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贺衷寒其人其事
来源：站长王坚整理   2018-10-28 20:20:30

　　楔子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是一位对中国，尤其是对蒋介石的发迹地黄埔军校有浓烈兴趣的美国著名记者。1955年3月19日，他飞往台湾高雄，访问了在那里养病的蒋介石，蒋介石向他介绍了自己“为了建立中国统一政府的漫长斗争生涯”，当然离不了谈黄埔。午餐席间，蒋介石对苏兹贝格说：“黄埔时期，我有许多杰出学生。”并指着陪同进餐的一位台湾当局要员说：“他就是黄埔三杰之一，我的前交通部长、现总统府国策顾问贺衷寒。”

　　苏兹贝格友好地朝贺衷寒笑了笑，一个不太可亲的形象立即映入眼帘：他大约50开外，刀削般的脸上棱角分明，头上毛发不多，几乎秃顶，眼里闪烁着蔑视一切的神情，对苏兹贝格点了下脑袋。

　　“另外两杰是谁呢?”苏兹贝格追问道。

　　“那两个是共党，他们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也背叛了校长。”贺衷寒抢着回答。

　　“能说说他们的名字吗?”

　　“一个叫蒋先云，北伐中被打死了。”贺衷寒说。

　　“另一个叫陈赓，当年我也很喜欢他，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他掩护过我，可惜中共产党的毒太深，后来处处和我作对。这个人你们美国新闻界应该知道，不久前他还与你们在北越和南韩打仗!”蒋介石接过话题说。

　　苏兹贝格耸耸肩膀，表示默认。沉默了一会，他说：“有机会，我将去大陆采访有关人士。”

　　“你不会有此机会!”贺衷寒顿时做出一个鄙夷的姿态。“大陆不会设宴接待一个美国记者。”

　　历史的发展与贺衷寒的预言正好相反，19年后的1973年9月，机会终于来了。61岁的苏兹贝格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个被邀请的美国记者，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4周年庆祝活动。他和他的希腊妻子玛丽娜在广州、北京、延安、西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采访了近一个月，参加了各种宴会。在他一再请求下，临回美国前，当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抽时间专门接见了他们夫妻俩，并且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周恩来同他们谈了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后，苏兹贝格迫不及待地请求谈谈蒋介石和黄埔军校的问题。”周恩来满足了他的要求。

　　“我在台湾见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苏兹贝格突然问。

　　周恩来耸了耸浓眉，若有所思地回答说：“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称介石跑到台湾，但蒋介石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建交之时，他忧郁而死……”

　　贺衷寒，这位国民党黄埔系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对于他的传奇经历，对于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今日大陆知道的人已不大多了。

　　贺衷寒一笔好字，使蒋介石对他另眼相看

　　1924年6月16日上午，在距离广州市中心约20公里的东郊黄埔岛上，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正在进行。500名从全国各地招收来的热血青年，身着崭新的灰军装，列着整齐的队伍，正在聆听孙中山先生的长篇演讲，他指出：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走俄国人的道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成立革命军打基础。他号召大家，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扬革命党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一生一世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孙先生演讲很长，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

　　接着，南方政府参议院总参议兼广东省省长、有“副帅”之称的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

　　然后，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祝词。

　　午餐时，不少人找到校长蒋介石反映，说上午领袖们的训示大多听不懂，如胡汉民是广东番禺人，讲一口客家官话，他念《总理训词》的开头两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北方学生就听成了“三味煮鸡，萝卜大葱”。于是，午餐后蒋介石找来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要他赶紧找几个字写得好的学生来，把上午领袖们的讲话发言抄写出来，贴到最显目的地方。王柏龄经过一番了解，很快找来了李之龙、胡宗南和贺衷寒3人分头抄写。其中，贺衷寒一笔艺术体的双勾字写得又快又好，蒋介石看后连连颔首微笑。自此，蒋介石就对贺衷寒另眼相看。后经多次交谈和查访，蒋介石渐渐了解了贺衷寒不平凡的经历。

　　原来，贺衷寒系湖南岳阳人氏，1900年1月5日生，原名忠汉，少时游览洞庭湖中的君山岛，得知秦始皇在君山怒盖“封山印”的故事，因慕秦始皇的威严而取字“君山”。贺衷寒的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家境富裕，望子成龙心切，贺衷寒6岁时便延师在家读私塾。贺衷寒聪明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师长称奇，乡里传为佳话。1916年，贺衷寒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由于勤奋努力，各门功课均得高分，尤以国文为佳，每次作文均由老师批示“传观”。他写得一手好字，又能说善辩，还喜欢诗词，常作诗抒怀。在学校读书期间，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深为梁启超那种忧国忧民、饮冰怀霜的情怀所打动，思想渐渐激进，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充满义愤，对劳苦群众表示出同情。

　　贺衷寒还积极参加了反对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曾慷慨激昂地站在桌上讲演，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卖国求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贺衷寒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他能说善辩，又有根强的组织能力，因此被全校学生选为代表。1920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贺衷寒被吸收参加，成为我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1921年春，贺衷寒赴上海学习俄文，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共方面很多早期领导人。同年10月，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他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翌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张国焘，成员有翟秋白、高君宇、王烬美、邓恩铭及蒋伏生、卜道明等人，张国焘这个人向来脾气暴躁，待人傲慢，喜欢弄权，这次出国当然不例外，他不把自己也看作“代表”之一，而处处以“团长”的身份动辄训人，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非要所有的代表唯他是从才舒服。贺衷寒这时才21岁，年轻气盛，从小就被人当着“才子”捧惯了，哪里看得惯张国焘这一套，兔不了要冷言冷语说几句，张国焘早已对他忌恨在心。

　　一次，张国焘为一点小事借题发挥，大骂代表团的成员，说要不是我张国焘，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到莫斯科来，要是不服从领导，我就一个个把你们开除回去。别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发发脾气，不见得就要开除谁，都一笑了之。贺衷寒却忍不下这口气，当即对张国焘说：“张先生，我们都是中央书记处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要开除我们?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当得不耐烦了倒是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张国煮一听，犹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滚!你给我滚!”贺衷寒一点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要滚你先滚!”说着就要上去跟张国杰动拳头。其他代表连拉带劝，才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因是在异国他乡地盘上，张国焘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忍下这口气。回国后，张国焘立即向陈独秀告状，终于以目无组织的名义于1922年春将贺衷寒开除团籍。从此以后，贺衷寒对张国焘恨之入骨，连带也恨上了中共。

　　贺衷寒在莫斯科参加会议后，便留在苏联考察，先后共7个月。回乡时途经武汉，昔日在武昌各校读书的朋友为他洗尘，他报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情况时说：经过西伯利亚铁道沿线车站时，看到许多俄国男女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跪地叩谢;到达莫斯科及各都市时，仍然是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到处有乞丐、娼妓、小偷;政府对地主、资产阶级、贵族进行杀戮、清算、斗争，极为“悲惨”。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进行。

　　1922年，贺衷寒自苏联回国后，在武昌一中学教书，曾一度加入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旋即创办“人民通讯社”，从事各种大胆的报道，经常发表评论，抨击当时军阀横行、政治腐败，阐扬民主、自由之可贵，积极鼓吹革命。不久，即被军阀查封。继而前往长沙，再创“平民通讯社”，并改名贺衷寒，继续批评时政，提倡民主，主张革命，同时兼任长沙宏图中学国文教员。在长沙，他曾联络失学、失业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征求各学校社团的意见，拟成立湖南公民选举监督团，揭露赵恒惕督政府进行虚假“民选”的阴谋，得到社会胁同情和舆论界的赞许。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发生工潮，工人代表、青年团员黄爱和庞人铨被湖南督军赵恒惕派人逮捕杀害，贺衷寒闻讯，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对赵恒惕大加抨击，替死者呜冤。赵恒惕恼羞成怒，下令将贺衷寒逮捕，关了3个多月。在狱中，贺衷寒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后经岳阳县的两名省议员具保获释，才幸免于难。这次入狱、使他更加认清了中国黑暗社会的现实，更加体会到了封建军阀的残暴：更增强了他“改造”中国的决心。

　　贺衷寒出狱后，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相互见面，百感交集。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1923年，贺衷寒向家人一再表明自己投身“改造”中国之决心后，又返回长沙继续从事新闻事业，担任长沙青年服务社教务主任，仍兼中学课务。不久，又被聘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继续用他的笔杆和嘴舌，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鼓动青年爱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4年春，贺衷寒在汉口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他们由汉口去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铺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他询问那位青年的姓名，才知道他叫胡宗南，也是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此乃贺衷寒、胡宗南相见之始。因彼此意志相投，日后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又因贺衷寒擅长于“文”，胡宗南擅长于“武”，故后来在国民党黄埔系中曾流传“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

　　贺衷寒、胡宗南到广州后，军校招主初试已过，他俩便联名具函去找主持考试的廖仲恺先生，叙述过去的经历、南来的动机和矢志革命、报效国家的决心。廖仲恺阅函，当即准予参加复试。经过严格考试，贺衷寒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队。当时的黄埔军校，聚集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来的好学上进的热血青年，其中有不少还是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选派来学习的，因而革命和学习的气氛十分浓厚。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黄埔学生中发展党员。共产党发展组织，是个别秘密进行的;国民党发展组织，是在课堂上把入党登记表当作业一样往下发，规定每人都要填。贺衷寒入校不久，就和同期学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开学以后，贺衷寒认真钻研政治和军事理论，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加上他在组织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才能，便崭露头角，并开始传出“黄埔三杰”的美名。1924年9月，孙中山率师北伐，贺衷寒随学生第一队担任警卫工作。11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秘书，旋又调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4日，军校政治部迁往广州北校场省城分校，设分部于黄埔本校留守，校方指定由贺衷寒和李之龙(共产党员)负责。当时黄埔一期毕业同学，除李岳阳因原为川军团长，毕业后被分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团团长外，贺衷寒的军阶算是最高的。

　　开始协助于蒋介石“反共”

　　公正地说，1925年以前的贺衷寒，即使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还是可以划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之列，他虽然对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如张国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基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至少也可以说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时也确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方面，尤为突出。从1925年开始，贺衷寒就明显向右转了。此后、他就一直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无产阶级为敌。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谦在其墓志铭中所说：“……自(民国)十四年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之创立，迄于病革绵(左右缀之右)之时，固未尝须臾放弃其挞伐之责任(指反共)。”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政治家，1927年“四一二”反共政变前，因为羽翼尚未丰满，在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两派的纠纷中，虽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他在1926年上半年一手制造的陷害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亲自提出的排挤共产党员的《整理党务案》，就是他反共政策的最早公开暴露。贺衷寒、缪斌、潘佑强等右派黄埔学生，对蒋介石当时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用心，在实践中也逐渐心领神会，他们实际上已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总后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庆集其“反共”的纛阴之下。这还得从黄埔岛上开始出现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的斗争说起。

　　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不久，广州的反动势力就阴谋利用商团组织暴乱。为对付商团，1924年8月经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陈赓、贺衷寒等人发动，驻扎在广州的粤、桂、湘、滇各军的军官学校和海军部分军阀的革命军人，开始联合起来，并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名义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后经报请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代表会于1925年1月25日推举蒋先云、曾扩清、贺衷寒、何畏能4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成立大会上，他代表“青军会”宜读了3点志愿：(一)竭诚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二)暂不做后起的军阀;(三)与农、工、商、学、妇各界大联合，一致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他还在当时第一期《青年军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向《青年军人与军阀》的文章，历诉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闷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闷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

　　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建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领导人的想法比较简单，都想以这个组织来团结在粤的青年军人，削弱军间派系的势力，打倒陈炯明。到1925年的二三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传到广州，人心颇为不安，国民党右派势力便开始抬头，乘机加紧活动，并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大肆加以攻击，惊呼“青军会是共产军”。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里有名的“大炮”、强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谢持，正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住院”，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便趁机把谢持请到黄埔岛，让他到接近右派观点的学生中游说。谢持说：“国共合作，实在是孙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共产主义是豺狼蛇蝎，与豺狼蛇蝎焉能为伍。”又说：“孙先生年纪大了，虑事难免不周。我辈正当壮年、为党为国，都不可不中流涉险。”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都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他还对贺衷寒等人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们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等等。贺衷寒听着谢特的演说，很自然联想到张国焘那张讨厌的嘴脸，又回忆起在青军会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每每与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意见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谢持“见解精辟”。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的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生，思想迅速向右转，当场就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大骂共产党。

　　为了对抗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这就是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名义，组织一个“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1925年4月24日，在蒋介石、廖仲恺的支持下，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立的又一个军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早期也称“中山主义学会”)，发表通电，宣告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贺衷寒和潘佑强。

　　两个军人组织的出现，使黄埔岛上结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由于青军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一年多时间成员就发展到两万多人。孙文主义学会建立后，第一步便是拿出吃奶的力气到全国各地去发展组织，不久也号称有了5000会员。接着，两个组织便公开对着干。青军会组织了一个“血花剧社”，孙文学会就组织一个“白花剧社”唱对台戏;青军会办了《青年军人》和《中国军人》两个杂志，孙文主义学会也办了《国民革命》和《革命导报》;青军会又办了《兵友必读》和《三月刊》，孙文主义学会也又办了《革命青年》和《独立旬刊》。你开一次大会，我也开一次大会，并且比你的还要大。你在我的大会上发表了反演说，我下次就组织人去踩你的会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非踢你一脚。而在两派对立斗争中，贺衷寒总是充当孙文主义学会的智囊人物，为其谋划，有时也公开出面展开“舌战”。第一次东征胜利后，由青军会发起，在梅县中学广场开军民联欢会，李之龙在台上发表演说，正讲得起劲时，贺衷寒、缪斌等一伙孙文主义学会的人，手持短枪，突然上台来把李之龙挤开，由贺衷寒发表演说。青军会的人哪里服这口气，很快聚集一群骨干，也持着枪向台上硬冲，李之龙趁势抢占了讲台，要贺衷寒“滚下台去”。贺衷寒见奇袭得手的讲台又要易主，伸手朝李之龙的脸上就是一拳!李之龙也不吃这一套，憋足劲一拳又打回去。于是，两个便扭打起来。顿时，会场大乱，两派枪口对枪口，怒目对怒目。后在梅县党部负责人的劝说下，才暂时平息。事后，贺衷寒、李之龙两人都受到蒋介石的臭骂，贺衷寒被“撤职查办”，李之龙“令调回黄埔军校工作”。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为总司令，贺衷寒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途中，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共存”的那一套，说什么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允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如尽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指国、共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贺衷寒的这段发言，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鉴于黄埔两派斗争愈演愈烈，1926年2月2日，蒋介石以“解决本校党务纠纷”的名义，在黄埔军校召开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校党代表汪精卫也从广州赶来参加。蒋介石以貌似公允的口吻把两会都责备了一番，骂他们破坏了黄埔的统一。汪精卫也以劝解的口气，强调两派要“精诚团结”。最后，蒋介石提出4点解决办法，其中心意思就是要两会都接受蒋介石本人的领导，有矛盾由他来解决。4月7日，蒋介石颁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明令解散两会。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蒋介石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亲任会长。1926年6月27日，黄埔同学会在广州正式成立，贺衷寒缺席当选为干部委员兼秘书长。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三、在苏联异得声名狼籍的贺衷寒想亲自带兵，蒋介石却偏不交他兵权。

　　1926年四五月间，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事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他在苏联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后，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时，他的思想进一步向右转，虽然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他认为，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用“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贺衷寒和邓文仪、肖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看到同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党员，便以留法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有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想以此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由于此事遭到校方的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闹腾一阵后就偃旗息鼓了。但他们仍不甘心，又着手在中山大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分会。由于该组织在国内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时，被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因此，贺衷寒等人遭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他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由”，不应该压制。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只好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28年1月，贺衷寒自苏联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长，负责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黄埔军校第五、六期学生。3月，该校正式迁往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内仍称黄埔军校)。同月，黄埔同学会在南京举行全体会员大会，贺衷寒被选为监察委员。这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委会常委委员。贺衷寒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像蒋介石那样亲自掌握兵权，可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的本性，偏不把兵权交给他。

　　1929年春，贺衷寒被蒋介石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其实是要他利用留学机会，潜心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为蒋介石集团寻求统治之术。贺衷寒虽身处异国他邦，仍时刻关注国内的政治斗争，不时发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言论，其所写的《改组派之检讨》的小册子，颇受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赏识。

　　贺衷寒在日本学习、考察的两年时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际，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贺深受其影响。

　　致力反共的政治训练，受到蒋介名赏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接着宁汉合流，全国出现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革命的武装斗争如星火燎原，尤其是红军在湘、赣和鄂、豫、皖边区的发展，更使国民党反动派日夜不得安宁。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不仅被红军迅速粉碎，而且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活捉。铁的事实使蒋介石认识到，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于是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的办法，维系其内部统治，破坏红色根据地内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由于贺衷寒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又曾两次去过苏联，蒋介石便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国。

　　1931年2月，贺衷寒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国民党部队分为嫡系与杂牌两大类，嫡系部队因经过“清党”运动，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被“清”出军队，杂牌部队原来就无政工人员。针对这种情况，贺衷寒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在原有高级政工干部中挑选130人，办起了“星子训练所”(即军校特训班前身)，对这些人进行为期两周的短期特别训练，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及所谓“对全国军民宣传和平统一的国策”。蒋介石对这个训练班也特别感兴趣，先后5次亲自到该所训话。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政治训练的骨干。

　　当时，国民党部队不仅政工干部缺乏，政工体制也极为混乱，南京的中央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不能对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实施有效控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1933年2月，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采用办“政训研究班”和“军校特训班”的办法，抽调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原有政工干部和大专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并规定各军、师都设政训处，团、营、连派指导员，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委派，而这些人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这样，贺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最多时达3400余人。贺衷寒还与刘健群、袁守谦等人策划，采取派遣“宣传队”的形式，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东北和西康等地国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以防止这些军队“异动”。

　　贺衷寒先后主持召开过3次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政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政工文件。如：1933年5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军第一次政工会上，拟订了《政训令》，明确了所谓政治工作在军队的17条任务和职权;1934年3月在南昌召开的第二次全军政工会上，针对“剿匪”(围剿红军)与“整军”之双重任务，又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1935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军政工会议，专门研究了军队各级政工机构如何配合抓好“整军”的问题。7月，由贺衷寒主持制订的《整军宣传方案》和《整理部队政训工作纲要》等文件正式出笼。

　　贺衷寒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围剿”红军方面，可谓呕心沥血，绞尽了脑汁，提出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点子。如在他主持军队政训工作以前，各种书刊和公私文件上对于围攻红军一事用词各不相同，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贺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统一用“剿匪”二字。他还着重从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围剿”红军的办法，更是受蒋介石赏识。

　　从1932年至1936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这样，贺衷寒就将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政训系统的总指挥。

　　揣摸出“老头子”的真正意图，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

　　贺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训练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直接为蒋介石所掌握和为其服务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的筹组工作，成为该组织“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他与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被称为“复兴社”的4大台柱，而贺衷寒名列第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倾轧，坐在“国民政府主席”宝座上的蒋介石，深感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惯于用骂人的方式，迫使部属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次也是这样。这年的11月间，他接连几次在南京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复、膝杰、郑介民、戴笠、曾扩情等黄埔爱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完，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贺衷寒脑瓜最“灵”，每次蒋介石“训”完之后，就把“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他家里去商量，揣摸“老头子”的真正意图。第一次没有结果，第二次大家议出了一点头绪，认为“要组织起来”。当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去开会时，蒋介石一骂完，贺衷寒就立即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即“要组织起来”的意识)，还是有办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一点点真实意图。他说：“我们要有像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最后，蒋介石叮嘱这些“不中用”的学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结束了这次会。于是，贺衷寒又第三次把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对组织名称、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但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了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这时，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离开了“主席”宝座。但是，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根据胡宗南的提议，这些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学生，推举贺衷寒、邓悌、膝杰、周复、康泽等5人负责筹备。第二天又召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1932年2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赶快搞成那个组织。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决定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为“中华复兴社”。

　　1932年3月初，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开复兴社成立大会。按该社章程，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邓悌、腾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邓悌、膝杰3人为常务干事。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膝杰，他是黄埔四期生，资历较浅，能力也比较弱，并且与贺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1933年1月，贺衷寒接替膝杰担任书记，由于贺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遂引起蒋介石的讨嫌。1934年8月，由邓悌担任第三任书记。邓梯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1935年10月，贺衷寒联合留日派将他赶下台，由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以前三任都为“书记”)。刘健群不是黄埔出身，原只是何应钦的秘书，因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螟岭子”，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1936年8月，刘健群调北平工作，由郑介民代理书记长。这样，至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以常务干事的身份负实际领导责任。

　　另外，贺衷寒还与他的湖南老乡肖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潘佑强、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以贺衷寒为首领，肖赞育居第二把交椅。连江西的桂永清、周复也与他们很亲近。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是留俄和留日的，而贺衷寒既留过俄，又留过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33年下半年，在南京的留俄学生200多人发起成立留俄同学会，贺衷寒虽被选为理事长，但因同学会负实际责任的是非黄埔出身和非复兴社分子的代表段诗园，致使留俄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完全受贺衷寒控制。贺衷寒便与邓文仪召集留俄学生开会，说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都非常需要人，所有留俄学生都可以包干安排，因而许多留俄学生部被贺、邓拉入了自己的控制圈。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的《前途》月刊和《扫荡报》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运动”等活动。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讲演却很不少。他对“蒋介石教义”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所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介石所提倡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不像邓文仪那样总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槽的口号堆积，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从1933年到1937年间，贺衷寒每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因此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1935年11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西安事变爆发，贺衷寒积极主张“讨伐”，遭到蒋介石破口大骂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蒋、贺相互看透，久相互利用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原政训处裁撤，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3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中将)，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但仍兼任第一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反共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康泽等人相勾结，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7月，三青团在武汉成立，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1939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谈。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重庆影息一时。

　　1940年秋，贺衷寒住在重庆郊外，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职，加上其8岁的二女儿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医院照顾女儿染病身亡，其心境极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3个命根子。这3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3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3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3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贺衷寒对蒋介石也和蒋介石对他一样，都是看透了的。但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只是感到“壮志”难酬，忧郁不乐。

　　研究中国“积弱”的“病根”，竭力挽救国民政府

　　1941年春，贺衷寒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1942年9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6年。其间，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在劳动局长任期内，虽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进行技术培训、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涉及到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调整，往往触及到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因而成效甚微。有人曾用“劳动局”3字撰写了一副对联来嬉笑劳动局的工作：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是“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后苦笑着说：“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1947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6月，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不与宣慰团照面，贺衷寒只好怅然而归。

　　在整个国共二次内战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了反共的内战。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亦同时辞职。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

　　贺衷寒在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会实际问题，看到了不少当时中国社会的“积弱”，并就中国落后的实况、病根和危机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后期革命的号角》(在台湾出版时改为《中国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脉”、开“处方”，但由于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不可能看到当时中国真正的“病根”，也不能开出真正有效的“处方”，国民政府仍然摆脱不了丢掉江山的命运。

　　遭受流言，忧郁而死

　　1950年，贺衷寒出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他上任后，首先设立交通干部讲习会，使交通工作人员接受专业训练;接着又制订了交通部所属各事业单位企业化的政策，要求资金向最有利的方向投资，劳力往最有效的地方调配。随后，按科学管理的要求，推出了职责契约制、资本责任制、劳动效率制、工作检核制、公共关系制、资历管理制等一整套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在他任交通部长期间，还撰写有《交通管理要义》、《交通管理论丛》等著作。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为以后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当然，贺衷寒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蒋介石集团“反攻复国”服务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时，特别重视海洋船只的发展，除充实所谓“国营”航运及辅导民用航运外，并成立打捞公司，重建复兴航业公司，以备战时之用。

　　1954年，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之职，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1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以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闲职。这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逐渐在台湾上层人物中传播。贺衷寒本人亦有所闻。有人劝他晋见蒋介石，表明心迹。贺衷寒闻言，久久不说一句活，继而自我表白说：“我贺衷寒前额有字，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搞一个运动，必定有言论、有行动。我贺某未离开台湾一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策的文章与言论，运动从何而来?……”忧郁伤感之情溢于言表，好在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表面上尚能泰然处之。于是，他便于1971年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仅留一个国策顾问。

　　贺衷寒的晚年，除偶尔出席几次会议外，平日在家，或读书看报，或练字作诗，并戒除烟酒，注重身体保养，以求延年益寿。

　　1972年1月，贺衷寒忽感腰背骨痛，赴台北荣民总医院诊治，仍未见效。及4月检查，断定为骨癌，遂转入台大附属医院治疗，贺自知去世已近，曾自我安慰地对家人说：“我已72岁了，不算短命吧!”随后，病势日渐恶化，处于昏迷状态，于5月10日在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