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树人自传》
来源：黄埔三期 乔树人 撰稿   2018-10-29 13:59:02

　　黄埔三期乔树人

　　乔树人又名茂材，1898年1月7日出生原籍北川县漩坪场，北川万山交错地瘠民贫风俗纯朴稻田极少，尽是山地，多种包谷人民生活大多艰苦，我从小就过的这种生活养成我吃苦耐劳的习惯。北川有石纽村禹穴史载为夏禹降生之地，使我感到贫瘠之乡亦能降生伟大人物，对我励志很大。祖父松满清秀才，祖母宣氏父岳森满清秀才母陈氏兄梓材亦满清秀才，二兄楚才，我居三，父亲和大兄都以教书为业省衣节食聊以卒岁。

　　我1940年任国民政府三十一补充兵训练处长即住家江油县中坝镇现已成为江油人了。妻施瑞芸受过中等教育，大子一谔，二子一勤高中毕业。三子一诚四川医学院毕业，四子一宏初中毕业，女明德明礼系双生均高中毕业，我儿女都是成长在新时代，都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培养教育下长成的，使我有党恩深似海之感。

　　一、求学时代

　　我在清末就随父亲读私塾，并在北川县城刘家私塾读了两年，读的是四书五经受的是封建教育。旋又在北川县漩坪小学读了两年。1912年入安县高小读书，看过梁启超《饮冰室全集》和《盛世危言》使我初步明嘹世界大势和中国积弱的原因，奠定了爱国思想。1914年改入四川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16年因学费无着停学回北川县高小教书，1918年又到省二中复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我同省二中一部分同学立即响应成立川西外交后援会，我被选为川西后援会副会长，电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拒绝签字取消21条罢免卖国贼曹汝霖、陆宗与、章宗祥并在中坝宣传反对日帝，抵制日货，查出中坝贩卖日纱的商人林泽生洋纱八包，在中坝火神庙群众大会上当众焚毁造成声势，使中坝民众受到一次很生动的爱国教育;1919年秋在省二中学校旧制中学毕业仍回北川高小学校教书。

　　二、从戎时代

　　1921年夏为了达到救国志愿慕班超之为人乃投笔从戎到成都考入四川边防军军官讲习所，该所所长为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总督为该军参谋长程沛民，该所学科有：典范令和四大教程术科有操场野外劈刺射击夜战，1922毕业后历任该军第三混成旅排连长营付和团部上尉付官等职，在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和前敌总指挥赖心辉领导下参加四川讨贼各战役与吴逆佩孚派入四川的军队历战川东南一带看见兵燹之后十室九空生灵涂炭民不堪命内心痛苦无法形容。我驻防内江樟木镇时知道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黄埔办有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知识青年学习军事政治作为革命干部，遂决心投敢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乃於1924年冬请假出川。

　　三、革命时代

　　1、1924年冬，我到广东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肆业时军校分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左派)和孙文主义学会(右派)我喜读《向导》和《中国青年》刊物，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加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由于思想进步、工作努力，1925年春经董仲明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东征广东统一战役和沙基游行;1926年1月毕业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员;2月调入党干班，学习地址在广东省农民协会，任教者有毛主席、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俄顾问鲍罗庭加伦将军等，期满后仍回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5月我到广东省城开会，因援助省港大罢工问题与孙文主义学会首领潘佑强发生冲突，我将他打伤，蒋介石震怒将我禁闭半月多，由邵力子说情我才恢复自由。北伐前夕，蒋介石下令黄埔同学不许跨党，我毅然退出国民党保存共产党党籍。

　　黄埔三期乔树人民国时期全家福

　　2、1926年7月北伐，我随军到武汉中共中委吴玉章代表组织派我随刘伯承同志回四川做军运工作，1926年底我随刘伯承同志到泸州起义，刘任国民革命军川军总指挥，我任总部宣传科长兼泸纳军团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灌输社会主义思潮和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播种了不少革命幼苗。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我在刘伯承同志指导下立即向泸纳军团学员讲话揭发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人的滔天罪行，川军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三部惧怕革命势力壮大。联络一气向泸州包围刘伯承同志所指挥的袁炳文、乃光彩、陈兰亭三路司令，部队苦战数月，由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孤军奋战，众寡悬殊，泸州起义逐告失败。

　　3、1927年秋，组织派我到彭县七混成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军支部书记，当时该政治部主任钟克容、团长邝继勋、王含章、均系同志，组织为了培养军事干部，把成都大中校的青年党团员一部分调到彭县成立宣传队，由我兼队长，施以军事政治训练。前成都市市长李宗林即该队学员，营长傅介藩、马道骥与我都是四川边防军军官讲习所同学，经我介绍入党，其他连排长陆续入党的亦复不少，由于在该旅的工作同志不善隐蔽，犯了左倾幼稚病，当时有赤邑彭县之称，引起边防军总司令黄隐旅长、刘蕴冰的怀疑，我于1929年冬被迫离开彭县。

　　四、流亡时代

　　1、1929年，我离开彭县持组织的介绍信到重庆找省委分派工作时，重庆清共甚为紧张，联络通信地点变更频繁，无法投递。后找同志代递，隔了半月，既没有回信，也没有人联络。我孤守旅馆，改换姓名，昼伏夜出，惶惶不安，只好随时改变住地。彭县兑来的旅费50元，又被边防军同学代收入康受天从中吞没，囊空如洗，狼狈不堪，一面变卖衣物维持生活，一面与家中写信请求兑款接济，隔了半月多，接到大哥信一封，兑来路费20元，信内说：父亲病重，望子心切，叫我回家省视。当时看见重庆各报所载消息，不是说某个共产党机关被破获，即说某个共产党员被捕，当时我对革命胜利失去信心，思想产生动摇，经数昼夜思想斗争，最后决定暂时退党，回家教书。把贪生怕死误认为是明哲保身，遂与组织写了一封长信说明退党的苦衷，最后保证三事：一、不反对主义，二、不泄露秘密，三、不出卖同志。我终身守此诺言，此退党信是请重庆马蹄街82号贾德芳同志转的，五年革命废于一旦，当了革命阵营的逃兵，在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可耻也夫，可痛也夫，可恨也夫。

　　兹举数事说明我没有泄露秘密出卖同志。

　　黄埔三期乔树人夫妇合影

　　我参加四川军运工作，只有两个地方，一是泸州起义，二是彭县训练革命干部，地方党组织我没有参加过，一泸州起义失败后，各同志风流云散，当时在泸州革命军川军指挥部任秘书长的熊子骏曾在成都当过教授，任参谋长的韩伯诚，现在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可以调查询问我没有泄漏秘密出卖同志。

　　2、我离开彭县是在1929年冬邝积勋率七混成旅在遂宁双江镇起义是1930年夏，从这个事实证明我没有泄露秘密，双江镇起义失败后，邝积勋部红军师长傅介藩潜来重庆我多方掩护并支助路费，这是我退党后的态度。

　　3、前成都市长李宗林兼省统战部副部长，是彭县宣传队学员，1965年我由北京到成都与省委统战部联系，临走时省统战部工作赵同志(女)送我路费时说李部长曾在开会时说过乔树人退党后没有泄露秘密出卖同志，请询问省统战部赵同志。

　　五、从政时期

　　1、1929年冬，我将要回家之际在重庆公园碰见前四川省立第二中学校长伍心言他约我晚间在住所吃晚饭时他说：现在二十一军成立政务处，管理戍区民财教建，李公度任处长，伍任副处长。成立伊使需人较多，他劝我勿回北川到财政处做事，我勉为承认。隔了三天伍心言亲自把政务处参谋委任状与我送来，1929年冬末，我就到二十军政务处任参议办理教育科文职工作。当时我怕黄博同学看见我有危险，我在政务处办公总是早去晚退。李伍两处长误认我负责守纪、勤恳供职，没有好久，推荐我任涪陵县鹤游坪县佐。

　　2、1930年夏我到涪陵县鹤游坪任县佐，我虽然退党，但朝气犹存，我对打倒土壤劣伸这个口号印入脑海很深，我调查鹤游坪豪伸势力很大，当地恶霸有“三怪”“五惧”“七雄”之称，人民饮恨吞生，莫敢谁何，我物色开明士绅，白性初任区长，物色大中毕业生任镇乡长，把土劣把持的政权大部撤换，草营人命的恶霸冯献捷潜逃重庆，经我派人前往捕获，县佐点团费漏规经我取消减少人民负担，人心称快，尤其是铜锣镇恶霸罗天叙，绰号天大爷，更为凶恶，杀人越货，无法无天，我率队到该镇将其武力摧毁，并没收他的田产充作军费，涪陵县有案可查。是年冬土劣何卓秋勾接伪二十一军旅长范子英控告我是共产党员，组织青年宣传赤化。伪军长震怒，将我撤职查办，后经李、伍两处长多方解释，我已脱党，始克了事。

　　3、1931年施仲馀任南川县县长，他曾任过涪陵县建设局长，我任涪陵县鹤游坪县佐，因此相识成了朋友，他请我当南川县县政府总务科长，我在南川县任科长时，指定中庸之道，对人处事采取不急不躁的方式，1932年冬由施县长介绍与他远房姑母施瑞芸结婚。

　　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四省，国难严重，为了收复失地，公馀之暇即研究军事以作抱国的准备，1931-1933年都在南川县任科长。

　　六、深造时间

　　1934年1月施县长交卸，我由南川到重庆见报载陆军大学校特别班第二期将在秋天招考，我决心报考陆大。以求深造。籍以达到抗日救国的志愿，我遂在家温习四大教程。一日黄埔同学王先衢到家看我，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准备到南京报考陆大，他说你的色彩太浓，到南京恐有危险，我说怎么办?他说现在同学有个组织叫复兴社，宗旨复兴民族，同学十之八九都加入，他劝我加入该社以作掩护，我当时求学心切，未加考虑由王先衢贪绍就贸然加入复兴社。

　　但保送部队单位又成问题，时中央驻川军事特派员陈沛民在成都，他是前四川边防军军官讲习所监督，与我有师生关系，我就到成都请他设法找部队保送，他与二十军军长杨森交好，他立即打电报与杨森，请他以该军校官以上在战军官名义保送投考陆大，杨森复电承认用该军第二混成旅副旅长名义办了一个书面公文，保送投考陆大，我拿到保送公文就到南京报名，住灵谷寺努力温习军事教程，秋间就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校特别班第二期肄业。

　　一月后复兴社派人来校编组，我编入夏日长组同组有曾广武、成刚、刘家树均系黄埔兼陆大同学，每月到明瓦廊(黄埔同学会地址)听报告一次，内容是国家至上，民族圣上，军事第一，领袖第一和德国富强之道的反动法西斯的谬论，讲话的有贺衷寒、康泽、骆德荣等，我非常懊悔，消极抵制或借故请假不去听报告或称病不参加小组会。我在陆大抱定纯军事观点勤奋学习，同学均有实缺实薪，杨森保送只有名义没有实薪，我的生活非常困难，幸赖黄埔同学资助勉强毕业。

　　朱德抗战期间写给黄埔三期乔树人的亲笔信(1)

　　1938年夏复兴社在汉口宣布解散另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号召复兴社成员加入，我拒绝参加，即与该社断绝关系。我在陆大肆业三年，不能忘情的是陆大教育长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和日本陆军大学校毕业，他思想进步学识渊博，曾任过驻苏大使，对世界形势了如指掌，对中国国防颇有研究，他在陆大的教育计划图上作业和现地战术均以日本为假想敌，他著有《新国防论》，他在军人中颇有声望，遭蒋嫉妒，抗战期间投闲置散，殊为可惜，1949年他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道经香港，为蒋刺杀，不胜哀悼。

　　七、抗战期间

　　1、1937年秋，我在陆军大学校特别班第二期毕业，我被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正值卢沟桥事变，抗战军兴我调国民党军令部服务。

　　2、军令部是大本营，指挥全面作战机构，军令部为了统一指挥传达抗战方略，各集团军都派有高级参谋。我於1937年底派到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任高级参谋。在武汉出发前，军令部又派了三个参谋，都是康泽介绍的，一个姓李的派到十八集团军150师任联络参谋，一个叫李克派到120师任联络参谋，一个叫萧御寰派到129师任联络参谋。我都不认识康泽为我同他介绍的三个联络参谋饯行，康泽介绍他们三个都是黄埔同学，要我与他们三个联系，席间假做殷勤给我派了一个副管和两个卫士，明是保护，暗是监视，我心里非常愤慨。

　　1938年1月，我到了山西洪桐会见朱总司令，见他态度诚恳，生活朴素，我非常感动。我驻总部他们三个联络参谋到各师去了，不久总部由洪桐进驻沁县道经良马镇，正值日寇烧杀之后，尸横遍野，其情至惨，我痛哭失声，深感到覆巢之下无完卵，我登即写了一首旧诗表达我坚决抗战的心情：

　　“尸横遍野血模糊，立马停看泪眼枯，数处村庄成瓦砾，几家妇孺断头颅，国仇未报心常碎，民愤不平气难舒，天下兴亡都有责，同心协力灭倭奴。”遂报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旨，我同总部到了沁县小东岭为了消除疑虑，既不与康泽通电，又不与他派去的三个参谋联络，我拍电报到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内容都先交朱总司令左权首长看过，有利抗战，有利团结，电报是总部电台代发的，又鉴于十八集团军指战员斗志昂扬，惟械弹缺乏，自告奋勇，1938年夏奉朱总司令使命到武汉领取械弹，见蒋介石时先把日寇烧杀华北人民的惨状照片一厚册交给他们看后，反复陈述应本共同御侮之旨，作救亡图存之谋，非团结不能抗战，非补充不能杀敌，并报告十八集团在平型关长乐村英勇抗战的经过。蒋介石批准发给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平射炮六门，由我亲领、亲运、亲交总部(朱总司令曾电西南军政委员会证明)，此为我拥护中国共产党之铁证。

　　朱德抗战期间写给黄埔三期乔树人的亲笔信(2)

　　1938年7月，我到延安晋谒毛主席，畅谈数小时，敬聆毛主席论持久战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深佩伟大领袖英明卓见，使我终身爱戴。

　　一次军民群众大会上边区政府林柏渠请我讲话，我为了表达精诚团结，共赴团难之旨，曾在大会上说了这样的话“在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员同共产党员的汗和血流在一起，打倒了北洋军阀统一了中国，这次国共合作我们的汗和血流在一起必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1938年9月，国民党政府怀疑我调我回武汉，康泽见了我责备我不与他通电，又不与他派去的参谋联络，我愤而向军令部请假回重庆照料家事。

　　3、1938年12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保荐我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一厅科长，主办对日作战业务达一年之久。

　　4、1939年11月，国民党军令部兵役署长程沛民与我有师生关系，保荐我任国民党31补充兵训练处少将处长，驻中坝辖六团。由于我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系统中没有带过兵，所有团营连排长，都由国民党军政部派来。其中来源可分三种：①各军事学校新毕业学生;②编余军官;③在乡军人。思想复杂，品质不纯。为了训练新兵补充前线，达到明耻教战的目的，乃在中坝报恩寺设一军官队，抽调各团军官轮番受训，精神教育着重抗日救国，军事教育着重射击劈刺夜战，我在军官队同学录序言里有这样的话：本明耻教战之旨，作救亡国存之计，成则为少康中兴之一旅，败则为田横壮士之五百。这就是我当补训处长的抱负(同学录已存江油县公安局)，为了培养军士，又在禹王宫设一学兵大队辖六队，每团一队，都收到一定效果。

　　由于抗战军兴物价波动，法币贬值待遇菲薄，造成个别干部有克扣粮饷的事件发生，经查出驻武都的第二团虐待病兵，情节恶劣，我亲到武都，一面抓紧治疗病兵，一面将第二团徐震球团长撤职，交军政部法办，克扣粮饷的事件得到了纠正。

　　1940年冬由六团缩编为四团。

　　1940-1941年病兵死亡极少，1942年政府改变交兵办法，过去是由前方部队到后方接兵，从1942年起是由后方部队送到前方交兵，我处各团由中坝出发送到云南前方等地交兵，步行几千里风餐露宿，容易生病，前方部队只收好兵，不收病兵，各团仍将病兵带回中坝，约计100名左右，仍在中坝戴乘寺设临时医院，以军医何镜秋为院长。为了集中治疗，将各团军医、护士调到临时医院服务，时滇缅路被日寇封锁，西药来源断绝，乃改用中医，时法币贬值更为严重，每连每月14元的医药费不够一个病兵一日的药费，但政府的供给制度照旧不变。乃将我处办公杂费用压缩作医院费用，我将自己工资捐作病兵糖果费之用，我到医院慰问病兵，每人发给糖果费三元、五元不等。由于抓紧治疗，病兵好者占绝大多数，死者仅少数，我执行了政府不合理的供给制度，危害了劳动人民，每一念及良深内疚，曾迭次向党交待认罪。

　　中共对黄埔三期乔树人确认为抗日将领

　　我在国民党三十一补充兵训练处任内，由于制度关系造成在短期内任江彰特委会主任委员的过失兹叙述如下：

　　江彰特委员会是怎么一回事呢?1940年冬天江油县县长杜赘、彰明县长王文彝约我到江油初中开会，我到得较迟，我看见江彰两县党政军负责人都到了，首先由杜县长发言，江彰两县县政府县部接到四川省特委会通知，在中坝成立江彰特委会，明文规定由驻军长官兼主任委员，乔处长是两县驻军最高长官，我们对人事上以报乔处长任主任委员，江、彰两县县长任副主任员会，我登即表示训练新兵无暇兼顾，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将主任委员会张群，副主任委员川康绥靖主任邓锡候兼，我呢表示不干，众口同声说条文规定不要推辞，我只好当了一个挂名的特委会主任，没有参加过实际工作。

　　31补训处自1940年1月成立至1942年年底裁撤，约计三年时间。补充前方抗日部队的士兵达三万多人，裁撤时有四团人，以两团拨交，后勤部开赴云南，两团拨潼蓬师管区作补充团，我调潼蓬师管区任少将司令。

　　5、1942年11月31补充兵训练处裁撤后，是年12月我到三台就任潼遵师管区少将司令新职。由于我就任国民党三十一军政训处达三年之久，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就职之时着重纪律和生活两事，关心士兵，部队呈现朝气蓬勃的现象。1943年春，由于抗日战争持久，物价飞涨，官兵待遇菲薄，我在纪念周讲话时曾说：“我们要学习八路军朱总司令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作风”，副师令李华骏抓住这个话，秘密报告政府，指责我在官兵中宣扬共产党军事领袖朱德的优良作风，联系他过去为八路军领取枪械弹药，暗中通共，毫无疑义，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共赴国难，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于是政府不敢提出我通共作为罪名，遂借题发挥，以莫须有罪名将我撤职查办。

　　八、牢狱时期

　　1944年夏，我将司令职务交给司令王伯骧接任后，即到重庆后被政府张冠李戴借题发挥，以“纵放毒犯”罪名处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于1944年8月18日将我关在重庆土桥堡监狱，开除国民党党籍，撤销军衔、党籍、公职，我在狱中曾写了这样的诗句：八年全面抗战心如铁，三字含冤泪满襟。为什么国民政府对我借题发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原因有三点：1、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与我坚持抗日、坚持团结的报负是不相融的;2、1938年我任十八路集团军高级参谋，我到武汉曾替十八路集团领过步枪子弹一百万发、平射炮六门，由我亲领、亲运、亲交。当时见到蒋介石，我反复程述，非团结不能抗日，非补充不能杀敌，当时共产党势力很小，蒋没太在意，1944年共产党势力壮大，蒋因此对我恨之如骨;3、在大革命时期，1926年5月，为了支援省港大罢工，我曾与孙文主义右派潘佑强发生打架事件，被蒋介石禁闭半个多月。北伐前蒋介石通令黄埔师生不准跨党，我毅然退出国民党，保留共产党党籍，李华骏秘告我通共，国民政府当然相信。以上就是政府欲置我于死地的原因。

　　我在牢狱自度难脱虎口，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国民政府颁布大赦。我被减刑，执法分监万倚吾是我陆大特二期的同学，他在档案中查出我坐牢是个冤案，乃主动营救我，乃授意监狱长申报我病重，由他批准我保外就医，于是恢复自由。

　　九、赋闲时期

　　1945年12月，我借病保释回中坝，即与国民政府一切两断，我深恨蒋介石勾结美国出卖祖国。本拟到华北参加八路军继续革命，惟家庭拖累太大，儿女均在稚龄。国民政府黄埔同学约我做事我都一概拒绝。1948年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厅长任党伍因事到中坝来我家看我，我称病不见，剑阁专员刘骞保荐我任平武县长，我严词拒绝。1945年-1949年，一贯过清贫生活，我从未为政府做过事。渴望解放如大旱之望云霓。

　　十、解放前后

　　1949年9月，我到绵阳会见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靖副主任曾扩情的经过：国民党四川保安处处长王元辉(黄埔军校四期同学)，由武都转中坝到我家来会我，他说胡宗南现任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曾扩情任副主任(黄埔一期同学)，又到绵阳，约我到绵阳一晤。大概是让我当幕辽，我在中坝赋闲五年，每日读史学诗，不问政治，王邀我去。我怕被胡曾二人加害，于是到绵阳南山寺与他们相见。胡、曾二人约我吃饭时说：“你是黄埔陆大毕业，正够资格，现在国民党有亡党危险，校长(指蒋介石)指定胡主任同我团结黄埔同学做救亡国存之计，你是同学不能袖手下旁观”。我说：“我早已开除党籍，党的存亡与我无干。”我最终没有与他们共事。

　　1、维持中坝真空时的安全

　　1949年冬天，中共地委王朴庵，民主人士付子东转达陶理轩同我在中坝真空时期要出来维持安全，我同陶挺身而出，组织各届人士维持社会治安，修筑工事，阻档胡宗南溃军入城骚扰百姓，胡宗南溃军见中坝防范甚严，未敢侵入。

　　冬月初三早晨，人民解放军独三军先头团到达，我同陶理轩率领各届人士开城迎接。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先头团，潘国长见中坝秩序良好，对我们嘉奖倍至，而后独三军过道，我们代办粮食，供应蔬莱，独三军军部曾来电致谢，这是我同陶理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维持中坝真空时期安全的经过。

　　绵阳日报对黄埔三期乔树人事迹的报道

　　2、策动剑阁国民党专员刘骞率队起义的经过

　　1949年冬初，剑阁专员刘骞(黄埔三期同学)率五个保安中队到中坝，他住我家，问我该怎么办，我先给他分析了形势，国民政府必然跨台，共产党必然胜利，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上策通电起义，中策缴械投降，下策抵抗，那等于是自取灭亡，于是我将情况报告市政府讲明情况，周市长表示欢迎，于是指定他们在武都缴械投降。

　　3、到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祝贺刘伯承解放西南

　　1949年夏天，我因刘骞之约，到成都会见郭勋祺(陆大同学)，他任国民党襄樊警备司令时被刘伯承俘虏。因为他曾营救过共产党员，刘伯承把他给释放了，并托他到四川做策动川军起义工作，刘在襄樊曾问郭：乔茂材现在在做啥?郭答：他回家后就没有做事，刘又说：为什么他不出来革命?郭回答：他的儿女均在幼龄，家庭生活困难，不能离开。郭对我讲这些事情后我非常感动，因此，1950年1月上旬我就由中坝动身到重庆，写了一封信给刘伯承主席，刘见信后就派刘连波委员到旅馆来看我，刘伯承要我写了一份自传送去，我把自传送去后，西南军政委员统战部陈子健约我谈话，我会见陈子健后，他叫我去公安部会见余主任，我会见余主任后余说：自传上有些问题尚不够名确，叫我写一个补充说明。后来委我任十八路集团军高级参谋，有特务嫌疑。我登即说：抗日军兴，国共合作，军令部为了统一步伐，派我到十八集团军传达抗战方略，我到晋东沁县住总部，我的工作宗旨是：精诚团结，共赴困难，为了清除疑虑，我每次电军委会军令部的电稿均先交朱德、左权两位首长看过，由总部电台代发，内容都是有利团结、有利抗战的电报。我鉴于八路军指战员斗志昂扬，唯枪械弹药缺乏，我自告奋勇，奉朱总司令使命，到武汉面见蒋介石、何应钦，我反复陈述非团结不能抗战，非补充不能杀敌，经蒋介石批准发给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平射炮六门，由我亲领、亲运、亲交，如果不信请电告朱总司令问明情况。半个月后，余主任约我谈话，对我非常礼貌，说朱总司令已有回电，你在八路军当高级参谋的情况与你所说的情况相符，对团结有贡献，国民政府怀疑你才把你调走的，刘伯承主席开会决定留你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不知你意下如何?我说愿意工作，为人民服务。

　　当时我在重庆会见中坝商人，说：“中坝驻有起义部队，秩序不好。”我打算把家人接到重庆，我就去见余主任说：请转告刘主席我回中坝安顿家事，安顿好后就回重庆服务。刘主席同意后并送路费叫我走时去领，我走时只去公安局领了路票，未去余主任处领路费。回中坝后，见了杨耀、林宗华县长，他们说江油解放未久，地方需要像你这样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届人士，起桥梁作用的人。接二连三要我担任各种工作，于是我就没有到重庆去成，就安家在江油。