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杜聿明被俘记
来源：站长王坚整理   2018-10-28 20:53:36

　　1949年1月10日，规模宏大的的淮海战役进入了最后一天，数以十万计的国民革命军官兵陆陆续续地放下了武器，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枪炮声终于渐渐停息了下来。也就在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军中赫赫有名的战将、蒋介石的“消防队长”、淮海战役国军方面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中将成了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俘虏，开始了他持续十年之久的战犯生涯。

　　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看过《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一书中杜聿明将军的所写的《淮海战役始末》一文。文章末尾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被俘经历，他在被俘以后最先接待并审讯的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首长，被称为“陈主任”。这位“陈主任”到底是谁，杜聿明不知道，当时他只是猜测“如果是陈毅的话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和他好好谈谈”。就是这位陈主任，最早看出了杜聿明不是什么13兵团的高文明军需官，又反复旁敲侧击最终确定了杜聿明的身份。很可能就是根据这段故事，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才编出了一幕陈毅元帅对着杜聿明一声断喝：“老子华野司令员陈毅，你是哪一个?!”“败军之将-杜聿明”。

　　这位“陈主任”真的是陈毅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陈毅元帅此时的职务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总前委常委，并没有什么主任的头衔。即使有，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他放着几十万大军不管跑到一个前线司令部干嘛?其实，就在杜聿明将军的回忆后面几段，他就明确提到了在华东野战军某个纵队司令部，他见到了姓陶的司令员，姓张的参谋长(按：此处杜聿明将军的回忆可能有误、俘获他的是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郭化若、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军一级指挥员中没有姓张的)和某一位更高级的首长，这位首长才是华野的陈毅司令员。很奇怪的是，杜聿明冒充高文明军需的故事流传很广，对淮海战役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而揭穿了杜聿明把戏的这位“陈主任”却似乎鲜为人知。

　　那么这位神秘的“陈主任”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当时的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11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

　　陈茂辉(1912- )，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杭县赤卫队排长，红一军团二师连指导员，福建军区独立营教导员，中共永埔县委副书记，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营政委，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1年4月从上饶集中营越狱成功，回到新四军后任泰安警卫团副团长，国共二次内战开始后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11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解放军全军整编时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3军第68师政委，1955年获少将军衔。

　　据陈茂辉将军自己回忆，1949年1月10日早晨，有十几个军人(据杜聿明将军自己回忆他当时自称华野第十一纵队)的人出现在政治部附近的某个村口向村民问路，然后居然拿出金戒指作为酬劳。村民又惊又疑遂向驻在村内的四纵11师卫生处报告。卫生处派出两名通信员问话，因为他们自称11师押送俘虏的但是答不出11师的师长姓名，便将他们全数扣押，杜聿明的卫士们虽然装备有冲锋枪、卡宾枪，但自知身陷重围而未敢抵抗。

　　讯问的结果，这十几个人中有一个自称是记者，一个自称是徐州被征用的汽车司机，另有一个穿普通士兵军服中年人的声称自己是军需官，其他八九个人比较年轻，显然都是普通士兵。

　　一场战役结束后结束时政治部主任是最忙的，军政主官可以暂时休息一下睡一场大觉，而政治部主任则要负责整个部队的全部后勤工作的指挥，审问鉴别俘虏当然也是他的职责，不久，这个形迹可疑的军需官、记者和司机就被送到了陈茂辉主任面前。

　　1月10日的上午，地面上已经没有什么战斗，而曾经被坏天气封闭在机场十天不能出动的的国民党空军此时倒是异常的活跃，几架飞机就在大群地被送往后方的俘虏头上转来转去。因为害怕飞机，“军需官”和“记者”、“司机”走走停停，从卫生处到政治部不到两公里的路程居然走了两个多小时，让押送他们的战士见到陈茂辉主任后仍然是一肚子怨气。甚至到了政治部所在的村子，这三个人仍然躲在屋外不肯进屋，那个“军需官”还不停地嘟囔“有飞机，躲一躲吧”。陈茂辉真的以为他是害怕飞机，安慰他说：“你们的飞机也没什么可怕的，炸不到人。”当然此时的陈茂辉还不知道，这个“军需官”哪里是害怕飞机，他是因为周围都是他昔日的部下而自觉没脸见人。

　　在陈茂辉看来，这位军需官此时穿着一身士兵的棉军装，脸上抹得黑黑的，连军需处长都不太像倒是活脱脱地像个老伙夫。他进门以后，向着陈茂辉主任敬了个礼。陈茂辉让他坐下，然后给了他一支解放区自产的“飞马”牌香烟，“军需官”看了一眼没有接，而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抽了起来。他一直低着头，似乎生怕把脸露给别人。

　　陈茂辉端详了他一会，发现他脸上还有没有刮净的胡茬，原来肯定留着是很讲究的八字胡。从他的年龄和身边有这么多卫士、“记者”来看，这条鱼肯定不小，至少也是个军级的(这条鱼比陈茂辉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决不可能只是个军需处长一类的角色。下面就是杜聿明的回忆中那一段著名的对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

　　“十三兵团军需处。”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据杜聿明自己回忆他没有说是处长)

　　“姓什么叫什么?”

　　“高文明。”

　　“这个名字倒不错。”陈茂辉笑着说。“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把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高文明”从衣袋里掏钢笔，一伸手，就露出了手腕上的高级手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美国的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简直象个魔术师”，多年以后陈茂辉回忆说。

　　“写啊，怎么你连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高军需”嘴里说着知道，可是写来写去也只是在“军需处长高文明”的字样上又描了几笔。那个“记者”见势不妙，上前要替他写，被陈茂辉轰到了一边。

　　陈茂辉看透了“高军需”的紧张心情，安慰他说：“你老老实实说出自己是谁不就行了?我们的政策是宽待俘虏，除了战争罪犯杜聿明以外，只要放下武器，不论大官小官，我们一律优待。”当然，陈茂辉主任还不知道，这句话对别人可能有效，但是对“高文明”来说作为毛泽东主席亲自圈定的43名战犯之一，杜聿明当然更不可能主动承认了。所以，杜聿明心里想着：“我就是，你还不知道”，便一声不吭了。

　　陈茂辉又说：“你们国民党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也被消灭了，兵团司令黄维和副司令吴绍周想逃没有逃掉，也被活捉了，你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杜聿明听了一惊，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可以见到他，两三天之内就可以。”

　　杜聿明陷入了沉思，陈茂辉也不再理他，埋头处理自己的工作。

　　这时，又有几批国民革命军俘虏被送到政治部，陈茂辉故意指着俘虏们说：“你看看，这面一堆是你们的士兵，那边一堆是你们校以上级别的军官，他们都是自己主动坦白的。你想瞒过他们的眼睛也瞒不过去，还是主动坦白的好，不要等他们来检举。”“高军需”见到这么多自己昨天的部下又羞又恼，将头深深低下，既觉得自己打了败仗对不起部下，又为解放军明显的怀疑感到恼火，再也不肯看那大群的俘虏一眼。

　　过了片刻，杜聿明想通了些，打算同这位“风度不错”的陈主任好好谈谈，但他觉得附近人太多，谈话不太方便，就要求换个地方。恰在此时，一架国民党空军飞机在附近投下了一枚炸弹，所以陈茂辉误以为杜聿明是怕飞机，就说：“没关系，我们和你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你们的空军有多大本事我们早见识的得多了，它吓得了你们，吓不了我们。”

　　杜聿明见不能换地方就不再说话，只是拼命抽烟和吃他的牛肉干。时近中午，陈茂辉命令伙房给杜聿明等人准备饭菜。既然估计到是个大官，当然就得按照俘获的高级军官的待遇，事隔几十年，陈茂辉仍然记得给杜聿明准备的饭菜是“炒马肉和韭菜炒马肝”(可见这一天对于陈茂辉将军来说有多难忘)。杜聿明心里有事，只吃了半碗小米饭就停箸不吃了，倒是“记者”和“徐州司机”从突出陈官庄后就一直没吃饭，狼吞虎咽吃了个饱。

　　饭后，杜聿明问陈茂辉：“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下?”

　　“也好，等你休息之后我们再谈。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优待，只除了战犯。”(按：这最后的半句话是不久以后杜聿明闹自杀乱子的导火线)

　　陈茂辉以为杜聿明怕飞机怕得要死，又担心他在空袭时玩什么把戏，就命人将他带到了村口一个四外不靠的磨坊里休息。一进磨坊，杜聿明就把头蒙进大衣里睡了。

　　黄昏时分，在村子广场里的俘虏群中，忽然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总司令死了!

　　总司令!总司令是谁?陈茂辉马上想起了那个还没查明身份的“高军需官”。一经检查，原来是“高军需官”趁警卫战士小便的机会用一块小石头猛敲自己的头，打得满身是血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查清楚情况，陈茂辉一面令人用吉普车将杜聿明送往卫生处治疗，并令专人严加看管，一面命令把“记者”立即带到自己跟前。这一次陈茂辉不再客气了：“你到底是什么人?那个‘军需官’到底是什么人?你必须现在给我老老实实全部交代，你再敢坚持反动，我马上就枪毙你。”

　　“记者”魂飞魄散，“我交代，他……他是杜聿明长官，我是他的随从副官。”作为证明，他从身上掏出一副精致的象牙筷子，筷子上的字样表明这是杜聿明在驻昆明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任上过生日时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送给他的礼物。

　　次日，陈茂辉带着一张从师敌工部要来的杜聿明的照片来到卫生处关押杜聿明的地方再去看这位“高文明军需处长”。

　　“你叫什么名字?”陈茂辉笑着问。

　　“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还来问什么?”此时的回答既有几分不耐烦又带着些丧气。

　　陈茂辉对照着照片又仔细端详了一下杜聿明：方方的脸孔上除了没有原来的胡须和多了一圈纱布以外，别的地方完全一样。

　　他的头衔在照片背面写得清清楚楚：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

　　不久以后，杜聿明将军被送到了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司令部，在这里多年来的老对手陈毅司令员。杜聿明的自己的回忆文章里没有提，但是其他当事人回忆他的态度显得相当不服气，摆足了一幅“后退三十里，我们再打一场看看谁胜谁负”的架式，费了摄影记者好大力气才拍出了那张头缠绷带、横眉立目地照片。无独有偶，同样是黄埔名将的宋希濂、黄维在被俘以后也都是如此的桀骜不驯，让解放军的押送人员头疼不已。此后杜聿明将军的历史便广为人知，从淮海战场到济南，最后在1956年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见到了同属黄埔名将的黄维、宋希濂、王耀武，陈茂辉的两三天居然实际上过了六七年。也是在这里，杜聿明将军治好了困扰他多少年的四种疾病，共产党人用和风细雨逐渐打消了他寻死的念头，由对共产党的满怀敌意和猜疑，逐渐变成了信服和爱戴，一直视战犯所为他的再生之地。也是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将军的视力不好，在功德林配了一幅眼镜。以后，因为年事已高这副眼镜逐渐失去了作用，可是将军一直舍不得丢掉这副眼镜，把它当作纪念品珍藏起来。虽经过文革的动荡，这副眼镜仍然被他保存了下来，随着他走完了人生。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将军成为首批获得的特赦的战犯之一。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将军因病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