一部分佃农因购得土地而变为“自耕农”。据统计，至1953年底，台湾政府从地主手中共征了13.9万公顷土地，约占地主原有耕地的30%，承领农户19.5万。

　　此外，从1949年到1977年底，台湾地主陆续将保留的“三七五减租”的7.3万公顷土地直接售予14.3万农户，使大部分农民成为自耕农，客观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台湾农村的经济，由此产生了飞跃性的发展。并使台湾日后成为“亚州四小龙”之一-打下了牢固地基础。

　　至此，由陈辞修在中国农村实践的杰作-耕者有其田-终于在宝岛台湾获得空前的成功。应该说，仅仅凭这一件事，陈辞修就够格迈入中国历史上不朽的人物行列。

　　陈诚一生出生入死，军旅生涯始终随身配带一把手枪，准备随时殉国。

　　1943年，陈诚因鄂西会战大捷，受颁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在民间传言中，青天白日勋章就是免死金牌，但国史馆收藏的陈诚文物却出现两枚，确不容易。

　　台湾国史馆整理陈诚史料过程中，赫然发现陈诚於孙立人案时曾直指孙立人受冤，竭力斡旋保护，孙立人受难时还曾对陈诚激动告白。

　　这一段秘辛并未见於石叟丛书，而是得自陈诚之子陈履安口述。

　　陈诚曾亲领印缅远征军，孙立人是旧部。保护孙立人过程中，曾任陈诚侍卫官的前参谋总长刘和谦上将则是见证人。

　　孙立人是抗战时印缅远征军名将，1954年孙立人在陆军总司令任满调总统府参军长，隔年传出孙获美国支持，欲发动兵谏，部分旧部被判为匪谍，牵连叁百馀人，史称孙立人案。

　　国史馆人员指出，当时蒋介石坚持要对孙立人治罪，陈诚负责孙案，幸赖陈诚力保，称其忠诚无虞，最後保住「不捕、不审、不判」的局面。依陈履安口述，陈诚维护孙立人同时，一度令当时官阶仅为上校的刘和谦出示孙案档案，嘱其私访调查，结论是莫须有。孙立人遭监禁後，陈诚亲自探视孙立人。

　　「面对家父，孙将军一度奋力扯开衣衫，裸露出半生征战遗下的创伤疤痕，激动地对家父大叫道：我这辈子为国家这样子出生入死，为什麽还怀疑我变节!为什麽!」陈履安说：「孙案当然是冤案，家父心里一直都很明白。」

　　陈诚毕生追随蒋介石，过从间激辩冲突相持不下之僵局颇多，这些冲突有的对人，有的对事，终其一生，陈诚始终在蒋氏身旁扮演白血球角色。

　　陈诚与蒋氏冲突最强烈的一次，应在1963年，原因是对反攻大陆计画判断不同。陈诚长婿、前中央大学校长余传韬回忆，当时陈、蒋两人在官邸激烈争执，消息传到海外，住在波士顿的华人几乎人人皆知。

　　余传韬说，隔年回台後问陈诚，陈诚笑说确有此事，幸赖蒋夫人居间缓颊後，陈诚是典型军人，自东征、北伐、剿匪、抗战乃至国共内战无役不与，挥军反攻或是他最後心愿，不过，有抗战经验在先，陈诚对反攻大业并非全无疑虑。1963年秋天，陈诚罕见地在日记中写下两个意象鲜明的梦境，似可反映他心中的挣扎。

　　第一个梦是陈诚梦见自己率领大军反攻，登陆後激战北上，却陷入共军层层包围，急迫中陈诚惊醒;陈诚再度入眠後不久，却又坠入另一梦境，梦中国军一路攻城陷地，直捣黄龙，陈诚只见自己方出营巡视，就被民众群起包围，或泣诉生活痛苦，或索求济助，陈诚情急中伸手进口袋想掏钱，结果口袋竟一无所有。

　　陈诚素有儒将之名，这样的梦境，不无让人体会到他内心深处那股难挽狂澜、无力解民倒悬的悲凉，甚至间夹着一股自责的意味，而这样人格特质，更在蒋中正处理孙立人案时，增添了无奈的历史阴影。

　　1965年，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上图为蒋介石手挽「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夺我元辅岂无天乎，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口气几分悲凉，这里的「光复」指的是「光复大陆」，其实岂只是「最后奋斗关头」，而是「相去甚远」，平心而论，蒋介石、陈诚这批最早的黄埔军校师生，半生戎马，绕了大半个中国，最后葬身宝岛，多少有几分感伤。

　　总体评价

　　陈辞修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不过除了某些党派和组织之外，大都数人对他的评价都是褒远大于贬。负面评价极少。而在历史公正的角度看来，辞修的才德可媲美于古代的管仲、乐毅，绝对不是某些肤浅之流所云的志大才疏之辈。如果说他是失败阵营的一位重要成员，便可对他任意胡贬，那么，诸葛亮最终也是失败阵营的人物，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贬低诸葛亮，也说诸葛武侯志大才疏呢?纵观陈辞修的一生，答案和诸葛武侯一样明明白白的。

　　尤其辞公到了台湾以后，没有了战争的困扰，放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人品道德才能修养发挥到近乎完美的地步。日后台湾的经济蒸蒸日上，台湾成为亚州四强。成为世界上华人的骄傲，跟辞修的施政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成为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台湾人发自内心称他为“陈诚伯”。绝不是偶然的。

　　在研究陈辞修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周恩来。他也是个和陈辞修相类似的人物，两人的聪明智慧和处世廉洁不相上下，也曾受到国民的普遍爱戴。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尤其是对中国农民的贡献，周恩来是远远比不上陈辞修的。这不是说周的能力比陈辞修差多少，而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国民党虽然独裁，但跟某些党派比起来，还远未到极致。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远非毛泽东对周恩来所能相比。想想刘少奇的下场和周恩来临终前的危局。陈辞修获得的施政成功，也绝不是偶然的-得力于一个相对好的政治体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陈诚，他所处的时代远了，也带走了他那一代人儒将的人格典范，而他後半生奉献心力的台湾，终於蕴育出「有梦最美」的绿色沃壤，并进而终结他一生信守不渝的国民党政权，他的一生功过，在政权更迭的今天，台湾陈水扁总统来作总结，陈水扁在《石叟丛书》线上启用发表会上推崇陈诚是：

　　「生於大陆的浙江省，一位外省人，但是为台湾这块土地做出最大贡献的副总统。」

　　附录：

　　陈诚大事年表

　　1898年(光绪二十三年) 1岁

　　1月4日(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十二日)，陈诚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镇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父应麟，字希文，系前清秀才;母洪氏。

　　1907年(光绪三十二年)10岁

　　入高市小学读书。

　　1911年(宣统三年) 14岁

　　在高市小学毕业。毕业后在家补习了一年功课。

　　1913年，16岁

　　2月，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校址在丽水)本科第二班。

　　1917年 17岁

　　12月，毕业于浙江第十一师范学校。

　　1918年，21岁

　　夏，考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

　　1919年，22岁

　　冬，体专毕业，复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

　　1920年，23岁

　　7月，直皖战争爆发，军校停办，陈诚即赴广东投入粤军第一师三团。9月，加入国民党。

　　1921年，24岁

　　保定军官学校复课，回校继续学习。

　　1922年，25岁

　　2月，赴广东，任建国粤军第一师中尉副官。

　　4月，升任上尉连长，参与西江、北江战役，讨冯宝初于肇庆，胸部中弹负伤。

　　9月，伤愈，升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

　　年底，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成立炮兵连，陈任连长。

　　1924年，27岁

　　黄埔军官学校成立。

　　9月，同团长邓演达一起调往黄埔军校，任军校炮兵教官，又任校长办公厅上尉特别官佐。

　　1925年，28岁

　　1月，改任军校校军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不久即随部参加东征。

　　3月，在东征棉第之役中，陈发炮准确，克敌制胜。

　　5月，陈希文病逝，回青田田奔丧。

　　10月，二次东征，炮毁惠州城，阵前立功，战后升为炮兵第二营少校营长。

　　1926年，29岁

　　1月，任黄埔军校特科大队长。

　　6月，任国民党革命军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

　　7月，誓师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

　　12月，第一补充师改编为廿一师，任该师六十三团上校团长。

　　1927年，30岁

　　2月，与孙传芳军战于浙江游埠，夜袭孙军司令部于桐庐之浪石埠，敌惊惶后撤。乘胜克复杭州。

　　3月，克复苏州、常熟。

　　4月，升任第廿一师少将师长，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6月，升为第廿一师师长。

　　8月，参加龙潭战役，和桂军一起击败孙传芳部的反攻;其后，辞去廿一师师长职务。

　　10月，调任第三师师长，但未就职;就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兼驻沪办事处主任。

　　12月，升任军政厅代厅长。

　　1928年，31岁

　　3月，再兼军事委员会军事教育处处长。

　　4月，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兼炮兵集团指挥官。

　　7月，任第十一师副师长。

　　10月，兼代第十一师第三十一旅旅长。

　　1929年，32岁

　　6月，任第十一师中将师长。

　　10月，兼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参与蒋、冯中原大战。

　　12月，由湖北率部赴确山。

　　1930年，33岁

　　1月，破唐生智军于确山。

　　3月，兼蚌埠戒严司令。

　　5月，收复马牧集。克复归德;进逼宁陵，劝降刘茂恩。

　　7月，移师援曲阜，与城内守军夹击傅作义军，曲阜解围。

　　11月，奉派与钱大钧等赴日本参观秋操，任观操武官。

　　12月，返国，任十八军军长。

　　1931年，34岁

　　1月，兼任第十四师师长。

　　6月，入赣“剿共”，任追击军第二路总指挥。

　　9月，兼任吉安警备司令。

　　10月，又兼任第五十二师师长。

　　1932年，35岁

　　1月1日，与谭延闿之三女谭祥(曼意)结婚。

　　3月，率部增援被红三军团所围困之赣州，解赣州围。

　　12月，任抚河方面“进剿”军前敌总指挥。

　　1933年，36岁

　　2月，转任赣粤闽边区“剿共”军中路军总指挥，成为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围剿”的主力。

　　7月，任北路军“剿共”军第三路总指挥兼第六纵队指挥官。

　　11月，作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共”军第三路总指挥。

　　1934年，37岁

　　3月，任北路“剿共”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总指挥。

　　5月，率部攻占苏区门户广昌。不久即任庐山军官训练团主任，后改为任副团长，负责训练全国军官。

　　9月，庐山训练团结束，返回广昌总部。

　　12月，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8岁

　　3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

　　4月，升陆军中将。同月，任庐山暑期训练团筹备主任。

　　5月，兼任陆军整理处军官教育团团长。

　　8月，任峨嵋训练团教育长兼办公室主任，训练川、滇、黔三省之军政教育各界干部。

　　10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辕参谋长。

　　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39岁

　　1月，宜昌行辕与陆军整理处合并为委员长行辕，任参谋长。

　　3月，调任“剿共”军第一路总指挥国，赴山西协助阎锡山“剿共”。

　　6月，任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两广事变”发生后，奉命南下，占领衡阳。

　　9月，加陆军上将衔。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兼广州分校主任。旋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长职务，办理“两广事变”善后事宜。

　　11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辕副主任兼参谋长。

　　12月，任军政部常务次长，负责陆军整理事务;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扣于西安，陈诚亦被扣留。

　　1937年，40岁

　　1月，蒋介石为迫杨虎城就范，下令组织讨伐军。任陈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坐镇潼关。

　　3月，赴丽水省亲。

　　4月，协助蒋介石创办暑期庐山军官训练团，任筹备主任。

　　6月，兼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调训全国党军政教人员7000多名。

　　7月，“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8月，“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奉命往上海视察防务，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参加淞沪作战。

　　9月，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

　　11月，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即升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8年，41岁

　　1月11日，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积极训练部队，构筑武汉城防，保卫大武汉。

　　2月1日，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3月，兼任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

　　4月，兼任航空委员会委员。

　　5月，兼任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一团副团长。

　　6月14日，奉派为第　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

　　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陈兼任书记长，下旬在武汉大会战中，阻击江南之敌。

　　1939年，42岁

　　2月，兼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

　　3月，兼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军事训练处处长。

　　5月，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8月，兼中央训练团特别党部特派员。

　　9月，日军进犯长沙，入湘协助薛缶部署反攻。

　　10月，为防日军进攻湘西，国民政府决定再设第六战区，陈兼任司令长官。

　　1940年，43岁

　　1月，奉命抵桂，参与桂南会战。

　　6月，日军由襄阳直趋宜昌，临危受命为右翼兵团总司令。部署御敌。初旬，宜昌沦陷。其后舆论对陈诚颇多责难，冠之以“三昌将军”。

　　9月1日，在解除一切兼职后抵恩施，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重新部署军事，并着手制订<新湖北建设大纲>，以“建设三民主义之新湖北”;于是办理土地陈报，扶植地方自治，实行计划教育，严禁烟毒，惩办土劣，推行“战时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征购实物和、物物交换、凭证分配等，均次第举行。并设立购粮委员会等机构，“移湘北之粟，以救鄂西之灾”。

　　1941年，44岁

　　4月，兼军事委员会党政委员会第六战区分会主任委员。同月，颁布<湖北减租实施办法>，分区实施“二五减租”。

　　7月，<新湖北建设大纲>正式制订，开始实行。

　　9月，到秭归部署反攻宜昌，策应第二次湘北会战。

　　1942年，45岁

　　2月，实施军需独立，扫除侵吞积弊。

　　1943年，46岁

　　2月，远征滇缅，兼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3月，离恩施抵昆明，协同盟军，充实武器，调整部署，训练部队。5月，日寇大举进犯鄂西，奉命从云南赶回恩施，指挥六战区所部阻击，于后牌要塞处大破敌军，取得鄂西会战胜利，粉碎日军进攻重庆之之企图。

　　9月，返回昆明。

　　10月，胃病复发。

　　11月，辞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返渝养病。

　　1944年，47岁

　　4月，日寇发动豫中之战。

　　5月，奉命飞西安，协助作战。6月，豫中会战失利，潼关告急。

　　7月6日，前往汉中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补充训练，并监督陕豫党政机关。

　　8月，往西安指挥潼关方面军事，阻敌西侵。

　　11月，奉召回重庆，任军政部部长，整饬军政。

　　1945年，48岁

　　1月，兼军政部后方勤务总司令。

　　3月，提出整军纲要，呈准施行。裁撤军事机构千余，员兵80余万。

　　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6月，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飞汉口、北平、南京等地巡视。

　　9月，部署受降，办理接收，整编游击部队，处置伪军，遣送敌俘;调整军事机构，安置复员官佐等。

　　10月，兼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辞军政部后方勤务总司令职。

　　12月，任中央军事机关改编委员会主席。

　　1946年，49岁

　　继续整军，制定1946年度施政纲要。

　　5月，国民党军事机构改制。

　　6月，成立国防部，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

　　7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奉命直接指挥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

　　9月，再度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

　　11月，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7年，50岁

　　2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8月，因战略决策失误和作战失败，辞去中枢各职，改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及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指挥东北“剿共”事宜。

　　12月，胃病复发。

　　1948年，51岁

　　2月5日，正式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8日，兼任台湾警备司令。

　　5月12日，辞去参谋总长及海军总司令职务。

　　6月，施行肠胃截除手术。

　　10月，飞台湾休养。

　　12月29日，蒋介石在引退之前，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1949年，52岁

　　1月5日，正式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8日，兼任台湾警备司令。

　　3月，颁布<台湾省入境出境管制办法>，收容、整编从大陆溃败至台湾的部队。

　　4月14日，<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正式公布，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

　　5月，实施户口总检查，简化军政机构。

　　6月15日，公布台币改制，发行新台币，稳定台湾金融。

　　7月16日，任东南军政长官，驻于台湾，并设立台湾省自治研究委员会。

　　12月21日，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专任东南军政长官。

　　1950年，55岁

　　3月1日，蒋介石复“总统”职，东南军政长官公职撤销;7日，经蒋提名并经“立法院”同意，出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4月，开始分期分区实行所谓地方自治。

　　5月，重订陆、海、空三军编制;厉行精兵简政政策，建立军费核实制度。

　　7月2日，台湾省地方“自治”开始实施。

　　8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任中央改造委员。

　　1951年，54岁

　　4月，采取经济金融紧急措施，禁止金钞买卖，改订外汇管理办法。

　　6月，减租工作完成，核定施行<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家实施办法>，扩大放领范围，遍及台湾全省。

　　1952年，55岁

　　2月，制定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10月，国民党“七大”召开，宣布国民党改造结束。在随后的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3年，56岁

　　1月，继续推行土地改革。

　　3月，办理地籍总归户完成，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

　　12月，台湾省征购放领耕地工作初步完成。承领耕地19万余户，均由佃家变为自耕农。

　　1954年，57岁

　　2月，被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会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候选人。

　　3月24日，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保举，在“国民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就任“副总统”，俞鸿钧继任“行政院院长”。

　　11月，兼“总统府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59岁

　　7月，石门水库二期工程开工，亲主其事。

　　1957年，60岁

　　8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0月，经蒋介石总裁提名，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任国民党副总裁。

　　1958年，61岁

　　7月，“行政院长”俞鸿钧辞职，陈再度兼任“行政院院长”。

　　8月，辞行政院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及革命实践研究主任职。

　　1959年，62岁

　　8月7日，台湾中南水灾，投入救灾。

　　1960年，63岁

　　1月，奖励投资，制订19点经济发展计划。

　　3月，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

　　6月，“八七”水灾重建工作完成。

　　7月，改进外汇贸易管理，达成单一汇率，调整公教人员待遇。二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完成。

　　1961年，64岁

　　7月29日至8月13日，访问美国。

　　1962年，65岁

　　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1963年，66岁

　　3月4日，访问越南，9日返台;20日访问菲律宾，23日返台。

　　7月1日，病假一月，在阳明山休养。

　　8月1日，续假二月，往日月潭休养。

　　9月16日，因葛乐礼台风，提前销假，处理风灾。

　　11月22日，经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连任副总统。

　　12月15日，因病体不支，辞“行政院院长”兼职;25日，请病假三个月。

　　1964年，67岁

　　6月14日，石门水库落成。

　　8月，腹泻。

　　10月，肝脏肿大。

　　1965年，68岁

　　1月，经诊断确定，肝部已为癌细胞侵噬。

　　2月28日是，发表病情公报，确诊为肝癌。

　　3月5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